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身的质量可以打四星。全书条理清晰，文字也算生动，最重要的是史实细节上考证扎实而又全面，对鸦片战争中每次战役的战前准备与战斗经过、每个大员的思想转变过程，每次议和的来往交涉都有详细的分析，纠正了以往的许多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批判了传统的“忠臣VS奸臣”“主战派VS主和派/投降派”二分叙事。实际上所谓十七年史学也依然没有脱离这种叙事模式，因此这一批判在当时而言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即便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般读者破除以往陈旧模板的进阶读物。 但是作者用以取代上述二元叙事的话语体系，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反而陷入了另一种二元对立：“传统VS现代”，“天朝VS西方”。 在描绘了清朝君臣的种种可笑言行之后，作者进一步强调不能只站在今人的视角去指责当时的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又并没有尝试去理解“当时的人”，而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谅解”这些人，并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传统社会：他们没有拿出足以抵挡西方侵略者的方法，不是因为智力或者德行的低下，而是因为生在了专制、封闭、僵化的“天朝”。 天朝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真的存在一个“根性”的问题吗？即便确实存在，能用它来解释一切吗？如果作者对清朝、对道光君臣的评价可以放到其他朝代其他人物身上，那该说它太精辟呢，还是太粗糙呢？ 作者把裕谦的过度自信归结于“天朝意识”和“理学思想”，但是并没有给出依据，而只是把“宋明理学束缚思想”当做一个常识简单介绍了两句，问题是从哪里看得出来裕谦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仅仅因为他是满进士出身吗？从哪里看得出裕谦“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仅仅因为他重视“军心”？林则徐劝他移镇内地，难道是因为林的理学造诣不如他？事实上根据作者罗列的史料，完全可以看出清方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们（包括林在内），压根谈不上是什么坚信“理学真谛”的“大师”，不如说是深喑欺上瞒下之道的“官场老油条”。 这种观点还可以归结为作者对思想史的理解比较落后，考虑成书年代，考虑作者治政治史为主，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得出此类结论而对同一个人采取“双重标准”来评价，就不仅仅是“不够懂”的问题了：作为满清宗室的耆英，一会儿被作者认定为“少一些儒教的气味”，一会儿又说他“深知礼仪在儒教国家中的重要性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句话当然都说得通，但是放在一起看，显露出的恰恰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至于对“天朝”专制的抨击，当然也是应有之义，而且其中不乏精辟的分析，比如“专制助长欺君”，但是这不意味着应该把“天朝”视为一个“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大皇帝”“每一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的冷酷机器。这也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刻板印象。 而义律仅仅是因为行事与霸道的巴麦尊风格不同，就被认为“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这就更是一种萨义德所谓“自我东方化”的表现了。 与其师陈旭麓一样，他喜欢用“中世纪”来称呼这个时代，但是如今西方的“中世纪”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将其挪用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更不合适了。 而对于“西方”，作者似乎也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我并不是要说作者“崇洋媚外”，相反他对英国人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他们不光是在军事上侵略、经济上掠夺，而且还在外交条约上利用清政府上下的无知进行“诈骗”。但是正因为英国人这么做事实上是违反了所谓“国际法”的，所以他在批评前者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开始推崇后者，似乎如果当时耆英等人懂“国际法”，就能给大清挽回许多损失似的，尽管当时的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完全遵守这个国际法。在我看来，大清在谈判桌上也吃亏除了军事上的一败到底之外，最大的原因不是不懂“国际法”，而是不明西方诸国的国情。 从作者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者，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不喜欢的。如果说历史学的任务是“正视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是为民族提供“沉思的力量”“失败的教训”，那真是蛮无趣的。 一言以蔽之，作者的史观过于“现代”了点。 当然，就像作者说的那样，不能无视时代局限，我也不应该对这本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书过于苛责，但是确实不太推荐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