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网友徐老师，他性喜读书，搜购旧书之余，往往能根据书籍扉页上的题赠，结合网络上搜索的信息写成小文，投稿给我们系统的内部连续出版物。这些文章篇幅不长，内容也“旧书论书”，算不上什么大手笔，但言之有物，妙趣横生，给人一种“但得爱书人似我”之感。
近来读朱航满老师的《立春随笔》，前几篇文章同样以旧书上的题赠为线索，挖掘旧书背后的人与事，与徐老师的文章可谓一个路子。纸质书与电子书相比，在信息传递上可能还略有不如，但却能给爱书人提供书籍之外的信息。比如朱航满有一册王元化的《清园论学集》，上面就有许多被白色颜料涂抹的批注和划痕，“从这些被涂抹的颜料下，依稀可以读到一些关于此书的片言只字，其中颇多关于王元化在黑格尔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要是将来能有技术复原出这些批注，未尝不是一份珍贵的材料。
我时常想，朱、徐两位老师读书撰文，是符合所谓的“IKIGAI”的。“IKIGAI”大意是指从“我所热爱的”“我所擅长的”“世界需要的”“可得报酬的”四个集合中求得子集。读书撰文自然是两位老师所喜，也是他们的长处，写成文章集结成书，自然少不了润笔。但说“世界需要”，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在书籍这片园地里挖掘出一些有趣的材料来。
在朱老师诸多文章中，我最喜欢《谁是Xiao Wenyuan》这篇。此文的缘起是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由学者段炼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翻译而来。在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中，主编和翻译Joseph S.M.Lau、Howard Goldblatt选了一位Xiao Wenyuan的散文《A BIZARRE KIND of ROBBERY》（段炼翻译为《一件离奇的盗窃案》）。根据网络查询可知，Howard Goldblatt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那么Xiao Wenyuan和Joseph S.M.Lau又是谁呢？
段炼未能查出Xiao Wenyuan的中文姓名，只能根据英文原著中的作者简介给出“生于一九三三年，男性，五十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任职于天津市作家协会，写作小说、散文、诗歌”等信息，并表示拟将作家的姓名翻译为“肖文源”。说实话，这个做法未免有点“不太负责任”。所幸朱航满想到中国作家网有一个“会员词典”，“这位Xiao Wenyuan先生，如果还算是一位较有成就的作家，至少应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吧”，果不其然，在“会员词典”的X类别中，确实有一位名为“肖文苑”的作家，除了并未毕业于南开大学，其他相关经历也都能对的上。朱航满将此事写成文章发表后，肖文苑的女儿来电表示感谢，并来信告知，《一件离奇的盗窃案》原刊发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篇幅约2000字，谈唐代诗人李涉在江西九江遭到劫匪拦路，劫匪得知李涉的诗人身份后，命其现场作诗一首。李涉感其诚意，当即作诗《井栏砂宿遇夜客》。劫匪得诗后，竟予以放行。肖先生从这一“作诗退匪”的佳话出发，对李涉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赏评。
后来，《湛江日报》2017年8月19日A5版“书香”副刊刊发吴锷的文章《吴川人的文学作品 收入美国大学课本》，介绍湛江吴川作家肖文苑，并指出Joseph S.M.Lau即刘绍铭，为广州惠州人，“喜好肖文苑”的作品。这也可以解释肖文苑的作品为何会被美国大学教材相中，并“出口转内销”。刘绍铭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译者之一，我虽然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却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当然，吴锷把Joseph S.M.Lau翻译为约瑟夫·S.M.劳，显然是不太准确的。从网上查到的粤语拼音方案来看，au发欧的音，Lau即刘的粤语拼音拼法。
吴锷在文章中称赞朱航满“学识丰富，勤读善思，心怀中国现代文学，关注老一辈作家”，并认为“这种敬业认真，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其实，“敬业认真，对读者负责”也正是做校对工作所需秉持的初心。有趣的是，朱航满在谈及另一本年轻作者的书时，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在《东瀛旧书肆闲抄》一文中，朱航满误将《京都古书店风景》的作者苏枕书认作男性，“此书作者苏枕书我以前不熟悉，读毕全书大约可以看出，他是在京都大学留学的爱书人，回国后写成了这册著作。”其实苏枕书时至今日仍然负笈海外，并不存在“回国后写成”一说。
在读过浙江工人日报刊发的《跨界人生很受用》后，我就一直留心这些“按照自己的节奏和盘算，沉潜一地，专研一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然后结出大大的果实”的人。朱航满也表示，一个学者在本学科做出成绩，算是高人，而如果在不相干的领域里也能有所成就，就堪称是奇才了。这类“奇才”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便是研究科学史的戈革先生。戈革生前系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研究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以一己之力翻译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十二卷文集，获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我小时候读过戈革先生翻译的《玻尔传》《海森伯传》，印象深刻，迄今难忘。事实上，在翻译和学术研究之外，戈革多才多艺，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绘画……他还为钱锺书先生刻过六枚印章，分别为白文“钱锺书印”、朱文“默存”、朱文“槐聚”和朱文“默存存赏”（朱航满先生原文仅介绍了这四种），钱锺书对这些印章颇为喜爱，“生前用印，不出此六种”，与戈革通信时不但提及“尊镌印刻，至今宝藏，未遭劫火”，还特地钤了戈革所刻的三方印章，并特别注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
正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戈革先生癖好之多，兴趣之广，亦为世所罕见，比如戈革曾毫不客气地谈道，他在篆刻、武侠小说和科学史研究方面都是可以带研究生的。戈革在篆刻上有两大创举。其一系他曾为《红楼梦》中的五百余人物刻印，成一册《红楼梦人物印谱》；其二系其曾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千二百余人刻印一千六百多个，成一册《金庸小说人物印谱》。而在文学研究上，他曾撰有《挑灯看剑话金庸》，还写过大量妙趣横生的文史类文章，结集为《渣轩小辑》。“渣轩”来源于戈革的一个书斋名“玉渣轩”，其来源是上世纪50年代时，年轻的戈革在文物商店看到一串“玉片”，店主以“玉渣”贱卖，戈革买下后，发现其中还有墨玉小戈和黄玉小斧各一件（暗合了戈革姓氏）。而“玉渣”之名，除了怀念这段往事，还表示对自我劳作的“残渣”的自珍自爱。毕竟对于戈革来说，对于古玉器的喜好是他唯一达到“入迷”的境界之事。然而，因为古玉器“舍不得死”的戈革最终还是亲去询问“哥本哈根之谜”，他的著述和翻译，却实实在在地留下了“IKIGAI”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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