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故事浪漫结局却太婉转。

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年，每年春夏之交，总会在走廊撞见一个穿白衬衣的叔叔。说是叔叔，其实该叫伯伯了，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不多却梳得一丝不苟。天气热起来的时候，他穿着白衬衣，袖口的扣子总是系得紧紧的；若是赶上倒春寒，便换上一件西装外套，藏青色，但仔细看会发现上面绣着暗纹的缠枝莲，领口还别着一枚小小的胸针——我猜那大概是某个年份的纪念章，又或者只是他觉得好看。西装本身并不昂贵，料子有些皱了，偏偏那些装饰又多，胸针、口袋巾、袖扣，一样不少，像是一个少年人偷偷穿了父亲的衣服，又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挂了上去。这搭配实在说不上和谐，但你看着他的神情，便知道他是用了心的。他提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走近了能闻到一股清冽的香——是栀子花。

一把一把扎好的栀子花，用淡绿色的棉线捆着，花苞还带着露水。他笑盈盈地推开每一间办公室的门，不发一言，只把花递过去。楼里的女士们——实习生也好，穿工作服的也好，连临近退休的的阿姨——每人手里都被塞上一把。有人道谢，他不做声，转身又去下一间。

我第一次撞见这一幕时，心里存了好大的疑惑。问了几个人，竟没有谁能说清楚他的来历。“年年都来，年年不知道他是谁。”有人猜，说当年他暗恋过一个在这医院工作的姑娘，姑娘喜欢栀子花，他便年年送来，送到最后姑娘走了，习惯却留了下来。也有人说，不是暗恋，是救命之恩，某年他病得重，一个女医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想谢人家，又不知怎么谢，便挑了这最笨也最香的法子。在我们这个三步之内必有熟人的小地方，这竟成了一桩悬案。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做什么营生。他像是只在春夏之交的缝隙里出现，把花香塞进每一个人的抽屉里，然后又消失。

马尔孔多在下雨，而人之一生需要说清楚的事情实在不多。

每年见他也就这么一次两次，我用了一年鼓足的勇气想要问，却常常被各种事情打断——有时是领导的电话、有时是同事的呼唤、楼下里突然响起的喧闹嘈杂声。那些真正想问出口的话，总是被更紧急却未必更重要的事情截住。不过我猜他也并不期待被问起。有些故事，说出来了反而像栀子花被摘下了枝头，失去了在枝头摇曳时的鲜活。

大概是去年，或者前年，我记不清了，他来得比往年早一些，花也更多一些。那天的栀子开得格外好，白得近乎透明，香气浓得像是能把空气染成乳白色。他分发到最后，袋子里还剩下一小束，他犹豫了一下，大概是不知道该给谁。我探出脑袋看着他，他抬头，目光与我相接，笑了笑，把那一小束花放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窗台上，转身走了。那束花在那里放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我才偷偷把它插进玻璃瓶里——我怕那是他留给她的春天的，也是留给所有未曾开口的疑问的。

渐渐我也不再执着于那个答案。栀子花年年出现，白衬衣或者花哨的西装，笑盈盈的脸。我猜他大概也有自己的理由，那个理由也许很简单，简单到说出来反而显得单薄；也许很复杂，复杂到他自己也无法用语言讲清。他选择了送花，而不是说话，这大约也是一种圆满。

我在想，如果有一年他不来了，会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缺席，记住西装的胸针在日光下闪烁的样子。也许那时他搬去了别的城市，跟儿女一起生活；也许是病了，在某个病房里，也有人正把花插在他床头的玻璃瓶里。

一个人用半辈子的时间，去做一件别人弄不明白的事，而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是真心欢喜的。至于那故事的开头是怎样的，中间走过了哪些弯绕的路，结局又婉转去了哪里，也许已经不重要了。

栀子花在黄昏时收敛了香气，而人之一生，需要被记住的名字也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