“说起来，你和匠仔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周末上午，高千来二手书店看我，结果我一句话就让她“破了防”，不小心把咖啡给碰翻了。一向镇定的高千似乎也扛不住这种问题，脸颊也多了几分红晕：“说什么呐，难不成你这么快就有了？”
“没有没有，就是我总感觉老板似乎有点急，”我重新给好闺蜜泡了一杯咖啡，“按理说他刚三十出头，我年纪也不大，过几年要孩子也完全来得及，没必要那么急的，但最近我总感觉他心里有东西藏着。”
“会不会是那本书的缘故？”高千指了指我放在书桌上的《塔斯马尼亚》，这本书也是匠仔拿来的，说是计划做下一期“獭祭蠹鱼”的“阅读世界”选题，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读。
“你今天不做翻译的话，要不先读一读，然后再和老板聊一聊，说起来他今天人去哪里了？”高千左顾右盼，好像我“金屋藏娇”一样，我没好气地拍了她一下：“不是说了去社区活动，摆公益书摊的嘛。”
“对哦。”高千作“恍然大悟”状，显然是故意的，毕竟老板在的话，我们也不好聊女孩子之间的话题。
不过，塔斯马尼亚，这是什么意思啊？
“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岛，”老板摆摊一直摆到傍晚，晚上回到家和我聊起这本书时解释说，“在书里，乔尔达诺借物理学家诺维利之口，设想了世界末日来临时的避难场所，这就是塔斯马尼亚。”
“足够靠南，可以避免极端气候，拥有很多淡水储备，处于民主状态，也没有人类的天敌，”我一行行字读下来，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本书到最后，主角乔尔达诺好像也没前往塔斯马尼亚吧。”
“恩，塔斯马尼亚更多地是虚指，可以是救赎的港湾，也可以说是在现实社会中遇到困境的‘备选计划’。书里乔尔达诺和妻子洛伦扎为了缓解婚姻危机，前往好几个岛屿度假，有瓜德罗普岛、撒丁岛这些，这些岛上还和其他人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两人关系一度更加僵化。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塔斯马尼亚，”老板顿了顿，说，“其实书里也只提到了两次塔斯马尼亚，第二次是在尼克·凯夫重新开演唱会的时候，他选的地方就是塔斯马尼亚，这个尼克·凯夫是真实人物，澳大利亚的知名音乐人，他失去孩子的事也是真的，而且还失去了两个。”
《塔斯马尼亚》这本书里提到了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在故事里的时间线上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正在研究宇宙飞船的马斯克、被枪击的安倍晋三，当然还包括在真实与虚构间摇摆的乔尔达诺本人。尼克·凯夫在书中占用的篇幅并不长，但某种意义上又很重要。因为《骨架树》这张专辑里的歌传递的丧子之痛，让乔尔达诺思考：假如为人父就意味着有可能经历如此痛苦的分离，那么成为父亲真的不适合我。最终，尼克·凯夫的哀叹，“终于打消了我对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渴望”，他开始考虑，能否将洛伦扎的儿子欧金尼奥视作自己的孩子，从而让自己成为父亲。
“书里乔尔达诺至少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孩子欧金尼奥，作为‘异生父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是年龄相差很远的兄弟、一对奇怪的朋友，也是父亲和儿子，我其实也担心自己没办法生孩子，”老板用冷水洗了脸，看样子是想让自己冷静一点，“事实上，乔尔达诺还有一次失败的婚内出轨，而他的妻子洛伦扎因为自己年龄的原因，表示‘我一开始就不占优势，我不干涉’……”
“STOP！！！”我打断了老板的自言自语，“书里的故事只是故事，不管我们将来会不会有孩子，什么时候有孩子，重点是我们两个人是否相爱着。”
随后，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如果让我概括阅读感受，我想到的词是‘去雄性化’，也就是乔尔达诺和父亲交谈时用的词，”老板斟酌着用词，“乔尔达诺的父亲一直在强调饮用水中极高比例的雌激素，在他看来，这会对繁殖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乔尔达诺于是联想到自己和洛伦扎之间生育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其实也并不仅仅只发生乔尔达诺身上。”
“乔尔达诺是一个，还有诺维利，对吧。”书里这个角色并不怎么讨喜，作为女性，我并不喜欢这位强调女性科学家平均能力较差的科学家，毕竟他在否定女性科研成就的同时，也会感慨自己的妻子“（要是）能照顾一下孩子们，那对大家都更好”。不过，因为争议言论被学校和科研机构抛弃的诺维利，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去雄性化”这个词。
“还有一个情景，是在乔尔达诺的传播学课程中，一位物理学的女研究生向乔尔达诺强调，应该正确地称呼居里夫人为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卡，”老板有些无奈地摊手，“乔尔达诺去阅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其中第一页就明确写着‘我来自波兰，我的名字是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卡’，不过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男女对立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准确与否的问题。”
“你是觉得居里夫人比这个很长的波兰姓氏更准确吗？”我开玩笑说，“会和诺维利教授一样被攻击哦。”
“在玛丽亚还没有和皮埃尔结婚时，我们当然只能以那个略显冗长的姓氏来称呼她，但是在诺贝尔奖颁奖时，授予的应该是已经更改了姓氏的玛丽·居里，”老板为我翻到书中乔尔达诺参观居里博物馆的那一页，“这里，乔尔达诺笔下，居里夫人和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卡是混着用的，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拉扯、拧巴的状态吧。”
“就像乔尔达诺和洛伦扎，朱里奥和前妻柯芭，诺维利教授和妻子卡洛琳娜一样。”
如果说《塔斯马尼亚》这本书有所谓的“主线”的话，乔尔达诺和洛伦扎的夫妻关系或许算是一条，从因为怀不上孩子而陷入焦虑，到争执、冷战、冲突，直到乔尔达诺做白内障手术时，两人的关系得到了缓解，或者说，“恩爱更胜以往”。
但与之相对的是几条副线里的男女，比如乔尔达诺的大学室友朱里奥一直在和前妻柯芭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他们两人从大家眼里天造地设的一对，因为经济和其他各种原因分道扬镳，到最后似乎也没有缓和的可能。还有为乔尔达诺与洛伦扎讲授婚前课程的神职人员卡罗尔，他的爱人艾丽莎比他年轻二十多岁，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尽管卡罗尔再三强调“我们是相爱的”，“我们的结合是宿命”，“（我们在一起的）结果已经注定”，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艾丽莎其实已经抛弃了这个老男人和前任在一起了。
“你是在担心我吗？担心我像艾丽莎那样？”我躺在老板身边，握住他有些冰凉的手，卧室里没有开灯，但在黑暗中，我们却更能感受彼此的存在。
“不能说完全不担心吧，只是这几对CP，关系似乎都倾向于斗争和冲突，”老板的手用力扣住我，十指相错，似乎怕我抽走，“这几个男人其实都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弱势地位，包括诺维利教授，他们的生活一团糟，似乎无力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他们，或者说我们，才需要塔斯马尼亚不是吗？”我侧过身子，轻轻吻了下我的爱人，“原子弹爆炸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焦虑，比如气候问题、性别歧视、恐怖袭击，乃至现在的关税冲突。个人的微小不幸，和全球性的灾难，一定程度上是相关联的，就像书的最后，乔尔达诺前往日本采访原子弹的幸存者后代时，对为什么要写长崎原子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为每一件令我流泪的事情而创作。
“我感兴趣的是前一句，‘死者本身就是辐射’，物理学上的解释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原子会持续不断地散发辐射，诗意一点说，则是人即便逝去，也会持之以恒地对周边的人施加影响，”老板也侧过身子亲吻我，黑暗中我看不太清他的轮廓，“这也许只有乔尔达诺这样兼具科学知识和文学修养的人才会说出来吧。”
前段时间我搬进来，收拾屋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老板好多年前自己编的一本诗集，里面有一首《哥本哈根》，表面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其实写的是物理学家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故事。这种跨越科学和文学的创作，或许很“乔尔达诺”。有意思的是，海森堡和玻尔都出现在《塔斯马尼亚》这本书里，玻尔和爱因斯坦一样怀疑原子弹是否能制造出来，战后他们也一直反对核战争。而海森堡则在二战时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我小时候读过海森堡的传记，印象中关于原子弹，战后海森堡等人表示自己是出于良知，才故意让德国没有制造出原子弹，但其实他们离试验成功还很遥远，同样速度太慢的，还有为日本制造原子弹的仁科芳雄，”老板用特摄剧《赛文奥特曼》中的比喻为我解释，“这场马拉松比赛美国率先撞线，意味着日本和德国的失败。但这场一边吐血一边奔跑的马拉松仍然在继续，尽管公众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比如熊培云的书里大篇幅讲述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威胁，却没有给原子弹足够的篇幅。”
因为美军某位高层在京都度过蜜月，京都得以幸免于难，又因为云的缘故，长崎成为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目标。然而和遭受轰炸的民众相似的是，“辐射在科学家中间同样进行了一场屠杀”，费米、斯洛廷、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乃至居里夫人本人都饱受辐射带来的病痛折磨。
“如果我们看得再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关于原子弹的内容渗透在这本书的肢体里，从目录到这本书的结尾，”老板打开台灯，橘黄色的光照亮了我们，“或许现在给我们提供光明的电，就有一部分来自核工业。居里夫人尽管饱受辐射之苦，却一直相信自己发现的辐射只会给人类带来福祉。而对于书里的乔尔达诺，也许原子弹才是他的塔斯马尼亚，他以‘我专注于工作’这个借口逃避洛伦扎，逃避生不出孩子的焦虑。”
“乔尔达诺没办法和洛伦扎生孩子，朱里奥和柯芭或许是因为经济原因分道扬镳，卡罗尔和艾丽莎的疏远也许是年龄和两个人观念上的距离，”我直起身子，面对面看向老板，“但是有再多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也不要逃避，好么。”
我和老板的未来会怎样呢？
也许会和乔尔达诺书里的几对男女一样，陷入争执，彼此疏远；也许始终相爱，幸福美满。但作为还算理性的人，我很清楚第一种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第二种。
“我们把书店当作塔斯马尼亚吧，我们两个人的塔斯马尼亚。”我呢喃着，用股四头肌紧紧地夹着我的爱人。
他更加疯狂地回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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