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缝纫机）

母亲去世已多年，那年我从沈阳回到老家，看到在母亲临终前住过的屋里有一台缝纫机，台面油漆已经斑驳，虽然陈旧，但让二嫂擦的锃亮。二嫂见我凝视并轻轻抚摸着过来说：“这是母亲生前用过的缝纫机，有时用它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小活”。“这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它陪伴了母亲的大半生”我深情地说到。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早年她就会十分熟练的做“纸活”，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祭祀用品：大到花圈、宅院、电器，小到各种动物、小羊、小鸟等，所有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无所不能，只要你能说出来没有她不会做的。

母亲小名叫“丑奴儿”，（老家奴儿就是姑娘、女子、女儿的意思）这名是姥姥起的，说是好养活。我姐姐的小名就叫“奴儿”。那时只要谁家老人去世了就说：“叫丑奴儿去”，谁家要给故去的老人做祭祀活动了也说：“叫丑奴儿去”。那时在本村母亲的手艺不是之一，是唯一。都是无偿的，甚至有时饭都不吃，那时都这样，母亲热心肠、乐于助人，随叫随到。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自尊心极强，人们越是鼓励，干劲越足。我们就惨了，经常不能按时吃上饭，因母亲有时一去就是一天，甚至晚上回来睡一觉，第二、三天接着去。有时母亲心疼我们这帮孩子，为了照顾好，做顿热乎饭菜，把“纸活”带家来做，说句不好听的，把我家弄的象花圈店。

那时农村出殡，不象现在都用上了小轿车，用的全是马车，妇女们每人抱一个纸做的花盆坐在马车上，男的们基本都是步行。当时有个习俗，逢有出殡的人家，人们都要抢花，说是图吉利。那些经母亲亲手做的纸花盆，被人们抢的所剩无几。但我觉得，人们除了图个吉利以外，更主要的是因母亲做的太好了，要拿回家欣赏。

使我记忆犹新的是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那年，为了配合村里做好悼念活动，母亲主动承担了“纸活”，那时我家院里、屋里摆的到处是纸、花等物品，人们川流不息、摩肩接踵，把本就很小的家院挤的满满当当。当时人们胸带小白花，胳膊上箍着黑纱，个个神情凝重，还不时抽泣，诉说着主席的丰功伟绩，抒发着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

话说那台母亲的缝纫机，好像是70年代买的，我印象应该是花了100—200元。当时经济条件极差，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每年一个家庭收入也就几十元，买这台母亲梦寐以求的宝贝，得攒多长时间啊，但父亲拗不过母亲，终于到手了。计划经济的年代不是有钱就能买的，还凭票、托人。刚买回来那几天母亲喜欢的不得了，象小孩得到心爱的玩具一样，狠不得睡觉都搂着，一下不让我们碰，生怕给弄坏了。起初只用它做一些小缝、小补，或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活儿。

母亲虽然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爱学习、肯钻研，喜欢的事一做到底。80年代初期，社会上突然掀起了学习裁缝之风，已经快到五十知天命的年龄了，母亲正儿八经的学上了裁缝技艺。母亲是跟从晓义乡来的一个微胖的女老师学习，帮她联系三队队部做为教室，并组织学员学习，还让其免费住在我家，还供饭，答应给母亲免学费。学习裁缝的大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象母亲这么大岁数的极少，能坚持到最后的，正真会裁缝也是凤毛麟角，母亲坚持下来了。

之后母亲自己做样板、自己裁、自己剪、自己缝，还买了不少书籍，虽然不识字，但会看图。这下缝纫机更有用武之地了，坐在缝纫机旁往往一直到深夜，甚至通宵，经常我们半夜被机器的哒哒声吵醒。有时忙的年三十日才给我们做新年的衣服，但无论多晚，大年初一肯定能让我们穿上暂新的衣服。

每年入冬农闲时，母亲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了，有皮袄、有棉服、有过年穿的衣服忙个不停当然这些活都是给别人免费做的。特别是做羊皮大衣的时候掉毛，母亲边做饭，边干活，有时饭里还能吃出羊毛来。做缝纫活是伏案的活，经常看母亲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时不时用双手揉搓双肩。有时还让父亲拔火罐，弄得后背全是水泡，但母亲从来不叫苦、不喊累，承揽的活肯定完成好。

（父亲的锯）

老宅的院里东侧有一排偏厦，墙上挂着许多木工用的锯，当然还有其他工具，但锯居多。因家人在别处建了新房早已搬出，不再居住，所有过时的家庭用品已经尘封已久，包括墙上一排排铁锯，那是父亲在世用过的工具，上面浸透着父亲的汗水，恍惚还能嗅到他的味道。

父亲的锯各式各样，得有十几把，有长的、短的，有宽的、窄的，长的有一米至二米高，短的有一尺、两尺的。父亲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脾气好，干活细，但也比较较真。据说他年轻时体质较弱，爷爷、奶奶就让其学木匠活，既能掌握一门手艺，还免得受种地之苦。

父亲的木工手艺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经常有人找他去帮做木工活，那时跟妈给别人家做活一样都是无偿的，父亲也抹不开面子，也乐于助人，都是有求必应，一干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那时虽然是无偿的，但父亲在别人家干活还能吃几个小菜，喝几口小酒，干完一天活父亲带着微醺，哼着小曲回家了，很是惬意。

父亲还有几个徒弟，但印象最深的有个叫“奴三”的，闲暇时候他就会到我家，坐在炕头上与父亲请教、切磋技艺，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的讲解。

父亲也是有时把别人家的活带家来干，好不容易礼拜天，想休息一下，父亲拿出近两米的大锯：“来帮我锯木头”，我不好回绝，因父亲轻易不让我们干活，既然父亲提出要求我不能讲条件，那样父亲会难受的，只是隔壁小伙伴占牛（发小）还等着一起玩呢！

后来随着技术的发达、更新，出现了电动组合木工机械工具，那时大哥、大嫂已经落户北京，父亲与二哥专程去北京为大哥用电动工具打了一套家俱，二哥还因操作不小心伤到了手指。父亲担心家里情况，我是唯一在家里的“男子汉”写信时说，安慰他们，家里一切都好，还写到，母亲逢人便讲：“我比三儿吃的还胖”。父亲夸我写的好。

当初父亲想让二哥继承他木工的技术活，但据说二哥嫌太辛苦，也可能是有更高的目标追求，虽然也能干一些简单的木工活，但没有完全继承下来。

小时候，每每睏了，躺到炕上，头枕着父亲粗壮的胳膊，闻着父亲身上锯沫的味道进入梦乡。长大了从军后，探亲回家，傍晚在家乡小院中躺在摇椅上与父亲聊天，谁家老人去世了，谁家孩子结婚了一些乡村琐碎之事。

我们小时候，早晨父亲往往是那个睡醒最早的人，因要唤醒我们去上学。那时根本就没有钟表，计时的方法主要是，晴天靠天色，阴天靠鸡叫。偶尔有时因头天干活累了，第二天父亲未及时醒来叫我们上学，使我们迟到了，父亲愧疚不已，真是难为他了！

有一次，看同村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买了玩具手枪，羡慕的不得了，回家也緾着父母要，但苦于我家条件有限，于是父亲就自己锯了块木头，用手工，又是刨，又是锉，不到半天功夫，制作了一个木头手枪，然后再刷上黑色油漆，完全可以以假充真，我拿到小伙伴中间一显摆，他们都说好，并要换的玩一下，我当然一口回绝了。

父亲是与母亲同年去世的，母亲是夏天，父亲是冬天。走的时候没有怎么拖累儿女，这可能就是父亲的性格吧。

父亲性格极好，是个比较能忍耐的人，母亲脾气极差，每当母亲一发火父亲就不吱声，总让着母亲。有时我们在外面淘气惹祸了，父亲说，尽量别让母亲知道，免的让她生气。

父、母亲虽然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台母亲缝纫机也可能或已经被电动的所替代，也许被时代所淘汰，父亲的锯也尘封已久，但父、母的教导犹存，对我们不会讲大道理，可是他们为人处事的言行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对老人家的思念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