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蒙恬临死前言道：“吾将兵三十万，其势足以背叛，之所以为此者，是不忘先帝之恩也。”南朝袁粲亦言：“吾早知独木难支，然所以不避死者，是不忘先帝之恩也。”正如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屡屡强调的：“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因此，我们的历史道德从来都是要求人们去执行一些明知道没有希望的事情，即便是结果注定失败，也要坚持到底，精忠报国、杀身成仁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气节。

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关天培、余化成以及海龄都殉职了，都轰轰烈烈地死在了战场之上，他们永远地成为了英雄，琦善、伊里布以及余保纯活了下来，都与英国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他们都声名永远地背负上了无法清洗的污点。

在我们的历史世界之中，当无路可退的时候，死亡就是最大的解脱，“杀生成仁”就是我们史书上的永恒的赞美。似乎这种牺牲能够胜过所有的坚船利炮。

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真正从历史视角去分析问题，真正从国家命运前途分析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杀身成仁” 、“精忠报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上、工业上乃至整个文化上的根本问题，反而会掩盖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误以为用生命去执行没有希望的战争便能够获得有希望的结果。

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残酷的，无论用多么美好的语言去描述，它终究是残酷的。正义并不总会获胜，牺牲并不总能带来回报，落后就要挨打，强权就是这个世界通行的法则。

茅海健先生的这部旷世名作便是讲述了这个血淋淋的现实。

当这场让天朝君臣猝不及防的战争来临时，清朝皇帝似乎依旧还是拥有一个强大的帝国。难道清朝的版图不依旧是金瓯无缺、历代少有的吗？东临大海，西至大漠，北面瀚海，南达岭南，君臣上下不依旧拥有如此庞大的领土吗？君主的威望还是那么的至高无上，他的敕令依旧可以传遍大江南北，任何臣子都要诚惶诚恐地拜倒在他的脚下，揣摩皇帝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必修课。天朝依然是东亚世界的主人，琉球、朝鲜以及中亚的汗国不仍旧每年跋涉万里，前来朝贡吗？或许有些明智的大臣私下里对于朝政有着不少担忧：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多，财政一年比一年困难，吏治一年比一年败坏，民变一年比一年增加，白银一年比一年减少……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独揽大权的英明皇帝乾坤独断，只要朝廷选用林则徐这样踏实能干的清官，只要严厉打击道德败坏的贪官，只要坚定万世不坠的纲常名教，难道朝政不会振衰起敝吗？难道大清江山还能有所动摇吗？难道堂堂天朝会败给蕞尔小国吗？

清朝君臣对此深信不疑。这自然是历史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眼光；然而遗憾的是，总是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依旧如此书写，这才是最让人遗憾的。

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汲取任何教训。

当这场战争来临时，没有任何一个清朝大臣是主和派，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剿灭，之所以许多人变成主和派，那是他们的迫不得已，是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的毫无办法。

历史现实是一回事，历史书写又是一回事。

就如同一百多年来备受斥责的琦善、伊里布，他们难道不曾是坚定的主战派吗？更何况，当我们翻阅时人日记时，这两位难道不是当朝大臣之最吗？难道二人不是精明强干、聪明绝顶的封疆大吏吗？这两位大臣在道光帝心中乃至满朝文武之中不一向是享有声望的吗？贻笑天下的杨芳、余步云难道不是绣像于紫云阁的名将吗？在十多年前的西北战争中，二人深入大漠，转战千里，生擒叛将张葛尔，底定西部边陲数十载。他们的功绩即便比较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先代名将，又能有多大的差距呢？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们在史书上的记载，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千秋万代，无以善后，他们的声名永远地因为战败以及妥协求和而受到决定性的损害。

我们的历史从来不会轻易的宽容。

他们并非没有抵抗，只是他们面对的敌人是籍所未载、史所未见的近代化军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强国，是称霸世界上百年的海上霸主。

然而我们的历史书写从来不愿意深入分析，从来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深入骨髓的问题——我们从来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弱点，永远地喜欢将责任推卸给一两个大臣。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是奸臣贪官导致的，如果取代他们的是忠臣，那么战争一定会胜利。“经是好经，只是小和尚念歪了”，我们从来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去质疑经书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我们太沉迷于这种历史幻想，其根本是战败之后的倔强，是骨子里的一种傲慢，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恐惧，是另一种“天朝”的思想。

广州的虎门、厦门的石壁、定海的土城、镇海的天险，这难道不是林则徐、颜伯焘、裕谦的杰作吗？它们是这个帝国能够做出的最坚强的壁垒，无数的白银为之耗费，千千万万的民工日夜劳作，在时人心中，这就是帝国的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然而当英军枪炮轰鸣之时，它们又能发挥多么大大作用呢？它们在炮火中倒下了，天朝的支柱也倒下了，然而沉浸在人们心中的傲慢与偏见却从来没有因此倒下。

残酷的国际斗争从来不允许有这种傲慢与偏见，清朝上下还要为此付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代价。

刚烈的裕谦在定海失陷之际有过一丝的迷惘：败局已定，保全性命的话就该速速撤退。然而裕谦没有后退，他的脑海中想起了道光帝的信任，想起了自己的豪言壮语，想起了身为守土之臣就应该与城池共存亡的千古准则，他毅然决然地向滔滔长江中纵身跳去。年长的海龄镇守清朝最后的防线，明知结局必败，然而他却愿意坚守身为满洲贵胄最后的光荣，率领着一千五百名的八旗部队与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七千英军展开了这场战争最为惨烈的战役，城破之后依旧进行惨烈的巷战，海龄全家为之自尽，清军的抵抗让敌人都为之动容，革命导师恩格斯下写下了被无数论著引用的名言：“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当我们阅读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时，难道我们的内心不受到深深的震撼吗？闭上双眼，耳边便是战场的厮杀与炮火的轰鸣，裕谦的投水以及海龄的自焚就如同电影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抵抗外人侵略的丰碑，他们的事迹定将永载史册，用来激励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不断奋斗。

可是我们冷静下来后，我们难道还不能发现一个最为残酷的事实吗？

即便是英军到处都遇到这样都抵抗，他们依然能够到达南京。

要知道，清朝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这场战争征调了本部十八省的军队，沿途扰乱，民生凋敝；这场战争耗尽了朝廷本不富裕的国库，财政濒临破产，被迫依靠买卖官职来进行战争；这场战争引发了长久以来潜藏在太平盛世之下的社会危机，盗贼蜂起、民变迭出。当刘韵珂鼓起勇气上书“十可虑”时，清朝君臣蓦然发现：再继续这场胜利无望的战争，清朝就有土崩瓦解的风险。

试问：继续战争难道还能是明智的选择吗？

茅海健先生不无痛心地指出：“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中国的真正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正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要想对抗近代化的英国，就必须要自己近代化。要对传统中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建立起一整套的近代动员体系、工业体系，以此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部队来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我们从来都不敢奢望道光朝的君臣能够有这样的觉悟，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觉悟，那么真的就让我们无法“觉悟”了。

但是，在这场空前的战争之中，清朝上下尤其是沿海官员都认识到了英军的坚船利炮，都知晓了英军的训练有素，那么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练兵方法，似乎是当时切实可行的一条道路。凭借清朝此时的财力、人力，进口一系列的枪炮，雇佣外国兵官训练部队，似乎并非是一件困难事情。若能如此，随着近代军事技术的采纳，先进的技术、经验乃至思想便会涌入中国，近代化便会在这片最古老的东方大地开展，历史的发展定然是另一种面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无望的战争”正是因为不但战胜无望，而且战败之后君臣上下也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反思与进步，这才是让我们最痛心疾首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无望”。

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汲取任何教训。

然而历史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汲取历史教训。司马温公著成千古名作时，年轻的神宗皇帝高兴无比，亲笔写道：“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是历史学的现实意义。身为历史学者，自应站得更高，所以能够看得更远。“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鸦片战争的硝烟距离我们已经整整一百八十年了，这一百多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可是今日的我们不依旧在重复许多不应该重复的错误吗？我们认识问题必须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从根本出发，绝不能单纯将其归咎于一个道德问题。中国古代讲究“有治人，无治法”，这自然是一个极高明的治理策略，然而放在近代化的世界中就有些不合时宜，就无法避免一路挨打的命运。

汲取历史教训，就要真正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依旧需要为之努力。只有这样，烈士们的鲜血才没有白流，挨过的痛打才能不再继续，实事求是，知耻而后勇，正是我们后人不断奋斗的准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