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子只是试图整理和继承西周体制文德，奔走倡导，那么，朱熹则是将政治、伦理、哲学紧密纳入非正规教育形式之中，有目的的、有意识和卓有成效地传播理学思想，并使其制度化、民俗化。（《作者导言》）

绅士是一种并非完全为法律规定了的特权群体，但同时又是在中国乡镇社会被基层民众实际承认的，拥有传统权威力量的阶层。（《第三章 “汉堡包”结构：新绅与军人集团》P.41）但在1949年后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中，“乡绅”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兼具经济、文化与政治权威的基层精英阶层，已从制度层面彻底消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过去曾把其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与农技水准低、农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风暴般的群众运动式的建设是不成熟的治国表现，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人民公社始末表明，是毛泽东有了人民公社理想国的先验构想，然后采用自下而上、上下呼应的发动群众的方法推进人民公社全国性普及。因此，人民公社并不是农人的发明。对人民公社原因、田间、进程和后果的研究，都深刻表明了中国人民公社在思想觉悟（道德伦理）标准之设定和平均主义的构想之实践上，均未能超出农村社区主义的水准。虽然人民公社思想与实践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张鲁、陶渊明、梁漱溟以及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但这一运动因实施的版图相当大而损失更为严重，而且还暴露了中国社会组织与结构的严重缺陷，这倒从反面向全体中国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究竟如何在一个旧体制中发现一个新的出发点，重新造就一个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制定国家发展近期与远期战略和城乡社区建设的可行性计划？（《第五章：后—张鲁社会大实验》P.121）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将AI从教育中剥离，然而中国正在采用多年来熟悉的“运动式”推进“AI+教育”，不论结果如何，都是普通人承受后果。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

在中国人的教育与教学上，孔子的博而约，有博学造就融会贯通之意。这里的关键是思考的功夫，在于发现知识的关联和促成直觉之省悟。然而，中国的士人古往今来，难得获得自由发挥见解的前提与鼓励，只有唯儒家经典和唯圣人言为是，其知识的关联、文化意识的模塑与直觉之顿悟均呈现在伦理定位与人际关系整合的理念前提下。孔夫子之后两千年间无论太学，还是私塾，均习惯于呆板背诵默写教学方式，四书五经教条背诵之后，只能做不失主旨的发挥与解释，不允许离经叛道，故行文只有文笔特色，不见创新精神。（《第十八章 反观法和文化的直觉主义：一个扩展的讨论》）这本书最早于‌1996年‌在台湾桂冠书局首次出版，30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AI时代，但我身边的学校和老师采用的，仍然是过去2000年的教育逻辑和教学方法，AI只不过是让这古老教育多了一个新的工具。

读下来感觉，人类学和社会学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其促进跨文化理解、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核心作用，但提供整体化问题解决方案和深化自我认知，支撑公共政策制定和推动社会良性改良这些核心作用，似乎并未得到多少体现。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生活书店2016年6月1版，2025年6月13印。2026年读完的第69本，总阅读量第168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