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黄维樑教授的名字，源自江弱水的《古典诗的现代性》，在这本书的绪论部分，江弱水提到了其师黄维樑《唐诗的现代意义》（见《中国文学纵横论》）一文。我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虽然引述了黄维樑的观点，但其实并没看过其专著。毕业多年后，黄维樑教授来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写下游记长文，挥洒自如，信笔由缰，可惜我已毕业多年，终未能得见尊颜。
此次，浙江古籍出版社拟将黄维樑《文学家之径》收录于“日知文丛”出版，我得知此事，主动请缨校对一职。一来是因为昔日写毕业论文时，没有扎扎实实读黄教授的专著，读一读散文篇章，算是补偿；二来是黄教授的文章论古说今、纵横中西、兼具理趣，实是“学者散文”中第一流的佳品，读之如饴，校之亦愉。
在本书第四辑，黄维樑以“博雅而有文采”为题，为“学者散文”下了定义。从台湾的余光中到香港的梁锡华、大陆的喻大翔，再到方忠、丁晓原等学者，在讨论“学者散文”时，都侧重情趣、智慧、学问。虽然在具体描述时，各位学者有采用书卷气、理性等不同的用词， 但大体上都是强调知识、学理——这是学者特色，以及趣味——这又是散文所需了。
黄维樑自己从古今中外找论据，虽然西方似乎没有“学者散文”的名目，但黄维樑自己的武功师承——《文心雕龙》里，有诸多文字，可以看作是对“学者散文”的要求，黄维樑概括为“博雅而有文采”，即为学者，要做博学高雅的人，写散文，要有出众的思想和文采。
既然已下定义，黄维樑自己当然身体力行，在本书自序中，黄维樑更进一步展开对“学者散文”的论述。在他看来，《文心雕龙》中有《论说》篇，“论”与“说”恰好可以代表严谨有致的学术论文和令人愉悦的散文书写，二者合一，“知性与感性兼具，学术与趣味并存，实质与文采俱胜”，这既是《文心雕龙》的优点，也应当是“学者散文”的追求。
而在文章的章法和文采外，黄维樑自己更追求更大的“文”，也就是文化自信，多年来，中国学者们引述西方诸贤各路学说，分析我国作品，久而久之，“天下苦西久矣”。黄维樑多年来呼吁不应“过度西化”，推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作为学过西方诸多高手的武功，又以《文心雕龙》这本“九阴真经”为底子的大国手，黄维樑招式挥洒、指东打西之间，让人“会心且微笑”，这也应当是“学者散文”的目的所在。
本书中，既有借杜甫、刘勰之口发表讲话、臧否人物的精彩篇章，也有追忆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等前辈师友的感人书写。但若说有趣，我觉得还得数谈论翻译的几篇。黄维樑少时负笈海外，著作等身时又在两岸三地往返，翻译的细微之趣，黄维樑得其三味，解说起来，更是诙谐。
比如在第一辑《丹麦王子是蛤蟆？》中，黄维樑借两岸三地对撒切尔夫人的姓名翻译，带出对哈姆雷特名字翻译的见解，香港黄国彬教授认为“哈姆雷特”无论字形、字音都接近“蛤蟆”，故而自创“汉穆莱特”的翻译。黄维樑说，哈姆雷特堂堂男子汉，行事肃穆、思维肃穆，为什么不该享有“汉”“穆”之名？故此，虽然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会将黄维樑笔下的“汉穆莱特”改回来，校对这本《文学家之径》时，我对“汉穆莱特”就不妄动刀笔了。
当然，“哈姆雷特”地位坚若磐石，黄维樑和黄国彬的“双黄”唱不成，不过本文中，黄维樑探寻哈姆雷特译名的来源，也可让我们长一番见识。原来田汉在1922年的译本作“哈孟雷特”，1936年梁实秋的译本作“哈姆雷特”，这应是“哈姆雷特”的源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在写《梁翁传莎翁》时，尊重梁实秋，仍写“哈姆雷特”，到了后来写其他文章时，就直接写“汉姆莱特”了，不过这些译名，终究是“哈姆雷特”流传最广，最受认可。
不过，余光中的做法，即保留原译者的译笔，应值得我们效仿。《文学家之径》中，有不少译名与我们常见的翻译不同，所幸黄维樑附了英文，便于我查证。比如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巴筏洛蒂”其实就是帕瓦罗蒂，英国诗人柯立基十有八九是柯勒律治，德国作家葛拉斯就是君特·格拉斯。虽然做了附注，我对原文却也不做改动，毕竟港台翻译有别于大陆，也自有一番特色。
在本书第三辑中，黄维樑有多篇文章谈论翻译，既介绍胡适翻译“绮色佳”，徐志摩翻译“翡冷翠”的“妙译”，也通过“可口可乐”的翻译，谈论“信达雅”的翻译观应以“妙”代“雅”。话锋一转，黄维樑看到两岸三地的中文英译差错，也不客气地化身啄木鸟加以点击。这不禁让我想到所认知的职工服务中心的英文翻译“Worker Service Center”，就是“总感觉不对，却又说不清楚哪里有问题”，还需擅长英文的方家指正。
某种程度上，写散文，谈论翻译，只能算黄维樑的“业余爱好”，而作诗歌，尤其是新诗研究，才是黄维樑的本职工作。本书同样有不少篇章谈论诗歌，比如有一篇《诗的“雅礼”和“耶鲁”》，黄维樑借钱穆先生对耶鲁大学的“妙译”，提出旧诗固有“雅礼”之美，新诗之“耶鲁”亦有自由之形式，率真之美感。既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又何妨“新诗旧诗，多妻主义”？
黄维樑自己喜不喜欢新诗？答案是喜欢，他喜欢卞之琳的《无题》（第四首），称赞其形象性强、语句精练、层次分明、诗意含蓄。但一旦换了台湾六十年代的新诗现代化运动，内地的朦胧诗，黄维樑便抨击“文字如乱麻、言称艾略特”，认为“东诗效颦，缺乏文化自信”。在他看来，今日文艺圈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诗歌创作，都有一种自卑感，要把学术研究、诗歌小说的创作弄得深奥难懂，让人敬畏，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
黄维樑当然知道，卞之琳自己就是艾略特的忠实粉丝，一方面在创作中受到艾略特的影响，另一方面还翻译过艾略特的理论文章。但卞之琳的创作仍然有其传统的一面，黄维樑将其与李商隐作比，认为他们“诗才卓越，诗歌可读可解可赏”，故而进一步认为卞之琳“有专业自信和中华文化自信”，到了黄维樑学生江弱水这里，就干脆认为卞之琳是李商隐等诗人“古典诗的现代性”的传承，换言之，并非是卞之琳刻意通过创作展现中华文化自信，而是中华文化的一条脉络，恰好延续到了卞之琳等现代诗人身上，也就有了“晚唐诗热”。
说来惭愧的是，虽然以“晚唐诗热”为题写了硕士论文，但其实我一没怎么读我国晚唐诗，二没怎么读西方现代派，三连卞之琳等人的诗读得也少，至少读得不深入，有机会的话，自当再多读一读黄维樑《中国文学纵横论》等专著，或许对“晚唐诗热，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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