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國教師分享在日任教的文化衝擊。從職場送禮、休假制度到加班文化，讓她意識到自己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深受英國文化影響，並因期望不同而選擇離開。
在 20 多歲時，我將生活從繁華的大都市倫敦搬到了日本山區一個安靜、風景優美的小鎮。我獲得了一份在高中擔任英文老師的工作，並渴望利用這段我預期會更安靜的生活，幻想著在稻田間漫步度過悠閒的下午。
我知道事情不會太容易。我預期會被陌生的食物和複雜的語言難倒。然而，我沒想到的是，一種新的工作文化竟然如此不同且困難。
當我剛抵達時，似乎每天都有面帶微笑的同事把一塊獨立包裝的小餅乾塞到我手裡。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所以有一天我拍了拍某人的肩膀，羞怯地指著桌上那個塑膠包裝的鬆餅，詢問這是為了什麼。
我的同事解釋說，如果你請假，就被期望帶回辦公室零食，這介於表達感謝和道歉之間。他拿起鬆餅，指著送給我的那位同事。他粗聲說道：「他上週去參加了葬禮。」
我清點了一下房間裡的人數，大約有 40 人。我問：「給每個人嗎？」
我的同事咧嘴一笑。他笑著說：「是的，是的。非常貴！」
起初，我覺得這種做法有一種奇特的魅力，但沒過多久，新鮮感就消失了。每一次旅行都因為我知道在結束時必須為我們 40 人的辦公室扛回禮物而感到些許掃興。我開始為那些塑膠廢棄物和花掉的錢感到惋惜。我希望自己能退出這整件事，告訴大家從那以後，他們可以帶回 39 塊餅乾，不用算我的份。
第一天，我與主管開了會。他遞給我一份合約，並指出我有 20 天的假期。我想，這比我在英國擁有的 25 天少一點，但還可以應付。
我的主管看到我點頭，便說：「如果我是你，我會把其中 10 天留作病假。如果你把假都用完了然後生病，那就會被當作無薪假。」
我對這個建議感到退縮。我問：「沒有病假嗎？」他解釋說，雖然技術上存在病假，但必須去醫院看診才能取得。
果然，在工作三個月後，我病倒了。請了兩週假後，我沮喪地發現我的年假減少了一半。
日本的老師在學校假期期間仍被要求工作，即使沒什麼事可做。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我開始注意到，即使沒有學生要教，我的同事似乎都沒有休任何假。
我有一次向一位同事提起這件事，辦公室的請假簿隨即被重重地放在我的桌上。他翻到他的請假紀錄，指著所有他沒用掉的天數：總共 120 天。
他說：「他們甚至不讓我再累積了。我已經六年沒休過一天假了。」
感覺不同的不僅僅是休假：工作日本身也是如此。
我會看著其他老師每天工作 12 小時，經營每天放學後集會的社團。我覺得有必要跟上他們的努力；我不想看起來像個偷懶的人。
一段時間後，即使沒有真正的需要，我也開始加班，以避免成為唯一一個在下午 5 點離開的老師。在經歷了一段從早上 8 點工作到晚上 6 點的日子後，一位老師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最近融入得有多好。
我咬著牙微笑。
我在日本工作了一年，然後搬回倫敦。我離開並不是因為有什麼東西壞了或錯了。這個系統運作良好，且具有連貫性，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期望。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我意識到我是基於一套關於工作、休息和義務的不同假設在運作。
我開始明白，問題不在於日本的辦公室文化。我只是比以前意識到的更深受英國式的工作生活平衡觀念所影響。這次經驗教會了我，文化規範如何深刻地塑造我們認為可持續的事物，以及一旦內化後要戒掉它們是多麼困難。
從那以後我一直待在英國。雖然我會懷念在日本的工作，但我現在知道，就辦公室文化而言，倫敦適合我。
◎本文經 《Business Insider》 US 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作者為 Georgia Henne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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