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集，抑或是学记

“我是真不明白，读这些书的意义在哪里？”

前段时间老熊整理书架，我发现了一本“日知文丛”的《为学跬步集》。说起来匠仔最早做校对就是做的这个系列，他校对过的《矮纸斜行》《行动者的写作》《文学家之径》《晚明的爱情与背叛》还都作为礼物，摆在我的书架上呢。但翻开这本书，在回顾陈红民教授求学经历的“问学之路”和记叙师友交流的“情谊绵长”之后，就是后记、序言、译后记、导读……要我说，这本书可以直接砍掉一半的篇幅。

“还好你没读过陈平原教授的一些书，那干脆就是把他写的序言整理成集，”匠仔的吐槽也很犀利，“前几天我去其他书店逛，看到一本陈子善教授的《在文学史深处打捞》，本来想买的，结果书的后半部分也是序言集，立马就没了购买的欲望。”

“不过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校的《吴熊和学记》，里面也收录了很多吴先生主编的书的序言，还有吴先生给自己博士生的著作作的序，”老熊给匠仔端来一杯布雷诺咖啡，半好奇半戏谑地问，“当时也没见你抱怨啊。”

“嗨咻咻，这种校对比较机械嘛，找到文章原文，然后逐字核对就可以了，一般也不会有要查引文的情况，”匠仔突然一拍脑门，“这么一说，《为学跬步集》与其说是一部学者散文，更像是陈红民教授给自己编的一部‘学记’。”

在《为学跬步集》的后记中，陈教授“夫子自道”：“全书分四个专题，从不同侧面反映自己的求学习史的经历与心得。”假设我们想做陈教授个人的“学术史”研究，那么本书确实堪称一份内容全面、扎实可信（没有更可信的了吧）的史料。陈教授的学术道路是如何前进的？茅家琦先生、张宪文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陈教授又有怎样的影响？陈教授是怎么做自己关注的学术话题的……但问题是，我恰好不是匠仔老熊他们这些对史料着迷的读者。

陈教授感慨地说自己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后来“文学梦”破灭了，但文学的情愫一直在。可这部“学术随笔”，我读起来感觉学术性确实挺强，但文学性着实弱了一些，而且和之前读的《漫话丰子恺》一样，“有些事情可能有重复”。

“但是也正如陈教授所言‘其实在各自独立的叙述中，侧重点是不同的’，我在读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前一篇里陈教授点到即止，后来又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说明了，”匠仔笑着问我们，“某个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以反对批判胡适为政治正确，甚至有人说，‘胡适是两党最高领袖都骂的唯一一人’，胡适究竟如何先不论，这句话本身正确吗？”

“我记得杨振宁教授的岳父杜光亭，一方面教员写了那封著名的敦促其投降的公开信，他也是我党公布的战犯之一；另一方面，电影《大决战》中，也有蒋氏咒骂他‘杜聿明，太可恶’的剧情，”老熊有些不敢确定地说，“这算不算双方都骂呢？”

“我以前听一档关于杜光亭的播客，有提到蒋氏在日记中，同样骂杜光亭骂得很凶，”匠仔为我们翻到陈教授书中关于蒋氏日记的章节，“按照陈教授所言，国民党上层几乎都被蒋氏在日记中骂过，甚至连他的股肱之臣陈诚，蒋氏也骂他气量狭小、懦弱不智，最极端的时候甚至骂陈诚‘心理全系病态’，简直就是咒骂他神经病了。”

“但问题是，陈诚不是国民党在台湾的二号人物嘛，他本人又号称‘小委员长’，蒋氏这么痛恨陈诚，他们在台湾居然还能合作愉快？”老熊表示有些不敢置信。

“陈教授就认为，蒋身处高位，个性偏内向且刻板，又缺可推心置腹的朋友，遇到挫折后不良情绪无正常渠道可以发泄，只能在日记中骂人泄愤，平复自己。但值得注意的是，蒋在日记中情绪化地骂人，并不影响他在公开场合理性处理‘公务’，”匠仔解释说，“而按照陈教授所引台湾学者刘维开的说法，蒋在日记中用夸张的语言骂人，是其平衡心理，进行‘心理建设’，纾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记是蒋宣泄不良情绪的‘垃圾桶’。”

“所以蒋氏在日记中骂胡适确有其事，日常工作中表达对胡适的尊重也是真实的，”老熊吐槽说，“感觉这个人非常割裂啊，典型的心口不一。”

“或许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呢，”匠仔举起咖啡杯示意我们“换换脑子”，“你们觉得，蒋氏留下的日记是真实的吗？”

“之前我们不是读过美国人陶涵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嘛，这部著作就引用了很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开放的蒋氏日记，但陶涵也承认日记曾经过蒋家人的编辑与删节，”老熊开了个玩笑，“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蒋氏当然知道自己的日记以后会被他人阅读，所以嘛，真实性得打一个问号。”

“关于日记的真实性问题，陈教授在书中作了梳理，一是日记是否蒋氏本人所写，这点学者经过比照字迹、分析内容，确认是蒋氏亲笔所写；二是日记内容是否真实，这就很有的说了，”匠仔起身来到白板前写下了一二三，“按照杨天石的说法，蒋氏生前从未公布日记，也未利用日记自我美化，同时他喜欢在日记中骂人，又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所以蒋氏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传世。”

“我怎么感觉像你们所谓工作台账一样，凡事都要留痕，”老熊一边读陈教授给出的理由，一边指着匠仔笑道，“陈教授认为蒋氏日记除了模仿曾国藩，通过日记规范自己言行外，还要通过日记‘资政’，并将其当作日常工作、生活的安排与备忘。说白了就是工作方案和台账嘛。”

“你刚才说的‘资政’是啥意思？”我有些好奇地接过书阅读，陈教授将其解释为“翻阅、整理以前的日记或旧稿，从过往的亲历中寻找启迪”，话说回来，蒋氏也就一臭棋篓子，总是看自己的棋局，能有啥进步？难道还妄想“胜天半子”？

“嘛，陈教授的理由是，蒋氏是个经验主义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急骤转变的时期，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他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只能看自己过往的日记，以求‘有补于我’，”老熊笑着对我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看自己以前做的读书笔记，要不，我们一起读读去年写的那些。”

哎呀，去年写的，不就是我们的恋爱故事嘛，羞羞。

“说回蒋氏日记，陈教授最后给出的意见是，‘蒋写日记也是有选择性的，记什么，不记什么，他有自己的标准，也有忌惮，甚至不排除有些日记是写给人看的，想青史留名’，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违背历史事实，胡编乱造的内容。”

匠仔并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去年读书的那些事，继续分享陈教授的书：“所以说，蒋氏就像一个有失偏颇的史官，在日记里对历史事件经常‘隐而不记’，在解释已发生事情的原因时，则多偏向自己一边，‘符合一般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不过还不至于编造‘伪史’，想来蒋氏也知道自己日记将来会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他做点小手脚，一定会被扒得精光，所以干脆就不胡编乱造了。”

“真实不彻底，就是彻底不真实，”我小小地吐了个槽，然后又问匠仔，“还有没有可以分享给我的，书我就不读了，听你分享就当‘如读’吧。”

“那还是之前说的那个社交平台，有网友曾在某个关于孙中山先生帖子的评论里说，可惜中山先生选了蒋做接班人，”匠仔又抛出一问，“蒋真的是中山先生钦定的接班人吗？如果不是，那中山先生钦定的接班人又是谁呢？”

“首先，中山先生肯定没有选蒋，蒋是自己夺权的，”老熊托腮想了一会儿，有些不确定地说，“是不是胡汉民？”

“在中山先生在世时，胡汉民很多时候都形同二把手，”匠仔继续一边根据陈教授的书梳理，一边在白板上为我们列出一二三四点，“他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选定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No.1，又是同年孙中山准备北伐，以及年底北上共商国是时的‘代理大元帅’，相当于‘太子监国’。”

“但我感觉胡汉民如今的名气，似乎与其重要性不太匹配啊。”我感觉中学历史课上很少提到他，更不要说影视剧了。

“因为就像陈教授所说的，‘胡汉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通过辅佐孙中山折射出来的，然而，他缺乏在复杂的局面中独当一面的领袖气质与才干，这使他在孙中山去世后，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很快受到挑战’，”匠仔解释说，“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7月时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辞去代理大元帅和广东省长，出任政府常委。后来他虽然与蒋、汪分别密切合作，但因政治理念不同，又同他们分道扬镳，甚至还一度被蒋扣押，政治生涯可以说是起落落落落，一路下滑到偏居香港，可以说最后彻底与权势无缘了。”

“我最近因为校一本关于宋代宰相的书，搜到了一篇王瑞来教授写王钦若的文章，”老熊先向我介绍了一下王钦若是谁，又引述文章的话说，“‘历史人物最倒霉的莫过于成为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钉上了耻辱柱，万劫不复，难以翻身。’事实上，和范仲淹对立的吕夷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奸臣，而和蒋对立的胡汉民，因为其反共立场，我们通常也不会正面宣传他。”

“陈教授其实是我国做胡汉民研究的探路者之一，在胡汉民资料的整理方面犹有贡献，然而他当年做胡汉民的硕士论文，也被人质疑说对‘右派’评价过高，所幸茅先生以‘材料可靠，立论扎实’力挺，陈教授才顺利通过答辩，”匠仔喝了口咖啡，继续说，“据陈教授解读，其实有一段时间，胡汉民与我党党员关系密切，还曾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的教员一起工作过。陈教授认为这属于‘有限度的支持’，即在保持国民党‘独大’与三民主义主导的前提下，吸收共产党人共同奋斗。后来胡汉民被排挤出国，到苏联访问协商，其间发表的言论也十分‘左倾’，除了在文章中歌颂十月革命，还在共产国际会议上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共产党万岁！’”

“这可真是Unbelievable啊，”我感觉就像吃到了一个惊天大瓜一样，“你说这是他小人多变呢？还是他真心这么想？”

“陈教授认为是受到环境影响，或者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是想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共，但最终泡汤，”匠仔想了想，又补充说，“也可能是他始终抱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对我党的包容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许陈教授关于胡汉民的著作里会有答案，而我感兴趣的是陈教授赴美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抄录胡汉民资料，他一开始只抄对自己研究有用的，后来却意识到不该如此。”

我意识到，它的价值绝不限于胡汉民本人，每件函电至少还涉及另一个人，许多人与事是我所不熟悉的，也就不能妄断其价值为“有用”或“无用”。因此，我决定将“往来函电稿”中的每件函电都录下来，完整地保存一份史料，带回国内。

“所以陈教授在美国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和录入胡汉民的往来函电稿啊，虽然他自谦‘不值一提’，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我突然感觉到不太对劲，反问匠仔，“你的意思是，陈教授这本书，虽然对我来说挺无聊的，但对感兴趣的读者，比如你，就挺有用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可没说……”匠仔见我拿起蛋糕作势要打，连忙“落荒而逃”。

“这个‘门神’是啥意思？”匠仔去接双休日还要加班的高千，共赴甜蜜的约会，我和老熊就只能在书店这个二人世界里，继续读陈教授这本书打发时间，也算是赌书消得泼茶香了。话说回来，陈教授在书中提到，胡汉民在往来函电稿里，用了许多人物代号，比如用“门神”“门”“庆父”“庆”“草头”等代指蒋氏。“庆父”这个我知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嘛；“草头”也能猜到是蒋这个字的部首，那么“门神”是什么意思呢？秦琼和尉迟恭似乎都和蒋氏没啥关系啊。

“陈教授不是说了嘛，要‘根据传统典籍的一些知识，揣摩胡汉民的思路’，这样才能像破案一样把人物代号搞清楚，”老熊笑着点点我鼻子，“虽然让我猜我不一定能猜到，但告诉我答案再反推过程，那就简单了，应该是指《水浒传》中的蒋门神。”

“有道理有道理，”我钦佩之余，突然觉得这个猜代号的行为，有点像谍战老剧《潜伏》，剧中吴站长有句名台词，“抗战夫人换成胜利太太，也是很时髦的”。而陈教授书中也提到，恢复高考与大批知青返城后，不少知青或上大学的人与原先的婚恋对象分手。原因自然是“高考的结果，改变了生活的节奏与轨迹。大家有了新的生活与价值观，对原来的婚恋对象难免要重新审视”。

“话说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考年龄放宽到38岁了，有没有想过再去考个编？”我试探性地问。

“你爸妈对我这个‘无业游民’不满意吗？”老熊有些犹豫，“年纪大了脑力不太行，估计很难超过那些应届生诶，而且店怎么办呢？我朝九晚五上班去，你一个人看店吗？”

“额，那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是觉得，就像苏东坡解读《周易》说的，‘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老熊将我抱在怀里，“就随其自然地发展吧。”

“比如，要个孩子……”

“哎……”我反对的话还没说出口，已经被他霸道地堵在了嘴里。

还没领结婚证呢！

四个人的二手书店 | 二手书店系列1→（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