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推动一个人把一个专栏写了近三十年，每月一篇，风雨无阻？别说那么久，坚持三年都比较困难。注意，这期间古尔德并非只做这一件事，他要教书、做研究还要写其他各种图书。真的很难回答。先不论内容和文笔，单凭时间和数量这一项，古尔德就名垂青史，恐后无来者。这十卷文集，几乎本本畅销，屡屡获奖，它们分别是：
1.《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1977(首版时间)
2.《熊猫的拇指》( The Panda’s Thumb)，1980
3.《鸡牙和马蹄》(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1983
4.《火烈鸟的微笑》(The Flamingo’s Smile)，1985
5.《为雷龙喝彩》(Bully for Brontosaurus)，1991
6.《八只小猪》(Eight Little Piggies)，1993
7.《干草堆中的恐龙》(Dinosaur in a Haystack)，1996
8.《莱昂纳多的蛤山与沃尔姆斯会议》(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 ) 1998
9.《马拉喀什的谎石》(The Lying Stones of Marrakech )，2000
10.《我到岸了》（IHave Landed，这里意译为《彼岸》），2002
据我所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卷。到目前为止，上述作品仍然有若干卷没有中译本。古尔德的大名对中国科学界、科学文化界、科普界、科学传播界、出版界来说并不陌生，为何不把这十卷出齐了？
古尔德的作品决非只有这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专业论文和专著，如《演化论的结构》《人类的误测——智商歧视的科学史》《个体发育和系统发生》《奇妙的生命：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生命故事》《刺猬、狐狸与法师痘：缝合科学与人文之裂隙》《时间之矢和时间循环》《追问千禧年：世纪末的理性探索》《生命的壮阔：古尔德论生物大历史》等。
···古尔德也不例外，但他出于某种责任或使命坚持下来了，为人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散文遗产。如何给这种写作定位，是个难题。不仅仅在中国会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在英国也一样。首先，这类随笔字里行间可能包含重要原创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文学渲染和知识转述。历史上也的确有学者把一些重要思想不经意地写于通俗文本中，甚至写在脚注中。达尔文、古尔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1941—）、威尔逊的散文中确实包含重要的学术思想，其重要性不亚于一本正经的期刊学术论文。其次，这些文字的读者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也包括多个领域的专业学者，这种写作体现了文理融通，展现的是有趣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这已经超出了在不同科学学科之间架桥的努力，用古尔德自己的话说就是（《马拉喀什的谎石》作者序，2000年，第2页）：“这些年来，如这些散文所展示的，我设法拓展我对科学的人文主义‘描绘’（myhumanistic ‘take’upon science),把它从一种单纯的实用装置变成一种真正 的乳化器，使得文学随笔与大众科学写作融合成某种独特的东西，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学科领域并使双方获益。”国人习惯于把它们视为“科普”，可是国内又极难找对应物，于是又称之为“高级科普”或“科学与人文”。后者的表述还凑合，前者则不很恰当。国内相似作品颇少是有缘由的，一是当下科学家群体人文修养有待提高，二是不愿写、不敢写，怕受到同行的鄙视。
另外，我也注意到译者把原来译偏了的古老词组natural history之译法纠正过来了，这是好现象。老普林尼、布丰的大部头作品名都是“博物学”或“博物志”的意思，不能乱译为某某史。
刘华杰
2019年12月2日于北京西三旗
（很多年前听过他的一席演讲，印象深刻，因此对博物学有兴趣。）
要概括这25年、这十卷文集为我带来了什么，我只能说是能够更精准地认识我自己，就好像生物分类一样不断细分。也就是说，我逐渐从难以归类的作者树的大分枝上分异出来，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小分枝，渐渐和其他作者分道扬镳。最开始，出于伦理和实际的原因（否则我就得不到欢愉和学习的机会了），我决定加入“拒绝简化概念”科——换言之，出于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我希望视读者为平等的对象，而不是驾车漫游时“轻松听书”的消费者。只要愿意，我可以加入该科下的一个属，我一直把这个类别比作“基督徒”，他们是知识谜团的解答者，而不是大自然的热情歌颂者，后者可以比作“方济各会教徒”。接着，我把自己归入基督徒属下一个独特的种——试图将科学主题与人文背景、人文关怀结合起来，而不是着力于逻辑清晰地解释某个科学问题。「顺便说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喜欢我的第一卷专栏文集《自达尔文以来》了，虽然它仍然在热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不是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失效（毕竟科学在25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也不是行文稚拙令我尴尬，而是我觉得那些文章太过平庸，缺乏个人特色，后来我一直致力于形成这种特色。」
作为小说家，或者作为博物学家，精密的比较观察都能带来无穷的乐趣。对纳博科夫来说，自然的创造就和艺术作品一样。甚至，“演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它创造的无比精湛的艺术作品，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样带给我们愉悦、让我们思考。所以，我们理应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科学研究，永远注重细节、保持耐心。
脊椎动物的大脑类似一种用于模式识别的装置。当演化赋予人类这一物种意识的时候，人类从古就有的对模式的本质追求演变成了将模式组织成故事的倾向，随后用故事中的叙述来解释周遭世界。由于与文化特殊性无关的普适原因，人们喜欢根据有限的主题和途径构建故事，从而让生活于复杂世界的迷茫（常常是悲剧）呈现出有用的、令人满足的意义。
换句话说，故事只能朝人们强烈期盼的几种有限方式“发展”，并受到两大深层需求的推动。其一是方向性（相关事件按照确定的缘由有序发展，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其二是动机，或者说推动故事有序发展的明确理由（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对于涉及人物的故事，这样的动机直接来自人类的意图。但在有关无意识动物或非生命体的故事中，同样需要一个承载勇气（或反乌托邦故事中令人不快的意图）的代言者。正如演化的原则总体上来说是增加生命的复杂度，而热力学定律则毫不留情地决定了太阳终将燃烧殆尽。总之，尽管有过度简化的嫌疑，我们仍旧喜欢用方向性来解释模式，用勇气来解释因果关系。因此，所有叙述中的两个核心要素——模式和原因将依照我们的心理偏好发生偏移。
我将一小部分根植于深层要求的原始传说命名为“典型故事”。如果意识和物质这两种属性不会导致原本无害的偏好变成普遍的偏见，不会扭曲我们对事件的理解，那么，人们用典型故事表达所有历史事件的强烈偏好，不论对象是人类、生命还是宇宙，都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科学问题，不过在展现智人种的小缺点时或许有一点儿滑稽可笑。（在科学领域，阐释时间顺序是很多学科的主要任务，比如地质学、人类学、演化生物学、宇宙学等等“历史性科学”。所以，如果“典型故事”的诱导破坏了我们对历史顺序的一般理解，那么很多所谓的“科学”都将遭到严重的阻碍。）
对于复杂的物质世界，很多表面上富于秩序的模式和顺序都不过来自随机系统的偶然。平均尝试32次，可能会出现硬币连续5次正面朝上的情况。天空中的星星正因为相对地球完全随机分布，所以呈现出各种图案（当然受到了银河系外观的影响）。如果星星完全平均分布，当然不会形成什么显见的图案，但显然，决定其分布的规律是不可能实际存在的，最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总结出若干模式，然后用典型故事中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些模式，那么，我们对秩序来源（通常是随机的）的理解将会受到阻碍。
对于意识，即便我们可以将某个模式归结于传统的非随机原因，也往往不能厘清诱因的复杂性和本质，因为典型故事的诱导会使我们仅仅注意到解释历史事件诸多可能情况中的很小部分。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无法观察到复杂环境中的每一个细节，于是典型故事的结构使我们忽略了原本很容易注意到的重要事实，而对记录下来的信息产生误解或者误读。用一句话总结我的主要论点，那就是，可以预言典型故事会“驱使”事实按照确定的路径发生畸变，以便符合这些原型传说的框架和要素。因此，即便事情的实际情况留存于记忆深处，我们仍会忽略那些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并按照预设的思路误读其他事实。
（保持空性）
···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我要在一本博物学著作中加入这样两个看起来与科学问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历史故事？我简单重申一下开篇提到的一般性观点，人类是一种寻求模式、喜欢讲故事的生物。这一思想倾向大部分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常常会妨碍我们对各类时序事件的思考，比如自然界的地质变化、生物演化和人类历史。我们会因此忽略生活的真实性和繁乱的复杂性，按照人类故事“发展”的若干方式进行简化。我把这些发生偏离的叙事归入“典型故事”。同时认为，因为宣扬勇气等动机（以解释这些模式形成的原因）而赋予故事目的性（以解释模式）会歪曲我们对复杂现实的理解，实际上，不同模式和不同秩序常常交替占据优势地位。
···
**假使我们一定要通过讲故事来解释周遭世界（我想我们的大脑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工作的），那么，至少要让我们的故事超越典型性达到曲折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到苍白偏见以外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时仍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实现我们的需求。**罗伯特·弗罗斯特5领悟了故事的角色和必要性，以及非典型故事的自由度，于是在1942年，他提前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作为他深沉智慧的缩影：
如果要用墓志铭讲我的故事
那么短短一句话就够了
请在墓碑上刻下
我和这个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
必须承认，因为个人原因，我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作品再度流行、再度受到关注而欣慰——他们的十三部喜歌剧（第十四部作品的乐谱已经失传了）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稀少）的遗产中最不值一提、最陈腐的部分，骄傲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耻于提起它们。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沉寂，我终于可以大声宣布：我发自内心地喜爱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人类潜能最隐秘、最难以捉摸的角落，是绝对完美的缩影。
···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分形的，区别主要（比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男高音）和次要（通常被认为具有世俗意味，比如在乡村小院自学成才的班卓琴手）的尺度并不代表内在价值的优劣。每个尺度都有一个形状完全等同的围栏囊括其中的所有作品，每个围栏内都有占据着极少数作品的一个小角落是绝对完美的。也就是说，假使我们裁取“次要”艺术的一角，得到它的放大图像，和通过倒置双目镜观察“主要”艺术的相同部分，看到的图案其实是一样的。将这两种情况下的图像贴到同一面墙上，“主要”和“次要”的区别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另外一种标准衡量与尺度无关的优劣。
洪堡的观点正与此相反，他强调感觉和分析、情感和观察是相互统一、彼此促进的。在引导得当的前提下，情感不是导致愚昧的危险力量，而是热爱自然的先决条件：
星云和恒星密布于穹庐一般的夜空，郁郁青草覆盖于生长着棕榈树的肥沃土壤。对于那些不习惯探索自然现象彼此关联的人来说，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那些勤勤恳恳观察自然的人来说，这样的景象一定会令他印象深刻，敬佩创造力的伟大。所以，我实在无法苟同伯克的话：“我们的赞叹和热情，正是因为忽略了自然事物。”
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无拘无束的感受胜于枯燥的精准观察和测量，但启蒙运动却秉承这样的信仰，最高真理来自感觉与理智的互相推动：
其实我不太想提到情感，情感似乎总是和狭隘的观念，和病态而无力的多愁善感联系在一起。我指的是，有些人存在这样的疑虑：随着我们了解自然的手段越来越多，天体运行的机制被揭开，自然力量的强度能够用数值估计··自然的美感和魅力会不会一点点儿消失？如今，公众观念不断进步，各种知识门类蓬勃发展，如果谁还抱着这样错误的观点，那他一定意识不到人类知识不断扩展的价值，也理解不了孤立事实对于形成普遍认识的重要性。
洪堡认为，感觉与理智的交互作用是螺旋上升的，一步步推动人类理解的加深。感觉激发兴趣，使我们满怀激情地以科学的认知探索细节、寻求起因。这样的认知反过来又会促使我们赞叹自然的美感。感觉与理智是认识世界的两大相互补充的力量，了解自然现象的起因将使我们怀有更深刻的好奇和敬畏。
于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头脑自发形成的印象，和英才们经过仔细推演得到的结论一样，都指向同样一个基本信条，这条牢不可破的锁链将自然界的所有事物连在一起···自然界每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者脑中同时产生的想法与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
···
和所有其他艺术一样，风景画存在两种不同的元素：其一来自直接观察、反复沉思得到的较为有限的元素；其二则来自宽广深厚的感受，来自理想化的精神力量。
···
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这样一条值得珍视的反讽，几乎让人心痛。洪堡在《宇宙》第一卷前言中提到一个悖论：科学上的伟大著作会引发知识革新的浪潮，自己湮灭其中，而经典的文学作品却能够永久流传下去。
这件事情常常令人沮丧：纯文学作品是智慧的结晶，它根植于人类的感受，糅合了富于想象的创造力；所有讨论经验知识、研究自然现象与物理规律之间联系的作品，则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产生形式上的巨变.··.通常来说，那些科学作品会因为新知识的出现遭到淘汰，变得越来越不值一读，以至于被人们遗忘。
正因为达尔文的工作，洪堡的理论在1859年遭受了被弃置的厄运。然而，这样的消除并不完全符合演化的实质，须知某些时候，演化是进步的、受内在动力驱使的，这一点和洪堡的广大和谐观念颇为契合。但是，自然选择，这一达尔文最特别的理论，及其背后激进的哲学观念，都消解了洪堡愉悦的想象图景。···
···
首先，如前文所述，洪堡曾经说过，伟大的科学著作将播下未来进步的种子，但自己会被取代。洪堡补充说，我们无需因此怅惘，因为这正是科学的乐趣所在：
虽然这样的前景会令人沮丧，但没有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或尊重自己研究的学者，会因为未来科学的进展和知识的完善而感到遗憾。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洪堡强调在深度理解自然时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因此，丘奇所达到的高度，在今天和在他所在的时代一样意义重大——他不仅忠于自然观察的原则和准确性，也拥有天才的想象力。甚至，我认为，与丘奇和洪堡生活的时代相比，这样的高度在今天更加重要。我们越来越趋向狭隘的专业化，而对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联系与整合传统视而不见，因此也越来越迷茫。艺术家不敢轻视科学，而科学家却在没有艺术的道德荒原和审美荒原上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有可能瞬间崩塌的时代最危险的地方。学科之间的整合变得比以往更困难，因为专业术语将我们分隔开，反智运动令我们伤了元气。我们就不能从洪堡和丘奇的整合视野中找一找灵感？
的确，我承认达尔文的世界要比洪堡的世界更阴郁、更难以整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样的惨淡提供了解释世界的好办法，这一点达尔文自己深有体会。自然就是自然，它从不为我们的喜好而存在，我们的道德教育、我们的愉悦都和它无关。所以，自然不会总（甚至没有这样的倾向）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洪堡对自然的要求太多，他的哲学观受到了偏好的严重影响。所以，他的观念显得可疑，甚至危险，因为冷漠的自然不会提供我们的灵魂要寻求的答案。
而达尔文则勇敢地直面哲学的惨淡。他说，希望和道德不能，也不应该，因为自然的构成而被消解。美学与道德的本质，就和“人类”这一概念一样，必须用人自己的术语加以构建，而不能指望在自然中“发现”。我们应当亲自去解决这些疑问，将自然视作了解其他问题的途径。其他问题包括宇宙的真相，但不包括人类生活的意义。只有赋予自然独立于人类话语的特性，我们才能以自由和谦卑的态度感受它的精美，才能真正亲近自然，而不至于陷入不恰当也不可能的诉求——为满足自己的愿望、消除恐惧寻求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对自然的独立性给予恰如其分的尊重，用我们的术语描述自然本身的美和引人之处。最后，我想引用达尔文的这段话（1832年1月16日的日志），虽然他无法否认自然选择是变化的真相，但从来没有因此失去对美的感知和孩童般的好奇。站在安第斯山系中心时，达尔文说：
对我来说，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一天，就像给盲人换了一双眼睛，他感叹于面前的万物，激动得几乎要失去理智。这正是我的感受，也是后来人必然会有的感受。
邓肯的思考局限于对圣经文本的文学性解释，她绝不允许自己对圣经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样的信仰决定了她不可能有太多回转的空间能够真正解决自然世界的复杂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我们考虑方方面面的假设。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是否存在更严重的限制——当时知识女性所承受的外界压力——导致伊莎贝尔·邓肯的思路如此狭窄？她甘愿接受这样的限制，还是曾经渴望反抗？在另一本不带个人痕迹（却热情洋溢）的著作中，只有一段文字略微揭开了面纱，让她的读者可以短暂地窥见一些真容。她需要回答这样的质疑：上帝复活亚当前人类，让他们成为天使，其中当然有男有女，可是我们的文献中只提到过男性天使，那么，亚当前人类中的女性去了哪里？邓肯回答说，她们也成了天使，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因为文学的偏见，我们无法读到她们的故事，就如同社会的偏见将妇女和孩子推向同样的命运：
长久以来，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圣经中只字未提。或许有人会质疑：圣经是否有必要提到千百年来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妇女；还有年幼的孩子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未曾注意过他们。
换句话说，缺乏证据不等于不在场。又或者，就像哈姆雷特在相同场景下发出的讽刺“人真是伟大的杰作”：
啊上帝，倘若不是我总做噩梦，那么就算把我关入果壳，我也是无限宇宙的主宰！
我想，如果人类想要冲破自己思想的牢笼，就必须付出奇思怪想的代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句充满智慧的评判，比他日渐消退的声名更耐久。他说，所有伟大的科学革新都包括两方面内容：对物质现实的崭新认知，以及发自内心地将自命为万物之尊的人类降级成自然过程的一个偶然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也许很有趣、很独特。弗洛伊德提到了两次重要的变革：哥白尼否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将人类从上帝的化身“贬谪”（弗洛伊德的原话）为“动物界的后代”。对于前者，西方世界的态度还算优雅（虽然折磨了一番伽利略），可是后者却是一场更为致命的变革。相比内在本质的探讨，外在物质的结构、真实状况的疑问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更远。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前，渺小的躯体令我们感到不安，最深处的恐惧于是化作了圣经《诗篇》中的疑问（《诗篇》8）：“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接着，作者解释了一番人的由来，化解了这些焦虑：“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早在100多年前，达尔文就否定了这番自欺欺人的慰藉，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必须要依靠这样的信念支撑才能够在苦难的世间生活。
1999年10月21日版《自然》杂志刊登了小林真理（M.Kobayashi的音译）、谷屋秀高（H.Furuya的音译）和彼得·霍兰（P.W.H.Holland）的论文《二胚虫是更高等的动物》，完美解决了这个长久困扰学界的问题。他们在Dicyemaorientale（二胚虫属下的一个种）体内发现了Hox基因，这是一种后生动物特有的基因，参与控制前—后（头部到尾部）轴身体结构的分化。这种特殊的Hox基因仅出现在三胚层动物，即拥有体腔和三层细胞的“较高等”后生动物中，而不会出现在常规认为“低于”三胚层动物的生物（比如多孔动物和刺胞动物）体内。因此，二胚虫应当来自“较高等”的三胚层动物，其身体结构为了适应寄生生活而极度退化。二胚虫并非生命单向发展的初级阶段留下的遗迹。
现代分类学奠基者、本文主人公卡尔·林奈（1707—1778）经常借用一句古训阐述自己的生命观：自然界从不飞跃。绵延不绝的连续性主导着物质世界，但我们人类总是渴望秩序、渴望明确的区分，也就会指定某个特定的时刻或者事件作为新事物的“法定”起点。于是，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签字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诞生；第11月第11日第11点，这个很容易记住的时间点（1918年11月11日）成为了世界大战的休止符，据说这场战争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未来的争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我们这些笃信自然连续性的人都在鼓吹新事物的象征性跨越——1758年，林奈《自然系统》第十版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动物分类学的开端。
···
所以，林奈在为创世论设计逻辑结构时或许真的有点儿幸运，这一逐步分权的结构毫无困难地融入了历史演变的新世界。至少，林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典范性地成为了分类学之父。不过，我很犹豫把他的成功完全归结于运气，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所讨论的核心观点：分类学不是简单的描述，它总是在体现秩序起源背后的特定理论，是思维偏好和人类自然观的结合。
我认为，林奈的成功在于，他在分类系统的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论这样的决定是无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在感性方面，他比同行更敏锐地意识到，在分层和分权的逻辑之下，生物能够按照一致的秩序进行分类，这或许能得到广泛的赞同，避免持续不断的争论。同时代其他分类学家也提出过很不一样的分类逻辑，但他们都没能建立起清晰、一致的体系。举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林奈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名闻遐迩的博物学家巴龙·乔治·勒克莱尔·布丰（1707—1788）写下四十多卷的巨著《博物志》，据我所知，这是自然科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布丰试图以此建立一个不分层的体系，通过生理学、解剖学、生态学将各种生物进行归类，但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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