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这门学科上也下了些功夫。不过虽然这门专业名字里带“世界”二字，我所接触的专业内容其实多以中西比较为主，比如研究果戈里对鲁迅的影响、劳伦斯和郁达夫的相似之处，想来是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研究者不能脱离中国立场之故。但有没有跳出中国的比较研究呢？乔纳森·贝特这本《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Bright star，Green Light），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本对济慈和菲兹杰拉德这两位作家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
严格来说，本书其实是对两位作家的合传——尽管这两位作家一位是19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另一位是20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如果说相似，那么他们的人生、创作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济慈是菲兹杰拉德的灵感源泉，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隐藏主角。但就像济慈的诗篇也启发了麦肯齐的长篇小说《罪恶之街》那样，菲兹杰拉德并非唯一的济慈传人，就算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能是最像济慈的那个，但这可能也并不是将两人进行合传的理由。
乔纳森·贝特用了“平行人生”这一概念来形容济慈和菲兹杰拉德，比如军事家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政治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这两两相对的就是所谓“平行人生”，但我不禁想问，既然两个人可以“平行”，那么三个人、四个人呢？
我所想到的第三个人是卞之琳。
在网上将卞之琳和济慈、菲兹杰拉德等名字放在一起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比如卞之琳翻译过一系列英国诗人的诗歌，并编成《英国诗选》，其中就有济慈的名作《希腊古瓮颂》。作为英国诗人，济慈受益于莎士比亚良多，尽管他模仿写作无韵体诗剧并不成功，只能在抒情诗中向莎士比亚致敬。卞之琳则是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名家，他的诗歌创作也同样受益于莎士比亚，当然可能也受到济慈的影响。至于菲兹杰拉德，他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也是卞之琳的学生。（巫宁坤为《世界文学》月刊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卞之琳推荐的）不过这一层关系稍稍远了一些。
那么，从比较文学，或者说探求隐私的眼光来看，这三位作家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在济慈和菲兹杰拉德各自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们都将创作的热情倾注到了女性身上。比如济慈为芳妮·布劳恩写了著名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菲兹杰拉德则以吉尼芙拉·金为原型创作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的卞之琳呢？他苦恋张家四小姐张充和而不得，为此既写下了许多代表性的诗篇，如《断章》《无题》等用哲理来掩人耳目的情诗，还准备写一部类似《未央歌》的《山山水水》，只可惜因为一些原因，如今我们只能看到第一章的残稿。（我个人认为是卞之琳在创作时得知了张充和远嫁的消息，于是像林黛玉一样“焚稿断痴情”）
将自己深爱的女性化作缪斯写入到小说中，甚至将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献给对方，其实是许多作家乃至文艺青年都会做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或许也只有还在“青年”时才会做。卞之琳对张充和一见钟情时，就将《十年诗草》题献给她，后来巫宁坤访美时，卞之琳还委托他带上《雕虫纪历》这本新著，面交给张充和。但可惜的是，《山山水水》的焚毁，或许标志着那个“文艺青年”卞之琳的死亡，此后他鲜少写作，主要从事翻译和文学研究，人到中年时也和小说家青林结婚——尽管他对张充和一往情深，从未改变，但他的创作，只停留在青年。
济慈和菲兹杰拉德同样如此。和卞之琳用诗歌含蓄地表达爱意，用小说遮遮掩掩地暗示两人之间关系不同。济慈和菲兹杰拉德对爱的表达更加炙热而大胆。而且比卞之琳幸运的是，菲兹杰拉德用小说求爱真的成功了。他用《人间天堂》的打字稿赢得了泽尔达的爱，甚至更进一步将泽尔达的书信内容用作自己的创作源泉。然而，“我娶了我故事里的女主人公”不过是花花公子骗人的鬼话，王子和公主并没有过上童话般的生活。菲兹杰拉德有情人，泽尔达也会出轨，两个人的纠葛实在让人不禁感慨“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狗男女”。和菲兹杰拉德类似的是，济慈也向太多女性表达过爱意，但他的缪斯却是芳妮·布劳恩。就像卞之琳即便结了婚，也从未忘记张充和那样。
事实上，有第三条平行线，就会有第四条、第五条乃至更多，比如将自己的作品题献给女性，也是我尚在文艺青年时做过的举动——只不过当时我给许多人写过十四行诗，风格上有些模仿卞之琳。直到现在，我也会把我校对过的书送给理想中的女性——这似乎也致敬了卞之琳送张充和书籍。而在我写小说和诗歌时，也不止一次地假设某位理想的读者。当然比卞之琳更加遗憾的是，曾经的文艺青年并未得到回应。
让我们回到乔纳森·贝特这本书上来，在书的最后，他给济慈与菲兹杰拉德（我们可以再加上卞之琳）的“平行”之处所下定义是：他们在一个终有一死的世界里创造了美的文字并留下了美的印记。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为何要阅读他们的原因。其实“平行人生”的初衷只是为了比较异同，在济慈和菲兹杰拉德，以及卞之琳身上，我的感受却几乎如本书中文译名一般——他们的人生有诸多精彩，他们的诗句和小说在后世流传，但他们却近乎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里尔克所言“人此刻孤独，将永远孤独”或许是他们的写照。济慈和菲兹杰拉德的生命很短暂，卞之琳的作家生命同样也不长。在定格的青春里，我们将文艺青年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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