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歡山曾經是可以滑雪的地方，也有滑雪場。｜Photo Credit:鄭文豐提供，Webber Lo 羅弘旭翻拍
你知道嗎，今天被單車騎士視為聖地的武嶺，曾經也是台灣人的滑雪聖地，1977 年，中華民國滑雪協會公開向大專院校招募合歡山滑雪訓練營領隊，高豐旅行社執行長鄭文豐，當時還是青澀的中原大學生，被選進這套訓練營系統，從帶隊、上山、學滑雪與協助營隊運作開始，走進台灣滑雪圈，到 1979 年，被選為合歡山滑雪訓練中心駐站主任。
在鄭文豐口中，台灣滑雪史並不是旅遊業興起後才開始的市場故事，半個世紀前，合歡山不只有雪，還有滑雪訓練中心、單人座纜車、每年上千人次參加的滑雪訓練營，甚至和「反攻大陸」年代的雪地訓練、冬季奧運與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連在一起。
鄭文豐說，早期台灣本來就有雪訓場地，而且分成軍隊與民間兩條線，軍隊的部分叫寒訓基地，後來被定位為「國防體育」，原因很直接，當年國家敘事仍有反攻大陸想像，若部隊越過長江、黃河以北，面對的是大片雪地環境，軍隊不能到了雪地就停下來。
這也是合歡山雪訓被放進軍事訓練體系的背景，鄭文豐提到，雪訓後來進入特戰訓練中心，合歡山負責雪訓，谷關有山訓，高雄茄定有海訓，屏東龍泉有傘訓，這些名稱今天聽來像歷史片段，但在戒嚴時期，山、海、雪地與空降訓練都連著國家安全想像。
合歡山因此不只是有雪的高山，也曾是國家訓練體系裡的一個節點，這個背景讓後來的民間滑雪發展多了一層特殊性，台灣滑雪的起點不是單純的休閒活動，而是先被放在軍事、體育與國家動員的脈絡裡。
軍事雪訓之外，民間滑雪要發展，關鍵仍是道路，鄭文豐提到，中橫公路與合歡山支線打通後，才讓人可以真正把器材、教練與學員帶上山，交通一旦能進入，雪地活動才可能從少數登山者的經驗，變成較有規模的訓練。
他回憶，從霧社往大禹嶺的路線會經過合歡山，冬天發現山上積雪充足，滑雪運動才慢慢有了條件，早期台灣當然也有其他高山雪況更好，但合歡山的優勢在於能到達，這讓武嶺一帶從高山道路，變成民間滑雪活動可以聚集的地方。
那時的合歡山和今天遊客開車上山看雪不同，鄭文豐說，學員常常必須從大禹嶺或翠峰附近開始步行，最後 9 到 12 公里要靠雙腳走進滑雪區，快的人兩三小時，慢的人可能四五小時，這種上山方式也讓滑雪訓練帶有登山、團體活動與野外生活的成分。
滑雪真正獲得資源，和 1971 年後的國際局勢有關，鄭文豐指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許多國際運動賽事空間受到壓縮，但冬季運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尚未完整跟上，台灣仍能在 1972 年札幌冬奧、1976 年因斯布魯克冬奧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
這讓冬季運動在那個年代有了特殊位置，滑雪不只是山上的運動訓練，也帶有維持國際能見度與國家面子的意味，鄭文豐提到，1972 年到 1980 年之間，冬季項目獲得較多出國培訓預算，每年有數十名年輕人被送到海外接受滑雪訓練。
這些人回來後帶回技術，也帶回器材，合歡山滑雪訓練營才有擴大的基礎，鄭文豐說，國手最後可能只剩下少數幾人，但每年出國受訓的一批年輕人，成為教練、選手與推廣人才，讓台灣滑雪在合歡山上真正形成一套系統。
鄭文豐自己的合歡山記憶，從 1977 年開始，那一年中華民國滑雪協會向大專院校公開招募滑雪訓練營領隊，他說，當時能上合歡山滑雪是很多學生擠破頭想爭取的機會，登山社、康輔社等學生社團裡有能力帶隊的人，成為訓練營需要的人才。
合歡山滑雪訓練營並不只是教人滑雪，鄭文豐說，山上需要教練組、器材組、營務組、醫護組，晚上還有室內課、器材介紹與晚會，白天學滑雪，晚上像自強活動一樣安排團體活動，滑雪營因此有專業運動訓練，也有那個年代很強的集體生活氣味。
1979 年，鄭文豐擔任合歡山滑雪訓練中心駐站主任，他回憶，訓練中心大約可容納 120 人，每一梯次約 30 多名學員，雪季從 1 月 10 日到 2 月 20 日左右，約 40 天可以每天出團，合計一年超過 1200 人次參與，對當時的台灣而言，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滑雪訓練系統。
合歡山曾有單人座滑雪纜車，這是今天許多人難以想像的畫面，鄭文豐說，松雪樓後方曾建有一條纜車，原本是為了選手訓練與滑雪推廣，但他擔任駐站主任時，纜車大多處於關閉狀態，因為上去之後的雪道條件並不好，坡道沒有完整整理，雪況也不穩定。
真正能給一般學員使用的雪道，是從松雪樓到滑雪訓練中心一帶約 200 到 250 公尺的斜坡，當時沒有壓雪車，早上滑雪前，教練與學員要先去「踩雪」，把太鬆的雪踩實，再開始一天的課程，器材用完後，晚上還要由器材組維護，因為每一批滑雪器材都很珍貴。
合歡山滑雪的退場，也是在1970年代開始，鄭文豐回憶，民國 60 年代的合歡山曾有積雪達 3 公尺的時候，一樓門窗被雪封住，人要從二樓進出，後來隨著全球暖化，雪況一年比一年不穩，雪不夠厚時，下滑時候雪板會直接磨到石頭，學員滑得不順，器材也容易受損。
加上合歡山可用雪道只有 200 到 250 公尺，松雪樓後方雖然有單人座纜車，但雪道沒有完整整理，雪況不穩，維護成本又高，多數時候無法真正支撐一般學員使用，訓練中心的生活也克難，住宿是大通鋪，取暖靠煤油爐，山上運補有限，餐食多半是能久放的高麗菜、蘿蔔這類蔬菜，年輕人可以把這些當成共同記憶，但當海外雪場開始向台灣人打開，克難就不再只是青春故事。
1987 年解嚴後，台灣人出國旅遊的限制鬆動，滑雪也跟著離開合歡山！韓國先以較低團費承接第一批海外滑雪客，5 天團大約 1 萬 5 千到 1 萬 8 千元，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比在合歡山走路上山、短坡練習更接近真正雪場；後來日本再以更好的雪質、更大的雪場、溫泉、餐食與度假感拉開距離，合歡山曾經是台灣滑雪的起點，最後也因為氣候、設施與出國選項一起改變，成為昔日滑雪人的記憶。
冬季奧運的政治角力，也在 1980 年出現轉折，1979 年國際奧會通過名古屋決議，要求中華民國改用中華台北名稱並更換旗歌，1980 年普萊西德湖冬奧前，中華奧會透過法律程序爭取暫停決議未果，最後缺席該屆冬奧。
1981 年洛桑協議後，中華台北模式逐漸確立，1984 年塞拉耶佛冬奧，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重返冬季奧運。
到了 1987 年解嚴後，台灣人出國旅遊限制鬆動，加上合歡山雪況轉差、設施老舊，滑雪活動開始往海外移動，早期先到韓國，後來轉向日本，今天台灣人談滑雪多半想到粉雪、溫泉、教練與自由行，但鄭文豐口中的起點，仍是那座曾經有雪訓、有纜車、有訓練中心的合歡山。
回看這段歷史，台灣人瘋滑雪其實不是突然出現的旅遊風潮，合歡山曾經是反攻大陸的雪地作戰想像、國家體育資源、冬奧參與與民間訓練營的多重想像與記憶，當武嶺的記憶已經成被單車與觀光地標所取代，徒留泛黃的老照片與耆老的回憶，提醒人們，台灣曾經真的是一個可以滑雪的地方。
責任編輯：羅弘旭 / 核稿編輯：林筠騏
此内容由惯性聚合(RSS阅读器)自动聚合整理，仅供阅读参考。 原文来自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