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真正的理性在于避免系统性毁灭。

前些年，许多中国人都低估了社会发展的风险概率，对形势走向往往过于乐观，以至出现大量高杠杆的举动，导致全民浮躁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一个人的价值、真正受到尊重的程度，取决于他愿意为他人承担多少损失。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的人，应该被置于人类金字塔的底部。

不要听从以提建议为谋生手段的人的建议，除非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对应的惩罚措施。

在权利和责任不匹配和非对称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代理人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的延长游戏的时间，以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业绩提成，而不会考虑委托人的总体回报水平。

分权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理念，让那些不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的人只能做一些影响较小的决策，而不是让他们做影响巨大的决策。所以，分权的体制能够减少体制内那些后果严重且影响剧烈的非对称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系统中隐藏的非对称风险经积累后爆发导致的。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他错了，只有现实才能教育他。

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副作用就像诅咒一样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上有能力把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的人越来越多，但凭借亲身经历真正理解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

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整个“风险共担”系统会通过淘汰犯了错误的失败者来实现自我进化，这就是进化过程中筛选的力量。

“风险共担”用淘汰傲慢自大者的办法，约束了人类的傲慢自大倾向。

你认为比你强大的国家应该如何同你打交道，你就用同样的方法和比你弱小的国家打交道。

普世性的行为在书本上是伟大的，但在实际中是灾难的。

不要听从那些以咨询谋生的人给你的建议，除非他们会为自己的提供的错误咨询接受处罚。

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你预测准了多少次，而是在你预测准确的那一次里，你真正赚到了多少钱。同理，即使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只要造成的损失不太大，其实就无关紧要，这类似于研究过程中采取的试错法。

当你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时，平时那些无聊的事情也会变得不乏味了。如果你投资了一家公司，那么阅读财务报表的附注这种极其枯燥的事情也会变得有趣了。

当面临风险时，你会高度紧张，全身心的投入。你在那种紧张和专注的环境下所学到的东西会永远属于你。

雇佣原先的监管者，支付给他们高额的薪酬，并弄得尽人皆知，这就在无形之中给现任的监管者发出了隐含的贿赂信号。

如果你不能为自己的言论承担后果，那么你等于什么都没说。

我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标准，就是“他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

如果你雇佣助理，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你在协助你的助理工作，被迫向他“解释”怎么做事情，而这比做事情本身要累得多。这使我变得更自由，思维更敏锐，轻易不会决定去做某些事情。

能够成功的创立一个好公司的人，和能够成功的把一个公司卖出好价钱的人，一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那些给你提供建议告诉你哪些事情会对你有利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他也会从这件事情中获利，而且这件事情的不利后果只会伤害你。这些建议通常都是不请自来的。

对于一个平时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我请他喝一瓶价值2000美元的红酒，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可以为我所用。从他身上我至少可以获利10万美元，这样丰厚的回报在市场上是不多见的。要榨干，而不是惹怒他们。要记住，每天都会有新客户诞生。

罗马人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拼命赞美某商品，那么他一定急于卖掉它。

道德的要求往往比法律的规定更牢固更可靠——从长远来看，法律应逐渐向道德看齐，而不是相反。

投资银行的大部分工作是与各种监管制度周旋，并试图发现法律的漏洞。而且与常识相悖的是，监管的法律越多，投资银行就越容易赚钱。

只要少数派达到某一特定的水平，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会成为压倒性的全体选择。

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快餐品牌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这些企业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产品，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某特定的社会群体否决。（？？）当你知道这些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不可靠，而且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候，麦当劳似乎就成了你最安全的选择。

伊斯兰教凭借自身更强的顽固性取代了基督教。其实基督教当年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早期基督教的顽固性。他们对其他人信仰的宗教有一种盲目的不妥协和不包容，表现为无条件的、蛮横无理的劝化其他人改宗。罗马的万神教徒起初并不排斥基督教，但基督教徒完全是另起炉灶。

如果美国把所有州合并在一起，那么少数派主导规则就会在整个国家大行其道，幸亏美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美国能够至今运转良好的原因。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一个共和国。去中心化会极大的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

热情高涨的少数派能推动各种禁令，美国历史上那次声名狼藉的禁酒令就是这么来的。

当今社会的道德并非是由大多数人的共识演变而来的，而是由社会中那些最顽固的少数派把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强加给了社会，又因为少数派的极端不容忍，最终成了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美德。同样，公民权利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争取来的。

社会最终会屈从于某个强硬且绝不妥协的少数派。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捍卫道德体系，真相是我们只想摆脱顽固少数派不停的骚扰，于是不得不按照他们定的规矩行事。

少数派主导下产生的规则都是非黑即白和二元对立的。少数派主导下推行的规则在执行中往往更稳定，不同的人在执行这些规则时的差异非常小，而且能够使得原本孤立不相关的群体都默契的执行同一条规则。

只要有顽固少数派发挥与其数量不相称的作用就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需要的只是非对称性，以全身心投入“风险共担”的少数人。由于非对称性在现实世界普遍存在，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固执己见的少数派。

每个机构都希望其成员失去一部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组织”起来。如果你经营的是一家公司，那么完全自由的员工对于你来说绝对是噩梦。

你给正式员工创造的工作使他们对你产生了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他们变得可靠，你支付的工资正是在购买这种可靠性。

一个人被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服从倾向。因为一个人愿意签署劳动合同成为正式员工，说明他一定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人——成为正式员工，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他们表现出愿意服从的信号。

理想的适宜被雇佣的员工，在公司内部的价值比其在公司外的价值更高，他们自己也在雇主那里实现了比在劳动力市场更高的价值。

现代化大公司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形式令人非常惊奇。最好的奴隶就是你支付给他超额工资，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值这个钱，同时又很害怕失去眼前的这一切。跨国公司创造了外派人员这一岗位，在离总部很远的地方拿着优厚的薪水，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代表公司开展业务。尽管成本极高，但它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因为员工离总部越远，他在自己的空间内自主性就越大，你就越想让它成为奴隶，以免他自作主张惹出麻烦来。

享受自由是以承担风险为代价的，这是“风险共担”的真谛——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你天然会捍卫属于你的东西，但只有你能够捍卫的东西，它们才真正属于你。

公司很难驾驭交易员和销售员，他们只有在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的时候才变得温顺，愿意接受规章制度的管理，但是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公司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或没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你潜在的损失越大，你就越脆弱。

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种牺牲和承担某种风险的。只有承担了风险并作出了牺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不承担风险，你就不能真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进。

人们会本能的察觉到，曾经奋战在第一线的人和一直呆在后台工作的人之间的区别。

特朗普的一个特点是，他从来没有被雇佣过，不需要向上级证明什么，也不会沉溺于上级的肯定而沾沾自喜。这使得他在措辞时更无所顾忌，而其他候选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过被雇佣的经历，因而他们的措辞更谨慎。

在一些高寻租的国家，财富被视为零和博弈。然而在一些低寻租的地方（比如奥巴马执政前的美国），财富被视为正和博弈，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复杂的监管让前任政府雇员找到了新工作——帮助企业绕开他们自己设定的监管。

人们憎恶的并不是那些自己承担风险的富人，他们真正憎恶的是那些身处高位却不承担风险的人。

那些不承担风险共担也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的高管，只会享受公司业绩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不会承担公司业绩下滑的损失。

美国最富有的500个人或家族，只有30年历史；但在法国的名单中，60%的富豪都是靠继承得来的财富；1/3最富有的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属于最富有的家族了；而佛罗伦萨的情况更为严重，几个大家族控制了那里的财富已达5个世纪之久。

当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不下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被封杀了上升空间。

那些最积极想要剥夺富人财产的阶层，恰恰是离他们最近的人（并一直拿自己和他们作比较的人）。就像过去许多次社会运动中，最早接受革命理论的恰恰是资产阶级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阶层。

当你买一本厚厚的、用成吨的图表和表格来证明某一观点的书时，你一定要小心：这往往意味着大量无关紧要的数据没有被作者筛选掉，而真正重要的观点却还没有被提炼出来。但是对于普通大众和没有统计学基础的人来说，这些图表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简单的真理就这样被复杂的数据替换掉了。

堆满了数字和图表的作品，恰恰缺乏逻辑严密的论述和坚实可靠的观点。当我们的逻辑是正确的时候，只需要一些有意义的数据稍加修饰；而当我们试图证伪某一观点时，一个反例就足够了。

当交易员们赚钱的时候，他们懒得搭理你；当交易员们输钱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拖入细节、理论、图表和数据的汪洋大海中，以便证明他们自己是无辜的。

时间是风险共担的组织者和裁判者。那些经过时间的洗礼、磨练和筛选而幸存下来的事物，向我们揭示了它们强韧的生命力（尽管我们是事后知道的）。

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一位老交易员向我分享他的体会：“如果这个大厅里的人都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

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的。

我唯一的评判员是时间，书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读者群体的规模、稳定性和忠诚度，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评判。

宏观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宏观胡说比微观胡说要容易的多，根本没人知道一个宏观理论是否真的有效。

如果一个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风险，那么他不太可能是在胡说。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干这一行的，却又在这一行干了很长时间，这说明他需要比别人克服更多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病人以貌取人的天然倾向带给他的不信任感，他一定是用卓越的医术成功的扭转了别人对自己不利的第一印象，否则他早就被淘汰了，根本干不了这么久。时间和现实联手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时间和现实并不在乎长相。

招募交易员的两条黄金法则：一是永远不要雇用西装笔挺的交易员，二是他有过硬可信的交易记录，三是你完全理解不了这些交易的细节。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

西红柿的成本中有将近80%~85%都源于运输、仓储和浪费（包括滞销和腐烂等因素），而来自农民生产环节所占的成本很低。所以很明显，我们应当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物流领域下功夫。

社会进步并非是由高水平的教育机构推动的，恰恰相反，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是由居民财富水平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一个人简历上教育背景的光环越少，说明他要战胜的困难越多，他要和那些比他的文凭更漂亮的对手竞争，如果他还能达到同样的技能水平，他就一定是一个厉害角色。

有钱人喜欢征求“专家”和“顾问”的意见。这下可好了，整个行业的人都想骗你的钱了，于是就有了更多的财务顾问、饮食顾问、健身教练、生活设计师、睡眠顾问、呼吸专家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汉堡的口感比菲力牛排好多了，因为汉堡中的牛肉有更高的脂肪含量，但是人们宁愿相信牛排更好吃——因为牛排要贵得多。

你如果有了钱之后还想拥有朋友，就一定要隐瞒你的富有。这一点可能人人都知道。但还有一点不太广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是，你还需要隐藏你的博学和知识。只有当人们不试图去攀比和超越对方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朋友。

语言威胁除了揭示你的软弱和绝望之外不能传递任何信息。请记住：不要使用于口头威胁。

新闻行业和公众利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相较于得到读者的支持，记者更希望得到其他记者的认可。

请注意“稻草人谬误”，这种论证方法不仅忽略了对方的主要观点，而且对次要的问题进行歪曲和夸大，最后鼓励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作为一名作者，我认为“稻草人谬误”和盗窃没有区别。公开市场的谎言多了以后，就会导致人们对造谣者熟视无睹。

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70年，就像一个狭小的厨房挤进来太多厨师一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品尝自己做的食物（或者苦果）。我推测，如果你不去插手别人的事情，那么他们反而会从实际出发，现实的解决自己的问题。

人类历史应该是一部偶尔被战争打断的和平史，而不是一部偶尔被和平打扰的战争时。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很容易受到大脑记忆中那些印象深刻事件的影响，从而将偶发的事件误以为是具有统计规律的常态。这些事件在其他人头脑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可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样就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判断，加之我们自身情绪化的影响，我们就会以为该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频繁发生的。

看起来产生稳定回报的交易其实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平时不爆发，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而一旦爆发，它就会毁灭你的全部财产。

人们对战争中的伤亡记录充满了高估的偏见，随着可怕的战争的结束，可怕的偏见会浮出水面，并在随后口口相传的战争回忆中越来越夸张。

理性只存在于你的行动之中，而不在你的想法或者你的信仰之中（风险共担）。

帕特农神庙的地板是弯曲的，这样才能让地板看起来是直的；柱间距也是不均匀的，这样才能让他们看起来像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方阵一样整齐。

信仰只是廉价的空谈。

你愿意为一个事物承担多大的风险，揭示了你对该事物的信任程度。

理性并不是那些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描述的因素，理性只有一个内涵：帮助生存，避免毁灭。

事情的发生未必都是有起因的，但事物能幸存下来必定是有原因的。理性就是风险管理。

要想投资成功，你首先得活着。如果一条河的平均深度为4英尺，就千万不要过河。在爆仓风险面前，成本收益分析变得微不足道。

如果有一个随机过程，其过往的历史概率不能适用于其未来的情景，那么这个随机过程就不具有遍历性。由于不存在任何可逆性，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爆仓”。一旦存在“爆仓”的可能性，那么成本收益分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不断的重复暴露在风险之中，无论多么小概率的危险，最终都会带来死亡。

在我与孟山都公司的论战中，转基因的支持者总是拿出成本收益分析来反驳我，而对重复暴露的尾部风险却只字不提。

我们所观察到的所谓“追涨杀跌”行动，其实是为了活下来以便将来实现投资回报的遍历性，人们只是想尽力避免财务自杀，从而对尾部风险采取了特定的预防措施。

要防止自己成为系统遍历性的牺牲品。

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系统各部分的脆弱性。只有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较短（也较脆弱）的时候，人类才可能在代际间实现基因变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从而以个体的脆弱性换取整体的强韧性。

勇气是为了更高层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

那些所谓的信仰通常极具说服力，可以使我们避免做出威胁系统生存的事情。即使上述信仰需要迷信来支撑，它们也没有违反理性的原则，在技术上反对这种迷信反而阻碍了进步。如果迷信是通往遍历性的必由之路，那么就继续迷信吧！

成功人士和真正的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就是后者几乎对所有投资机会说“不”。我的观点与之类似，我们的大脑必须习惯于对尾部风险说“不”。许多方法都可以赚钱，且完全不必触发尾部风险。我对那些尾部风险近乎偏执的审慎态度只要做对一次，就足以挽救我自己。

来自平均斯坦的风险会受到切诺夫界的限制。例如，在人口总数和浴缸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淹死在自己浴缸里的人数在下一年度翻倍的概率将会是几万亿分之一。但是美国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在下一年翻倍的概率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如果一个策略有可能触发爆仓风险，那么无论多么大的收益都得不偿失。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理解市场的行为。心理学领域对个体偏见进行的研究，并不能使我们理解人类的整体行为或者某些个体的共有行为。

了解某个体的基因构成，远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一个体的行为方式。

研究整体系统的运作机理比观察系统中的个体行为更重要。

个体在承担任何风险时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好像他在一生的剩余时间里都要以某个特定的频率反复承担这个风险。

寻租：企图在没有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利用保护政策和“特殊”权力来获得收入并且维持垄断利润。

林迪效应：不同于自然消亡的事物，像技术、思想、公司这样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因此一本有100年历史的经典图书只要保证正常的销量，很有可能还有100年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