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我十二岁，第一次陪父亲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杯。

那时候家里刚换了一台小彩电，摆在客厅正中间。开幕那天，父亲搬了两把椅子，一把给我，一把自己坐。茶几上摆着一碟花生米、几瓶啤酒。

我其实不懂球，但父亲看得认真，巴西队前锋带球过人的时候，他整个人往前倾，手指跟着球比画着走。“好球啊！”我问他那个光头是谁，他说，罗纳尔多，巴西队最厉害的人，人称“外星人”。那天，巴西队赢了比赛。父亲高兴得多喝了两杯啤酒，我也跟着高兴，虽然连越位是什么都没搞明白。

2002年世界杯在韩国、日本举办，中国队也闯进去了。那时，父亲像换了个人似的，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每天下班回来就翻报纸，看电视里的转播预告。有一天他忽然说，我要去现场看球。

母亲正切菜，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会儿，问，钱够吗？父亲说，快够了，快够了。

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看得出父亲是在攒钱。有时撞见他翻看存折，便忍不住想笑，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为了看一场球赛，认真存钱，像小孩攒钱买糖似的。

可是父亲单位一个电话打来，父亲的梦就碎了。

单位同事说，老陈，大李的母亲病重，他赶回山东了，这边你得顶一顶。

大李是父亲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父亲放下电话，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去不成了，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那届世界杯结束后不久，大李拎着酒来了。两杯酒下肚，大李红着眼睛说，老哥，对不住。

父亲端着酒杯说，客气啥，老人家没事就好。

父亲不光拉我看球，还拉我踢球。小区空地上，他拿两块砖头摆个门，非教我颠球。我颠三个就飞，球滚到灌木丛里，他捡回来递给我：“再来。”

时光一晃而过，如今父亲快七十了，膝盖不行，跑不动了。去年区里搞老年趣味足球赛，他报了名，上场十分钟就下来，揉着膝盖说：“意思到了就行。”

前几天我去看大李叔叔，他翻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支足球队，年轻的父亲站在最中间，穿着运动背心，笑得神采飞扬。大李叔叔指着照片说，你爸当年是我们单位的前锋，不知进了多少球呢。

看着照片里的那个年轻人，我忽然感到很陌生。那不像是我记忆里的父亲——那个为了朋友放下梦想的中年人、那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普通人。

可我觉得，那照片里的人，才是父亲，是那个毕生对足球充满热爱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