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

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

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

两般谁幻又谁真？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

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

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

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国民党“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

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

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

她就做了这么一个定量的分析：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

不过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

可是我们像《论语》、《孟子》都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看，

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课程非常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也挺忙活，所以不可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某一项上

记得《几何学》开宗明义就是对基本概念“点”的定义：“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使人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道可道，非常道”

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第一个接触的就只能是抄袭，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

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

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

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

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

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

还因为他们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他们有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人民的意见可以反馈到上层去。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就是要开议院，通上下之情，那时候叫立宪，要实行宪政。

我们过去只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学点声光化电，用王国维的话讲，那都是些“形而下的粗迹”，不知道他们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我们既然要开放，就不能只知道人家的机器，也应该知道人家的文化。

林琴南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只从翻译技术层面去评价他，实际上他不懂外文，先后找过几个人合作，其中以杭州魏易最佳，他为林讲故事，然后林就完全用自己的话来写

严复懂英文，可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译，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边

后来我上了大学，又看到有一种观点叫作“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个“方便的假设”，因为它没有证明，是个公理，你用这个最方便你就这么假设。当然别人也可以不这么假设，非欧几何就不承认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可以另外推出了一套几何学。

所以，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你戴上有色眼镜看什么东西都带有那种色彩，比如戴上红眼镜，那么看什么都带点红颜色，要是戴个黑眼镜，就什么都比较暗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是否就是客观的样子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副“眼镜”，我们就只能这么认识世界，至于别的物种是不是也认为如此，那就很难说了

当时有一本介绍唯物论思想的哲学书，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是最流行的，很多青年都是受这本书的启发而倾向或者走向革命的

因为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

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

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好几个出版社，也有几家右派杂志，讲什么“伟大的领袖”之类，不过那个没有市场，销路不大。

那些年纪大的同学每天去琉璃厂转，我也跟着在书铺里转，转来转去，知道不少东西。

第一首是法国古诺的《小夜曲》，第二首是舒曼的《梦幻曲》，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后来一个间接机会我又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

“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也去看戏，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

每一个情节都有自己的旋律，这才符合戏的内容，不能说无论表达什么感情、什么情节都限于那几个旋律，把音乐也脸谱化了。当然我从京戏里也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些是非常可笑的，让我以为古代就真是那样。比如京戏里打仗，双方都是一个将领出来带几个人，然后两个主将交锋，真正的战争不会是那样，可是小时候我以为古代打仗就是那样

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胡蝶主演，还到颐和园拍外景。

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

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

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

唐代大诗人杜甫题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过来，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保津”、“大日本军舰出云”，“保津”、“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八·一三”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

国民党右派元老马君武还写了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绝句：“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将军本是多情种，哪管东师入沈阳。”

做亡国奴的那种心情不好受，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请来全国著名的人物，讨论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庐山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太大了，过去蒋介石在那里办军官训练团，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把各界的名人请到庐山开谈话会，交流意见，其中包括了北大、清华的知名人物。

《毛泽东选集》里有篇文章，说这是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随后红军按照国民党的番号改成第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全国一致抗日。

同学关崇焜和我非常要好，暑假里我们相约每天见面，他家有无线电，可以收到南京中央电台的广播

蒋介石的谈话表现出一种民族复兴的姿态，曾有两句非常有名：“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而在此前，蒋介石的谈话表现出一种民族复兴的姿态，曾有两句非常有名：“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

北京当时有一百万人，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吧

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那时候北京有一百万人口，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把另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

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

商人等级最贱，所以旧北京的商人最和气，对你殷勤极了。

中国古代是这样的，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非常严格，我向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箍，可是效果非常不好

戴黒箍的售货员态度也特别好，结果那些“红五类”的也喜欢找他，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后来不实行了。文革的时候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被降了级，打入异类，也只能跟同一级的人交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是被专政的，就不敢和那些专你政的人交谈，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社会非常浓厚的封建等级制，把社会的不平等上升为政治上的等级制。

旗人不工作，吃的是皇粮，许多人不够吃的，又游手好闲，整天提笼架鸟逛茶馆，所以尽是些穷人。

相声不需要道具，就是两个人在那儿胡扯，解放以后相声档次提高了，成为一门艺术，可是解放前有很多低级趣味的东西在里边

小时候去戏园子看戏是最高兴的事了，不过看不懂，很多一直到现在都不懂，只是看热闹。孙猴子一出来就高兴得不得了，最怕的是旦角出场，也没有表演，光听她咿咿呀呀唱个不休，唱的什么完全莫名其妙，觉着没意思，老唱不完似的。

京剧是一门古典主义的艺术，它的一举一动、一板一眼、一颦一笑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便是艺术天才也不能背离这些严格的规范

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带到一个京剧练功房，里面都是一些幼小的男女儿童，他们忍受超强度的训练，还要不停地受到残酷的打骂。这真是一种对幼小心灵的极大摧残，简直太不人道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这就是京剧的代价，那么我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

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这种新型的小说与传统侠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侠义不过是武艺高强，而剑客则有各种超人的法术

记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曾对我说，如果放学回家做完功课，能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边躺在床上看小说，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如果看完小说还能吃一顿油煎饺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武侠小说的套路大概历来都差不多，但是他这本书把写实与神奇的法术结合起来，比如“笑道人”，一笑起来，大家就都跟着他笑，山谷都会随之振动。前几年我在香港见到金庸先生，闲谈中还谈到了这部小说，不肖生的小说对于我们当时的影响大概与金庸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差不多，

《红楼梦》家里也有一套，可是因为年纪轻，对书中描述的人情世故懵懵懂懂，所以也没多少兴趣

其实《水浒》里有很多字我不认得，只能根据故事情节囫囵猜测。比如一百单八将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当时我并不认得“罡”和“煞”，误读成“天置”和“地熬”

冰心在一篇回忆录里说，她小时候读了很多小说，但并不能完全明白，也不完全认识里面的字，自己胡乱念，这使得她长大以后仍然读很多白字。我想我们那一代人普遍的情况，不过我的国文知识主要是从那里学的，并非主要来自课堂。

1936年，何键——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请胡适到我们家乡讲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银洋，等于现在的明星出场一样。

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

“太上感应篇，说得甚分明。若不遵吾令，斩首不容情。

古代经典著作《楚辞》里就有许多神鬼、招魂之类，到了近代南方依然盛行。

有一种行业是把森林砍了在水里编成排，人站在木排上顺着水漂流下去，漂流到洞庭湖、汉口，甚至还到下边的九江、芜湖，然后把木材卖掉。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非常落后的，这使人回想到19、20世纪之交的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能的当家作主吗？

本来坐火车只需要两个小时，结果我们走了五天。

逆水行舟总要慢一些，而且那几天风也不顺，本来坐火车只需要两个小时，结果我们走了五天。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

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样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

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确先进，可是他觉得这次旅行缺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非常之失望。在西班牙，一说要去旅行那兴奋极了，好像冒险一样，可是在美国，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了，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

也许是因为他古老的贵族情结，罗素对近代工业文明也是格格不入。

如果单纯从物质上说，你比我快，或者比我安全，这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虽然我慢，可是我一路上的美好感受是你享受不到的，或者我的费事是你的那个省事所享受不到的，我虽然费事，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呢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实行过一阵吃饭不要钱，结果把食堂吃垮了，所以吃饭还得要钱，没有钱行不通的

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

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学文科的，除了中文专业，外语过不了关也看不了教科书

我们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本，中学也是，虽然有的是有翻译的，但实际上那些术语，像什么速度、加速度，数学里的无限大、无限小之类，都用英文

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化学书可以研究，而且后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许多课程，像姜立夫先生讲微积分，周培源先生讲力学，都是直接用英文讲

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书，而且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非常好，经常向年轻人推荐，就是Gulliver’s Travels（《格里佛游记》）

“唔，你可不能小看这本书。别看它是一本童话，它的文字非常之好，你们一定要很好的学习。”所以我又把这本书的英文本找来读，发现这本书的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

有的人过了一辈子，可是文字好像总不太通顺，我想还是应该从写得清楚明白入手。等到年纪再大一点，我又知道，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童话，更是一部犀利的讽刺。

过去有句形容贵州的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贵州任何一个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真是穷得要命。

上海交大是非常好的大学，请的都是清朝末年的一些老先生教国文，出了个作文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我想历史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那是行不通的。

自由散漫的作风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材？”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

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

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战争时候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42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

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

“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

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自由，学术之生命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学校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教科书，上课前老师备一份讲稿，一二三四、ABCD，一条都不落。可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

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

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

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

钱锺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

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大公报》在当时是比较中立的，当然解放后我们说它是“小骂大帮忙”，小骂国民党，大帮国民党。

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

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能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

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我想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是有为的。

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

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

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

《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

“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赞成

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

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

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

公孙震

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

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

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

我去美国的时候曾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