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来海牙后常去一片树林跑步。去年深秋遍地金黄落叶甚是好看，现在春天来到，才偷懒两周没去，再见时已满目浓绿，树枝上绿叶繁茂自不必说，树干周身也泛着喜人的绿意。低头一看，落叶都还静静躺在林间，于是仿佛恍然大悟了，这些枯叶并非仅来自一个秋天；半年后，现在枝头的绿叶就会变色、落下，悄然遮住前一个秋的痕迹，如同新雪覆盖旧雪。要多少个秋天才能累积这么厚的落叶呢？

这片树林有着森然古意，无数棵叫不上来名字的树高耸入云——

考据癖发作，去查了是什么树。结论：欧洲山毛榉，通常高度25–35米，难怪！也查了这片树林的历史，挺有意思：公元前3800年前后，这一带形成一片浜堤，罗马帝国时代已有人居住，后来逐渐形成小小村落。十八世纪末时人们种树成林，立起石碑，以纪念和平。及至二战尾声，德军曾使用这片树林作为导弹发射基地。战后，本地居民几乎砍倒所有树，用作燃料，不过政府很快种下新树，包括榉树、梣树和栎树。

——无数棵榉树高耸入云，树冠遮天蔽日，林间寂静至极，只有我的脚步声、喘息声、心跳声，还有耳机里十多年来地位不曾动摇的跑步歌单。有时树丛里传来神秘的动静，但我从来都目不转睛，生怕见到连名字都不敢提的动物。自从知道这片树林的历史，跑步时越发留心去看这些树，半个多世纪前它们就生长于此，而后在一个偶然的秋，我初来乍到。它们与我并不交谈，只是无言地在这些宁静的瞬间共处一隅。

很久之前写过，用双脚丈量过的土地才让我安心，所以总会念叨过去常跑的地方，比如莱顿那个满是美好记忆的大公园，比如家乡的明月湖，又比如贵校夏鼎基体育场、大埔海滨公园、红磡海滨长廊、荔枝角公园。跑得够多，景色都还历历在目，哪怕相机里未必留下过什么停格的瞬间。文字不是万能的，相机亦然，像是荔枝角公园某个角落有独特的气味，可能是某种花，但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小区门口摊位卖的五香大肠——我知道，最后这四个字很是格格不入。相机自然记录不了这种气味，可文字似乎也容不下它，于是只能让它停留在大脑皮层的某处褶皱里。

帮K在上海找房，时不时需要打开地图查看位置，可见我并不熟悉那座城。然而每当目光掠过某些地名，比如四川北路，心里总会泛起波澜。最后一次去上海已经是2019年，于是找出自己那年写的东西来看，陌生得像在跟不认识的人对话。我当时怎么写得出那样挥洒自如的文字？又怎会拥有过那样好的运气，享受工作到恨不能给每个人大讲特讲自己日常工作的内容？我自豪宣称考据的过程令人着迷，仿佛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伸手去拥抱文字背后的美丽灵魂。那一个拥抱看来足够深刻，以致近六年的时光都无法磨灭印记。

讲起2019的夏，会立即想到自己忙碌的日程：按点上班做稿，萧红或张恨水，按点下班，冲去学校泳池游泳，上来吃晚饭，回办公室喝一盒鲜奶，加班继续做稿，张恨水或萧红，最后披着星光下山回家，如果有力气就再写一会儿同人。相比之下，2024的初夏虽也难忘，却缺乏规律的节奏，只能扔出三个词让散落的意象自动堆砌：莱顿，阳光，朋友。去年的生活形状模糊，而我还在寻找叙述的线索。

我自然怀念着去年夏天，无法从回忆抽身，但也不愿轻易再踏进那条河。常常自问，说“想念”的时候想念的是什么，比如究竟想念某座城的什么，某个人的什么，或是某个夜晚的什么。想来想去觉得大概没有具体的什么，只是世界瞬息万变，而我曾抓住过一些短暂的美好，无论是一片湛蓝的海，一个雨夜的拥抱，一通惊喜来电，或是从故纸堆里找出的一场电影和一座桥。

第二次离开我城前，有一晚和燕平相约，听他讲起那天有超级月亮，说是比平时的大百分之七。很严谨。半年后商量着要拿我俩合作写的歌报名创作比赛，他突然发出超级月亮那晚我俩弹琴唱歌的音频。于是记起自己曾经想写一首题为《超级月亮》的歌词，专写那晚——僻静天桥上，转身看见一轮超级月亮，脚底车辆轰隆隆驶过，开着远光。可是“僻静”和“轰隆隆”似乎自相矛盾，不得不怀疑自己写歌词时什么都敢编，甚至不是为了押韵！

那座天桥僻静与否，真的重要吗？除了我之外没人在乎，包括燕平。何况我俩无法成为鲁迅、萧红那样重要的作家，七十年后更不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爱考据的编辑去对着旧的香港地图乐此不疲地寻找那座天桥。但我还是在乎，写着写着就打开地图，放大燕平那年住的区域，回想地铁线开通和我离港孰先孰后，然后找到那座天桥，点开街景看一眼。

车水马龙。

果然作词人的嘴，骗人的鬼。唯有新闻稿里的数字才是真的——是1948年以来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比平时大百分之七，亮百分之十五。可惜我早已遗忘那轮圆月的模样，数字也无法还原分毫，只有歌词描绘的场景能让我记起一点什么来。

我实在没什么别的本领，也不相信还有别的法子，所以即便矫饰的直觉和表达的无能一次次令自己失望，仍得回归这里。就像候鸟迁徙。就像榉树每年生出新叶，纵使终要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