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在历史研究中摄入过多感情因素，或者说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平衡个人感情在史料中所占份量，一直是史学界最为棘手和关注的问题之一。远及《史记》，盖太史公之评而为一家之言，所引领其后纪传体正史，以后朝书前朝之事，难免不因势利导。编年体之书倒是颇贴合西方严格考据历史学派的作风，即历史学家只是历史的挖掘者和纪录者，没有可靠的史实绝对不做猜想与预测，可这毕竟也会限制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史学本质的客观主义天性中，人文学科不可避免的接收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打上宣传主导的烙印。让史学在矛盾中不断扭曲着自己，反映到现实现象上，就是不断地反思以至于出现彻底性大翻案、大起底。
       以上这些是上大学后开始逐渐阅读原始史料而发现的，其起因是一次偶然的无聊，故在图书馆翻看人民日报过往的汇编。无意中发现其新闻多有先后矛盾不能圆通之处，拿来上海日报对比，其矛盾更多。相较于历史教科书照本宣科、心正情纯的单线路、粗线条历史观，自己发掘历史显然更有意思（这一点在购入台湾研究院的《国民党军事制度史》后感触更深）。不过在逐渐业余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历史的乐趣并非在于修正，而真正在于还原。失真的历史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其影响之坏，犹如将幼苗浸毒，父过师惰不过使儿无知，曲解歪传却使人堕落。在不久前看望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聚会中，谈到这个问题，老师叹息，我亦无语。老师自退休以来即将教科书全部丢弃以示断绝，我恐怕没有这个魄力，我还想留着它们，它们在未来也许会是第一手的历史佐证。
       《天朝的崩溃》只能是一家之言，虽然其考据原始、全面和详细，国内外至今没有一部鸦片战争专著能够媲美，但是历史学家的个性不可能完全排除感性而只存有理性。不过作者有自知，书中早已言明，序章亦自嘲亦开篇，这种将史学和个人研究高度降低的做法，也许是让史学回归其本真，或者不断接近其本质的一剂良方。史学之崩坏难道不是日益官方化、“正史化”、真理化、神明化造成的吗？在卷帙浩繁且杂乱无章的史料中寻找最原始和真实的资料，对比英、日和清三方的记录，能把这项工作做出如此详细而条理的结论，其不单单是依靠个人的知识和毅力，更需要史学家用心，时时叩问自己的行为。文化的兴旺需要百家争鸣，意识和结论在自由开放的条件下碰撞是前提，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几千年的活力，反倒是那些非正统的乱世和衰世，让文化在中央集权萎缩的触角桎梏中有所舒展。而反思这大一统的后果，不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吗？思想的僵化和固步自封，让从统治者到百姓都沉浸在“天朝”这个自说自话的梦中，任人敲打都不愿也不相信自己醒来。退无可退不能再退之时，最好的时机已然错过，追赶的艰辛中我们依旧不断在历史的记述中叨念那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如果，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天朝，中国人一直的梦，如果非要给中国梦加一个统一的共有概念，我认为它就是天朝梦。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它的每个内容都与国家的整体指标息息相关，它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天朝上国”概念的近代化、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噩梦，千年来，不论何种文化冲击和改造，我们居然始终没有逃离，甚至不愿逃离。我们明明深受其害，却还把它当做最美好的理想，这随之而来的就是梦中场景的不断重现。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大清国整体的愚昧，这种愚昧是多方面的：守成之君，是祖宗之法不可破的愚昧；庸官欺君，是君君臣臣礼教的愚昧；清流言剿，是不识华夷的愚昧；百姓冒功，是图利忘国的愚昧。这自上而下的人的集体失聪失明失智，加剧了制度上本来的落后，放大了行军不畅、军费不济、战法落后，器物不修、外法不明等等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到如今真的解决了吗？中国人是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对二十世纪以来取得的几项民族胜利无比自豪，但是反过来却对它们也不是那么信服，这种心虚的表现到底是因为什么？民族自豪感为什么始终在那脆弱的平衡间得不到一种长久的稳定？我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家国同一感，是不是在貌似稳固的教育中反而愈发稀薄？这不仅让我回望起近两百年前的过去，天朝仍在，国却将覆。
       史学不是万能的，什么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尤其在人决心让自己沉沦的时候，只言片语的何种科学都是无力的，何况相对于天下、民族，科学它本就是只言片语，太过不引人注目了。也许是我太悲观和愚蠢，我不知未来在何方，天朝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到了二零五零年我们真的会重新迎回天朝吗？德意志第一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康德看着脚下这残破分裂的国土，痛心疾首的说道：“它什么也不是，不是神圣的，也非源自罗马，更不是什么帝国！”所以，我宁愿不再有天朝、上国、万邦、帝都，而只想要一个不会崩溃的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