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网站归档数了数，距离上一次更新文章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写点什么，只是琐事缠身，迟迟未能落笔。今天早晨刷手机时猛然意识到，六月一日到了——儿童节，一个曾经属于我、如今却只能远远观望的节日。虽说早已过了可以名正言顺庆祝儿童节的年纪，但节日的氛围还是让人心头一暖。我忽然觉得，不妨趁着今天，写一篇记录类型的博客，把那些关于“以往的六一”的零散记忆翻出来晒一晒。毕竟，这终究是个大节日，哪怕不再拥有放假和糖果的资格，至少还拥有回忆的权利。

说起以往的六一儿童节，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彩的情节。印象中最清晰的画面，大概还是上学那会儿：如果是在小学阶段，六一那天，午托班的阿姨会笑眯眯地给每个孩子发一盒零食，里面有 Jelly 和 QQ 糖，大家也各自从家里带一大袋零食到学校……依稀记得我爸总会给我买一大袋零食带去学校，教室里弥漫着薯片和巧克力混合的甜腻气味。学校那天格外开恩，不仅不禁止吃零食，还默许我们把课桌拼在一起，边吃边闹。后来到了五六年级，茂名也终于跟上了各大一线城市的步伐，儿童节开始正式放假。那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一整天不用上课，可以窝在家里看动画片，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去书店蹭空调——虽然假期不长，但那种“被优待”的感觉，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温暖。

初中的六一儿童节，却是所有记忆里最无聊的一次。不是因为班里组织的庆典节目不够精彩，也不是因为班主任或者同学们不够卖力——事实上，那天教室里有人唱歌，有人讲笑话，气氛热闹得很。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声音传进来，却怎么也入不了心。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让人无奈：那个六一儿童节，我是和吴语涵一起过的。事情要追溯到2023年，六月那个炽热的夏天，彼时我刚上初一不久，对新环境还带着几分拘谨和期待，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本该充满欢笑的节日，会因为一个人而变得如此索然无味。

六一儿童节那天，班里决定搞一些活动来庆祝。说实话，这次儿童节对我来说，心里早已没有什么波澜。因为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就在班会上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后一个儿童节了，好好珍惜吧。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最后”，只是被那种略带伤感的语气感染，觉得好像真的失去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于是从那天起，我就当真把六年级的儿童节当成了最后一个，此后每年的六月一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所以到了初一，当周围同学兴高采烈地讨论要表演什么节目、要带什么零食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节日，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作为一个自认为“不过六一”的人，我其实是有权向老师和班干部提出请求的——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那会儿吴语涵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我们之前关系还算不错，偶尔会聊几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也会提醒她。同时，她还是班里的大班长，手握各种“审批权”，在同学中间颇有威望。于是我找到她，很认真地说：下午过完六一之后，你能去办公室找我吗？我想等你们活动结束了再回来扫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那个社交圈子里的人都这样——大家似乎都默契地以“留下来帮忙”为借口，其实不过是贪恋放学后那一段无人管束的自由时光。

举个例子吧，社交圈子里有个副班长，他平时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我后来琢磨过原因，大概和我差不多。我和梁珏铖是好朋友，梁珏铖又和杨家颖走得很近，一来二去，我和副班长也熟络起来。每天放学后，我总是磨磨蹭蹭不急着走，帮忙关窗户、关电扇、摆桌椅，理由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不过是想借着这十几分钟，和梁珏铖多聊几句游戏的事，或者单纯享受一下不用赶着回午托班的松弛感。那种感觉就像偷来的时间，教室里空空荡荡，中午的大太阳直直地照进来，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谁都不急着离开。

当然，后来的事情让我看清了一些现实。每次老师表扬放学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同学时，名单上翻来覆去只有杨家颖一个人的名字。我竖起耳朵听，听不见张浩，听不见梁珏铖，更听不见我自己。说实话，我不是在意那个名分，也不缺那一句口头表扬。只是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角落突然凉了一下——原来如此。原来班主任根本不在乎你是否真的热心，她只需要一个可以摆在台面上念的名字，走一个流程，完成一次表扬。从那之后，我终于学会了一件事：不该帮的忙，就不要帮。这不是冷漠，而是明白了有些付出，根本不值得。

继续说回那件事。吴语涵听完我的请求后，皱了皱眉头，下巴微微扬起，摆出一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表情——三分不屑，三分嫌弃，还有四分说不上来的瞧不起。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用那种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了。她压根就没有同意，其实现在想来，她同不同意都无所谓了，她作为人有她自己的自由。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不管她答不答应，那天下午我一定会去帮忙清理教室。毕竟我的真实目的从来不是“帮忙”，而是想迟点回去，和同学们多待一会儿，哪怕只是在走廊上闲逛。

我从她那份语气和表情里，读出了太多东西。那不是朋友之间该有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在当时的我看来，吴语涵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她总在心里觉得自己了不起，好像全世界都欠她一句赞美。她总认为别人会提到她、围着她转，而她的每一句“谢谢”都带着刺。当时我听出了那层意思，心里堵得慌，但懒得理睬她——和这种人计较，只会让自己更难堪。

到了下午，我先帮周沫拿完东西，就带着一本书去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安静得很，只有空调嗡嗡地响着，我正要翻看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门口忽然探进来一个脑袋——周沫居然跟过来了。他说教室里太吵了，音乐声、尖叫声、零食袋的哗啦声混在一起，吵得他头疼，所以也想躲到办公室来。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有点抗拒：明明我可以趁着这个没人打扰的下午，把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一口气读完的。周沫倒好，手里提着一大袋零食，坐下来就开始拆包装，薯片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我摆摆手说我不吃，可心里却在想，你自己吃就吃吧，难道就不能安静一点吗？但后面也实在拗不过他，只能由着他去了。

那时候我还在玩原神，周沫也玩，聊着聊着就谈到了游戏角色。我颇为得意地告诉他，我是一个芭芭拉厨，我的芭芭拉重击能打出三万多的伤害。他听了瞪大了眼睛，说什么也不信，非要我到时候拍个视频发给他看看。我嘴上应承着，心里却知道这事儿多半会不了了之。后来果然没有拍成视频，但他也没再追问，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主任和副主任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办公室，他们看见我们两个缩在角落里看书吃零食，有些意外地问：“你们两个怎么不跟着大家一起过六一啊？”我抬头答道：“教室里真的太吵了，办公室安静一点。”他们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班主任端着一大托盘奶茶和蛋糕进来了，说是给老师们准备的，顺手也分了我们两份。说实话，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但奶茶的甜香实在难以抗拒，最终还是接了过来。谁料想，第二天全班拉了好几个人的肚子，我也未能幸免。后来回想起来，总觉得那杯奶茶大概是有问题的，可当时谁又能想到呢。

因为我和周沫算是两个“闲散人士”，没参加班里的活动，我便走到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往里看。周沫说得没错，教室里确实吵得离谱。哪怕隔着一堵墙、一扇铁门、一层玻璃，里面的喧闹声还是像潮水一样涌出来，震得人耳膜发颤。我站在外面想跟自己说句话，竟然听不清自己说了什么。去完洗手间后，我赶紧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的那一刻，世界才重新安静下来。我深吸一口气，心想，这才是我想要的儿童节。

等了好久，班里的六一活动总算结束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有的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糖果，有的大声讨论着刚才的节目。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我才回到班上，拿起扫帚开始打扫。地板上到处都是蛋糕的碎屑、洒掉的饮料、踩扁的奶油花，踩上去黏糊糊的，像走在没干透的胶水上。还好那天我突发奇想，穿了我爸的那双旧工装皮鞋来上学，鞋底厚实又防滑，这点黏腻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换作平时的运动鞋，估计早就沾得不成样子了。

我去教室角落拿扫把，正要弯腰去扫课桌底下的一些碎屑，耳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谢谢你，大好人。”语气里带着那种我早已熟悉的不屑和嘲讽。我抬起头，看见吴语涵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嘴角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是在“感谢”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话，用这种方式回敬我。那句“我们是朋友”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是啊，如果阴阳怪气和冷嘲热讽就是她所谓的“好朋友”行为，那我真心祝福她，以后能多点这样的朋友。

我没有理会她接下来的表情，也没有去看她的眼睛。我只是低下头，继续扫我的地，嘴里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你全家大好人。”这句话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它带着这整个学期积攒下来的怒火，还有曾经被吴语涵以及她那个闺蜜团反复折磨的不满。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但有些事、有些话，就像钉子钉在木板上，哪怕拔掉了，洞还在。她又说了一遍“谢谢你，大好人”，语气比上次更夸张。我又回她：“你全家大好人。”这一次，声音比刚才更平静，也更决绝。

班里剩下的同学各就各位，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这段对话。有人扫地，有人拖地，有人踮着脚关窗户，有人拉下电闸关门。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和拖把拧水的声音。得益于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各司其职，大清洁很快就结束了。我拎着垃圾袋走出校门时，夕阳已经把整条街染成了橘红色。那些还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们嘻嘻哈哈地跑过，手里举着气球和棉花糖。最无聊的儿童节，最让人“无语”的儿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