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贸易体系与鸦片交易 清廷1683年统一台湾后，取消了始于1662年的海禁政策，并于1685年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开设海关，广州是其中最大的口岸。1757年，清廷将除广州外的口岸的关税提高一倍，使得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清廷此举的目的，一是害怕出现第二个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二是因为其他口岸相较广州离海岸更近，不利监管，三是担心损害在广州靠贸易谋生的人的生计。 清廷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不需对外贸易，允许通商乃是中国对洋人的恩惠。清廷认为洋人没有直接与官方交涉的权利，于是授权行商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代理人，行商负责征税和替洋人交税，确定洋货的价格，帮其卖掉，并且洋商只能从行商处采购货物，贸易时间限制在10~11月。 英国的对外贸易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私人船只需要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许可证。这类船只被称为港脚船，多来自印度，每年英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要靠港脚船的顺差弥补一半。英国为了改变只在广州一地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限制并改变对洋商人身自由的限制和不正当勒索，先后派遣马嘎尔尼（1792）和阿美士德（1816）两个使团访华，但这两次和平谈判的使命均告失败。至1820年，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贸易已不是广州贸易的主体，让位于私商贸易，走私鸦片超过合法贸易成为广州的主要进口货物。 鸦片是英国与清朝扭转贸易逆差的关键。清朝早在1729年就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在1796年命令取缔进口和吸食鸦片。东印度公司表面上禁售鸦片，实际将鸦片销售权转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的港脚船去做。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话贸易权取消，大量私商涌入，鸦片交易从广州水域拓展至东南水域。由于清廷缺乏系统海关和专业稽查部门，导致鸦片输入量在1839年达到顶峰。 二、林则徐广东禁烟 1838.6.2，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关于严禁鸦片的奏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捕杀吸食鸦片者。道光帝将此奏折下发给各省督抚，令他们各抒己见。 1838.8.2，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伦率军舰逼近虎门，这是对两广总督邓廷祯在1836年底和1837年初的禁烟措施的武力示威。但邓廷祯8.15的奏报中没有将此事描述成军事威胁。当时虽然在清廷官员们中有关于“边衅”的担忧，但当时清廷上下议论禁烟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英国的反应。 至1838.10.23，道光帝收到28份议复的奏折，其中包括最有名的林则徐的那份。但道光帝此时并没有下定决心。 1838.10.25，庄亲王、镇国公两人吸食鸦片事发，表明烟毒侵染皇室。 1838.11.8，直隶总督琦善上奏称其在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这是自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一次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 1838.11.9，道光帝下旨招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1838.12.31，道光帝授林则徐钦差大臣，令其赴广东禁烟。 1839.3.10，林则徐到达广东省城。 1839.3.18，林则徐传谕行商责成洋商呈缴鸦片，命令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呈缴并签署甘结，保证若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货即没官。三天过去，洋商没有遵令。 1839.3.21，林则徐宣布在第二天将一二名行商开刀问斩，洋商遂交出鸦片1037箱，仅为趸船上总量二十分之一，林则徐并不满意。 1839.3.22，林则徐下令传讯大鸦片商人颠地，未果。颠地早已被清廷明令驱逐，此时在商馆鼓动拒缴鸦片。 1839.3.24，林则徐下令中止一切中外贸易，并封锁外国商管、撤退仆役、断绝供应。 1839.3.27，英国领事义律（当时在商馆内，也被围困）以英国政府名义接收英商鸦片，并在3.28表示愿上交给广州当局20283箱。注意：通过义律的手段，这份鸦片成为英国政府的财物，此时禁烟行为从中国内政变成国际关系，但林则徐没有意识到。 1839.3.29，林则徐恢复外国商管的供应。 1839.4.12，林则徐收到第一批鸦片，准许仆役回商馆工作。 1839.5.2，因缴烟工作顺利，林则徐撤销了对商馆的封锁，除颠地等16名鸦片商人，其余皆可离开。 1839.5.22，缴烟工作顺利，颠地等16名鸦片商人签署甘结，保证不再来华。 1839.5.24，义律与最后一批外国商人离开广州退至澳门。至此，外商没有得到严重处罚，而贩卖烟土在清朝是充军流放的罪行。 1839.6.3，虎门销烟。 1839.6.23，林则徐要求外商签署甘结，保证不卖鸦片，否则人即正法，不签不予通商。义律阻挠具结，下令英船不得驶入广州港。 1839.7.7，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打死村民，林则徐令义律交凶，义律拒绝。 1839.8.15，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入澳门。 1839.8.26，义律率英人撤出澳门，泊船于香港、九龙一带。 1839.9.4，义律率军舰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遭拒绝后向中方开炮，中英首次交战。 1839.11.3，中英双方在穿鼻发生海战。 1839.12.13，道光帝因鸦片事宜长期纠缠不清，遂下旨断绝中英贸易。 1840.4.7，英国议会经过三天辩论，投票决定与中国开战。而早在1839.10，内阁即已决定对华作战，已开始调拨远征军。 林则徐主政广东时期，从不认为英方敢与中方开战，其理由是：（A）劳师远征弊端大；（B）英方虽船坚炮利但无法得逞于内河；（C）中英正经买卖即可获大额利润，没必要开战；（D）英国国王不支持鸦片走私。直到1840.6，英舰陆续到达广州沿海，林则徐还以为只是武装走私，没有发出战争警报。 三、鸦片战争第一阶段 从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沿海，到1840年12月至1841年2月的中英广东谈判为鸦片战争第一阶段。 1840.6.21，首批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沿海，封锁珠江口，旋即北上，欲攻取舟山作为军事基地。英军绕过广州乃是谨遵英国首相巴麦尊令其打击接近中国首都之处的命令，但时人还以为林则徐守御有方以致英军无隙可乘。 1840.6.28，英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率军到达，随即北上与先批远征军会师。 1840.7.2，英军途径厦门，欲向当地官员投递英相书信，被拒，中英发生小规模炮战。时人以为闽浙总督邓廷祯守御有方，实则因为英军无意攻取厦门。 1840.7.5，英军攻取舟山治所定海。随后7、8月间，中英在乍浦、厦门、崇明等地发生战斗。 1840.8.9，对战况感到困惑的道光帝，谕令天津总督琦善可以逾制接收英相投书（当时清廷规定只有广州才可以接收国外官方书信）。 1840.8.11，英军到达天津大沽口外。 1840.8.17，琦善接收英相投书，立即奏呈中枢。书信内容要求割地赔款、平等交往（当时英军还持有英相秘信，要求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治外法权、核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但是书信翻译出现错误，让道光帝误以为英军此举乃是试图告林则徐的御状以求伸冤昭雪、重开贸易，而非上门武力要挟。道光帝还考虑到战事拖延会令国库空虚，于是想要以抚为主，遂撤下林则徐。 1840.8.20，道光帝下旨令琦善告知英军——清廷已派钦差（即琦善）赴广东查办，英军应立即南返、与钦差大臣在广东和谈。 至1840.9中旬，中英双方在天津经过多次交涉，英方考虑在海洋漂泊时间过长以及冬季到来海洋冰封等原因，加之以为琦善答应赔偿烟价，遂南下返航。 1840.9.19—1840.11.6，中英双方在浙江谈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原本奉旨赴浙收复定海，但因军备实力不足而倾向和谈。天津和谈消息传来，伊里布试图用中方归还战俘作为条件交换英方归还定海，最后双方只达成停战协议，其他事务视广东谈判而定。 1840.12.3，中方代表琦善与英方代表义律（此时已替代生病的懿律）均已到达广州，谈判正式开启。道光帝的意思是恢复鸦片前的状态，于是双方要求差距过大，谈判无果。 1840.12.7，琦善开始增兵虎门，至1841.1中英交战时，虎门兵勇已达到11000以上，炮台人数已满，所谓琦善不增兵不救援之说不符合事实。 1840.12.25，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第一道奏折，得知英方要价后态度转变，主意由“抚”变“剿”，下旨令琦善准备剿办事宜。 1840.12.30，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第二道奏折，认为谈判毫无希望，下旨“乘机进剿，毋得示弱”，同时命川湘贵等地兵丁听候琦善调遣。 1840.1.6，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道奏折，大为光火，训令琦善不得再接受英人书信。 1841.1.7，因谈判无果，英军进行武力威胁，攻占沙角、大角炮台，虎门危急。 1841.1.11，琦善承诺代为上奏予以英方一处外洋寄所，不久英方退出虎门。 1841.1.26，义律单方面宣布清廷割让香港岛，派军将其强占。 1841.1.30，道光帝授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为参赞大臣，调集各地军队赴广东作战。 至1841.2.19，琦善一直抗旨与义律和谈，琦善的最高还价是赔款、恢复广东贸易、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居、禁鸦片等，而义律的最后出价是两国公文公平往来、割香港岛、治外法权、赔款、恢复广东贸易等。 1841.2.20，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下令将琦善革职送京审判。道光帝对琦善的软弱态度非常不满，谕旨称琦善“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持……辜恩误国，丧失天良”，清朝高度的皇帝集权和道光帝对琦善的态度导致后来的官员无法对道光帝言明中英双方真实的实力差距。 四、鸦片战争第二阶段 从1841年2月中英开战到1841年5—7月广州停战是鸦片战争第二阶段。 1841.2.26，英军攻克虎门进入广州内河，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2.27，英军攻克广州内河的乌涌炮台，3.2再下琶洲炮台，3.3再克琵洲炮台，兵峰距广州城仅有数公里。琦善要求停战，义律给予3天时间谈判。 1841.3.5，参赞大臣杨芳入广州城。 1841.3.6起，英军连续攻克广州内河沿岸炮台，并于3.18占据广州城外的商馆。期间义律担心战事吓跑广州富商，曾与3.6和3.16两次呼吁和谈。 1841.3.20，杨芳答应义律关于恢复通商的要求，双方停战。杨芳的奏折中没有提到广州内河战败和中英已恢复通商的实情，却谎称采取羁縻策略以求全歼英国水军，符合道光帝一直以来的幻想，遂信以为真。 1841.4初，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派璞鼎查接任。此前义律因不够强硬的外交策略而屡受英相巴麦尊训责。 1841.4.14，奕山等人到达广州，因军备不利默许了杨芳的和议。 1841.5初，各省援军1.7万人全部到达，期间道光帝多番下令出战。 1841.5.17，义律闻知广州聚兵的情报，遂向广州城进军（此前英军驻扎香港澳门一带），英军于5.23到达广州城附近。 1841.5.24，英军进攻广州城，广州城迅速陷入腹背受敌的败境。 1841.5.26，清军乞和，奕山赔偿赎城费后，双方停战，英军退出香港。奕山奏报谎称广州之战取得大胜以及英人乞和通商，道光帝信以为真，大力嘉奖奕山等人，准许英人通商。 1841.5.30，撤离广州城的英国军队途径三元里，受到之前被英国士兵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调戏妇女等行为激怒的民众的伏击，随后英国阵地被民众包围。次日，在英方重开站端的威胁下，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 1841.7.28，道光帝受奕山欺骗，把广州一省和谈当成中英两国和谈，下令各省撤退调防的兵勇。 1841.6--1841.7，驻扎在香港的英军遭遇疾病和台风的打击，义律放弃了北上攻击厦门的计划。 五、鸦片战争第三阶段 从1841.8璞鼎查抵达到1842.8.21《南京条约》签订是鸦片战争第三阶段。 1841.8.10，璞鼎查抵达，接替义律成为英方全权代表，向中方发出照会，告知英方将北上进攻，直到清廷满足英方要求、双方结约为止。璞鼎查得到英相特别指示，要军队重占舟山（英军此前于1841.2撤离舟山），并在舟山或天津与中方谈判，且谈判对象必须是清帝委派的全权代表。 1841.8.18，广州知府余保纯抵达澳门求见璞鼎查遭拒。 1841.8.21，英军向北开进。 1841.8.23，奕山、怡良等人联名上奏，谎称义律因撤职不满未告知璞鼎查中英双方停战通商的实情，意图陷害使其开战犯错，但奏折通篇未提璞鼎查的使命和北上军事行动。 1841.8.25，英军抵达厦门沿海。此时驻守厦门的是两江总督颜伯焘，他是个有名的主剿派。颜伯焘于1841.2上任接替邓廷祯，用半年时间花重金添兵打造了厦门的防御体系，并保持警觉，没有遵循道光帝的撤兵命令。 1841.8.26，英军攻打厦门，次日，厦门失守。 1841.9.26--1841.9.30，英军侦查定海地形，为进攻做准备。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是主剿派裕谦，他于1841.2上任顶替伊里布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驻节镇海。 1841.10.1，英军攻陷定海，只付出战死2人、伤27人的代价，而清军则有三位总兵战死。 1841.10.10，英军克陷镇海。此役中途，裕谦对战事绝望而自杀，为亲兵救起后在逃亡途中亡故。浙江提督余步云随后启城而逃，时人多以为余步云临阵不敢抵抗以致镇海失陷，实则全因中英军事实力差距过大之故。 1841.10.13，英军未遇军事抵抗占领宁波。此时英军分兵驻守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五处，无法集结足够兵力深入长江，而且考虑到冬季来临，不利于作战，因此英军停止了攻势。 1841.10.30，被道光帝授予扬威将军的奕经离京南下奉旨讨逆。他于11月下旬到达苏州，一直等待川陕甘援军在1842.2.13到达后，才于1842.2.27赶赴浙江前线曹娥江一带。 1842.3.10，奕经命清军同时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但这一历时四个月准备的春季反攻不到四小时便全部瓦解。 1842.3.13，英军反击，攻克了奉化、慈谿、长溪岭等地的清军营地。 1842.3.16，奕经撤退至杭州。 1842.3.21，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了一道“十可虑”奏折，指出剿夷政策已不可行的十项因素，分别是：部队士气低下、调西北援军速度太慢、英军火器无可抵御、英军并非不善陆战、英军乘船遁走无法歼灭、民众害怕大军进剿但与英军相安无事、清军攻防两端都不行、漕运可能中断、浙江民众遭遇雪灾可能乘机造反、军费吃紧。刘韵珂是由主剿派转变到主抚派的典型，当时所有的清朝官员在战争前都是主剿派（如琦善、伊里布、杨芳、颜伯焘、怡良等），但一旦他们了解和处理了战争地区的实务后，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都由主剿派变成了主抚派。 1842.4.15，被道光帝任命为钦差大臣的原盛京将军耆英赴杭州处理浙江军务，随行的还有1841.2被罢免定罪的前钦差伊里布。道光帝不再一意主剿，授意耆英先剿后抚，此后道光帝受前线情报影响，在战与和之间多次游移。 1842.5.7，英军准备发动扬子江攻势，为了集结兵力从镇海、宁波撤军，奕经上奏谎称清军取胜收复失地。 1842.5.18，英军攻克乍浦，当地许多民众自杀殉难。 1842.5.25，道光帝受奕经战报鼓舞，立场由主抚重新回到主剿上，终止了耆英和伊里布的使命（游移1）。 1842.6.4，道光帝得知英军战事，命耆英、伊里布留任杭州专办羁縻事宜。（游移2） 1842.6.8，英军攻克长江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两江总督牛鉴逃跑（1841.10接任亡故的裕谦）。此后英军得到来自印度、孟加拉的援军增援，实力大增，鼎盛时不少于两万人。 1842.7.9，道光下旨令耆英专意剿办。（游移3） 1842.7.21，英军攻克漕运枢纽镇江，此役英军遭遇到了鸦片战争中最顽强的抵抗，伤亡最多。 1842.7.26，道光帝秘令耆英、伊里布设法羁縻。（游移4） 1842.8.2，英军溯江而上，准备进攻南京，焦急的耆英、牛鉴、伊里布多次向璞鼎查发照会交涉。 1842.8.12，中英双方开始会谈。面对耆英奏报中所提的英方要求，道光帝步步退让。 1842.8.29，因形势急迫，耆英、伊里布在没有得到道光帝批准签约谕旨的情况下，在英舰上签约，是为后人所谓《南京条约》，随后道光帝确认条约有效。条约要旨有6条：（1）赔偿2100万两洋银银元；（2）废除行商的垄断贸易制度；（3）五口通商并供英国领事、商人及家眷居住；（4）割让香港；（5）两国官方平等交往；（6）清廷制定一部新的公平关税。南京条约没有提到鸦片贸易，但耆英保证清朝今后将禁烟范围局限于本国民众。 六、后续签约 （1）中英虎门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前后，大清朝廷上下对中英打交道的细节感到忧虑，遂向英方提出后续协商，但是由于清廷官员们缺乏国际法则知识以及不了解西方商业制度，他们所提协议往往无意间损害国家利益，比如1842.9.1，耆英发给璞鼎查的照会中竟然提议今后英人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并且耆英还在照会中提到了本属于主权的关税问题。收到照会的璞鼎查有丰富的殖民经验，他引诱耆英在广州就清廷担心的问题额外订立新约以使英国在《南京条约》后得到更多利益。 此后，道光帝先后命伊里布、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方代表谈判（伊里步1842.10.21奉旨，1843.1.19抵达广州，1843.3.5病故，耆英与1843.4.6继任，1843.6.4赶至广州），最终中英双方在1843.10.8于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后来的《虎门条约》。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有四项内容：（A）中方与英方一同协定关税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丧失关税自主权；（B）英人在中国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中英民人纠纷由两国共同审理，英人由英国领事据本国法令治罪；（C）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D）英国军舰可以以管束本国侨民为由往来通商口岸。 （2）中美望厦条约 看到英国与中国签约得利，美国政府也欲效仿。1843.3，美国国会批准出使中国的费用，随后，众议员顾盛被任命为使华委员。顾盛与1844.2到达澳门，两广总督耆英与其多次交涉，以签订条约为条件使顾盛放弃了北上进京觐见清帝面递国书的企图，也就是说，美国用一纸国书换来条约。 1844.7.3，耆英与顾盛签订了与中英虎门条约类似的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对中国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具体有三点：（A）明文规定中国更改关税必须与美国领事商议，由于最惠国条款，使得中国制定关税须获得所有缔约国一致同意，意味中国完全丧失关税自主权；（B）美国政府享有独立的对在美华人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即完全的治外法权，同样由于最惠国条款，其他缔约国也获得了完全的治外法权；（C）规定十二年后修约，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3）中法黄埔条约及后续 法国同英美一样，也想与中国签约得利。1843.4，法国国王派出全权代表。1844.1.24，中法两国签订了与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类似的中法黄埔条约，其中有一项规定干系重大：中国对基督教弛禁。这项规定由道光帝在1846.2.20明令宣布，成为后来义和团运动、庚子之乱的源头。 继英美法三国条约后，清廷又与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典、挪威等国签约，在实际操作中，一切西方国家来华商人都享受到了英美法三国条约保障的权益。 七、战争意义 由鸦片引起的冲突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1）中国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不相容；（2）中国朝贡体质与西方外交往来体制冲突；（3）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扩张的海权文明的冲突。” 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决策者，如道光帝、林则徐、琦善、耆英、奕山、奕经、颜伯焘、刘韵珂、牛鉴等人在战后都没有就中国如何进步的事宜做出努力。这场战争所体现的中央差距并没有惊醒国人，天朝体制依旧，仿佛这场战争从没有发生过。1849年，广州人民阻挡英人入城的斗争获得胜利，道光帝大为嘉奖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开启了咸丰一朝强硬的外交风格。中国仿佛回到了鸦片战争之前，于是中国历史可悲地进入下一次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