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00年2月（即旧历庚子年正月）。这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义和团反帝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我一生中经历了清朝晚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其中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是解放战争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经十年“文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自鸦片战争开始，几千年封建闭关自守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此内忧外患、国弱民贫、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农村更是千疮百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又陷于连年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28年，十七年间，中华民国如走马灯似的共变换了十三届总统、四十六届总理。有的总统、总理仅当了几个月甚至几天！袁世凯则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
1928年蒋介石军队到了华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又发生蒋、冯、阎混战，十年国共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祖国大地连年战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英烈舍身流血，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彻底结束了战乱。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此中国人民才有了真正统一独立的国家！
春秋代序，九十余年的时光转瞬飞逝。回首自己过去的各个阶段：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尤其是青年时期，抚育后代、孝养双亲的重担压在身上，真所谓历尽人间忧患了。当我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步步维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晚年的岁月里坐下来从头至尾写下自己的一生。因此，无论在革命工作或其他方面，就极少留存什么有助于写这份回忆的材料（原存照片、少许资料、书、画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及烧掉了）。在十年浩劫中被强押入狱隔离审查时，勒令我从有记忆力开始写到入狱为止，同样材料连写好几次，这逼使我比较有系统地回忆自己以往走过的道路。我不得不靠自己残缺不全的记忆一点一滴地把它记述下来。坏事变好事，它给我写这份回忆录大有帮助。这份回忆录断断续续地总算勉强草成。由于外来事务的干扰和自己体弱多病，以致花费的时间不短，但对于初出茅庐就写作长篇文字的我来说，自以为是竭尽心力了。
（97岁写的自序，当年出版。）
我的出生地我生于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今年2月我满九十七岁。小时候名字叫“毛媛”，双亲叫我“阿媛”，人们称我“小西施”。
我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当时我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租了一间居住。邻居都是在各行业当小工的。这条浜未听说过发源于什么地方，这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据说这些婴儿多半是当时社会不允许出生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有时碰上过路的好心人，就给送去育婴堂接婴处。
夏季到来，污水发酵，臭气上升，四处飘散，再加上蚊虫乱飞，真叫人受不了。这条臭水浜，位于当时英、法租界线上。“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扩大租界，就把这条臭水浜划入租界范围。
后来臭水河浜被填塞改称六马路，以后又改称爱多亚路。爱多亚路南为法租界，北面为英租界及英美公共租界。解放后改称延安路，分东西两段，即延安东路、延安西路。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就去给人家当“粗做”娘姨。尽管母亲一天拼命地干活，仍不得温饱。
母亲生我以后，又生过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由于生活的困窘，产后身体瘦弱，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水，有病无钱医，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夭折了。因此我无亲兄弟姐妹。记得出生仅仅四个月的弟弟，由于奶水不够，每天都是吃些米糕。初夏的一天下午，弟弟因病老哭，母亲要烧晚饭，叫我抱他在房里走走、哄哄。我嫌屋里热，便抱着弟弟出房门在屋檐下来回走，哄他，他还是哭啼不止。刹那间，见他双眼向上翻了几翻，脸色也变得青白，哭声停止了，四肢不动了。吓得我立刻大叫：“姆妈，快出来呀！弟弟不好了！”母亲穿着不合身的衣裤疾步出来，见状急得满头大汗，指责我道：“你怎么抱他在屋檐下走来走去呢？”边说边赶紧进屋，拿了碗碟出来，把它往地下用劲一掷，嘴里念着：“求求菩萨保佑！求求菩萨保佑！”可是小弟还是没有活过来。母亲哭着说：“吃奶的孩子，哪怕没有奶吃，身上还是有一股奶花香，屋檐下有野鬼，闻香味就抢走了。我掷碗碟是为了抢恶，有时候很灵，鬼闻碗碟声会吓跑的，孩子也会转过气来。”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和母亲一起伤心痛哭，心想只有这一个弟弟呀！而且出生仅仅四个月！
我仅有的姨母，相貌清秀、体弱，说话轻声细气的，性格比较懦弱。她很疼爱我。她在苏州时，先嫁给当地的周家，生一子取名金生，脸上有些麻子，有时叫他“小麻子”。丈夫去世后带子来上海，再嫁给道教法师张连卿。金生不愿随母改嫁，去外地当临时工。据说不几年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忧郁凄凉而死在上海某弄堂里。姨母嫁给张家后，随夫也吸上了鸦片烟。
父母的希望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为何还让我读书呢？因为母亲不识字，父亲识字不多，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见我虽然是个女孩，长相还不错，又聪明、灵活，所以再苦也很重视我的读书问题。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有个出头日子。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附近举人刘老先生办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娘姨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我在私塾里念书的学费是一年分三节付（端午、中秋、过年）。每一节送刘老先生两三块钱，家境好的学生也有送四五块钱的。没有钱的少送，有钱的就多送，老先生全不在乎。我父母亲虽然这么穷苦，但总是尽量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总是按时送给私塾先生，好让我安心读书。
那时，我是睡在一张小床上，床上有一顶破旧的白布蚊帐，床头右端有一张小茶几。每天清早我睡觉醒来，撩起帐子就要用手摸摸它，看看上面有没有十文、二十文的铜钱。摸到了一两个铜钱，就晓得有点心钱了。马上翻起身来，洗洗脸，请母亲梳好头，然后背起绿布红带的书包，蹦蹦跳跳地到马路上去买两个铜钱的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粢（zī）饭团，里面再夹根油条，把它揉压得紧紧的，真是又香又好吃。我一面吃，一面就摇摇摆摆地上学去了。
我问父亲说：“爸爸，你干吗要靠拉黄包车赚钱呢？你不能做些别的小生意吗？”他说：“唉，阿媛，你真不晓得呀！做小生意要有本钱，我们哪里来的钱？没有本钱只能这样，慢慢地等爸爸身体恢复一些，多拉些生意就好了。你姆妈工作总是做不久，只要大家好好做，存点钱，就可以做小生意了。现在哪里可以呢？”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能到工厂去？为啥要做这个？”他说：“你不晓得在工厂里做工要和那些工头打交道。”我问“什么打交道？”他说：“拍马屁。”他又说：“工头是凶得要死的，我才不去受那份罪，他们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你不晓得啊！同时还要先送礼、送钱，他们才肯介绍你去做工。就是进去了，逢年过节还得送礼、送钱，不然就要借故骂人、打人、开除。你不晓得啊，找个工作真不容易。”经过父亲的解释，我才明白非拉黄包车就没有出路的原因。
那时候我人虽小，但心里总是纳闷，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穷苦呢？”后来我才有些明白，那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也就是清朝腐败到极点，帝国主义要吞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所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煤矿工人、人力车夫……他们生活毫无保障，只有劳累、卖命才能勉强度日。
我心里想：不是说民国了，日子要好过了，为啥这些人还是这样有钱阔气，而我们还是这样穷苦？我连这件过年穿的乡下布（布名）背心，还是向母亲要了好久才得到的。原先是请母亲替我在过年时做件新衣服，结果母亲因钱不够，只替我做了件背心，套在两袖洗过的旧棉袄上。回想起来，弟妹们生病没钱买药看病，个个天折。父亲患重病，同样无钱医治。可是这些人却为什么那么阔气？我回到屋里就问母亲：“我们这家人为什么这样穷苦？别人又为什么阔气有钱？要怎么才会有钱呢？”母亲说：“世界上穷苦的人多啦！人家是前世修来的命好，我们苦命，所以我们今世一定要做个好人，下世才可以过得好些，不然我们下世还是穷人。”
我对母亲这个回答感到不满意，什么“下世”、“前世”、“后世”的，我不懂。每当我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母亲总是高声说：“你又去和人家比了。这有啥好比呀？人比人要气死人的！没有啥比头！跟你说我们是穷人，人家是富贵人，是前世修得的。人家命好，我们命苦。”还是这些话，我听起来似懂非懂，还是疑问一大堆。这些疑问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怕痛，不肯缠。“看，你不把脚缠小点，就只是半截‘观音’，多可惜！”一天晚上，她用白布做的脚带把我的脚缠起来，上床后，睡在被窝里两脚发热，痛得要死。我起来偷偷地拿了剪刀，把它剪掉了。第二天，母亲边说边又给我缠上了，一边缠还一边喷些烧酒在布上。她的意思是让我的感觉麻木一些，哪知道喷了烧酒更疼。我忍不住，又用剪刀把它剪破，并且把脚带剪得粉碎。母亲非常生气地说：“看你那样子，上面长得蛮好看，下面一双大脚板，难道不是半截‘观音’吗？”我说：“观音菩萨是大脚，爸爸带我去庙里我看到的。”母亲侧头看我一眼说：“将来长大没有人要你的。”父亲在旁就对母亲说：“何必一定要把脚缠小挨疼呢？让她去，没有人要我养她一辈子！”我听了心里真高兴，因为疼得实在受不了。母亲就说：“好！好！那就随依你们吧！”我听完母亲的话，猜想，这下再也不会给我缠了。我想：“不是说，推翻了满清改换民国，就不要再缠小脚了吗？为什么母亲还要我缠小脚呢？”这次缠脚的经过使我初次感觉到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受苦，除了受穷之外，还有更多的苦恼。
我一开头就是这样，水牌上别的姑娘只有两三张局票，而我的水牌却写满了，并且每天都增加，一直加到五十几、六十几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唱哑了，幸亏有的客人只是转一转，并不唱，看我一眼罢了。我经常累得要死，而且到深夜才睡。每天上下楼梯，不知跑多少路。她们觉得生意兴隆，很高兴。我却累得两腿酸疼得下不了床。心想：那些有钱的人，大吃大喝，还要听唱、玩乐……不管别人的死活……
有一位知书识礼、态度文雅的孟阿姨，她五十多岁，长得矮矮胖胖，走起路来有些驼背，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从未看见她发过脾气。她每天给我梳头打扮，并且经常在这时候给我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西游记》、《孝经》，还讲《木兰从军》和《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给我听。有一天，我追问她，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开始她不肯讲，有顾虑，只是说：“讲了你也不懂。”经过我再三诚恳地请求，我一定要她说，她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切。她点着纸捻拿起水烟袋，边吸边讲，记得她说：“这里现在叫长三堂子，在未改朝换代前原称青楼，指豪华精致的楼房妓院，亦称书寓。当时书寓里的姑娘称校书，指有才学的女子，以后指艺妓。校书的资格必须能琴、书、歌、曲者，才得称此名，因此住房名书寓。姑娘一般卖艺不卖身，偶尔情投意合者，亦未尝不有暗中入幕者。长三堂子集中在云南路福祥里、福州路会乐里、广西路杰余里、汕头路群玉坊。我们这里是清和坊。所谓‘小先生’，另外有一个名称叫"清倌人’，就是卖唱不卖身的姑娘的称呼。卖淫的地方分几等：‘长三堂子’是最高等的，其次是‘幺二’，再则是‘野鸡’、‘咸肉庄’，还有‘花烟间’，还有‘咸水妹’。老鸨又称‘鸨母’，但是，不可以当面对她这样称呼的。下等妓院称这种人为“开门口的’，又称”老板娘’，长三堂子称她为‘铺房间的’。长三堂子俗称‘长三’，也叫‘头等班子’，工部局执照上也叫它‘书寓’；里面的姑娘叫‘生意娘’。‘长三’这名字，由来已久。原来上海是一个县，没有‘头等班子’，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都市，苏州的繁华逐渐转移上海，上海才有了‘头等班子’。当初，江南的繁华中心在苏州，苏州有‘头等班子’，称‘书寓’，姑娘为‘女校书’。‘书寓’是达官、富商、地主老爷、文人名士等富贵人喝酒打牌吟诗作赋、冶情作乐的场所，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非要姑娘卖身不可。有时家有喜事，也叫‘书寓’里的姑娘来唱唱。‘长三’这个名字的来由是因为客人喝酒打牌每人要付份子钱三两银子，加上端午、中秋、年底三节结账，也是三数，所以称‘长三’。太平天国以后，苏州‘书寓’大多搬到上海营业。民国后，每人份子钱陆续加到六元到十二元。”孟阿姨喝了一口茶，又接着告诉我：“关于这点，历史上早有记载：苏小小、玉堂春、梁红玉、薛涛、陈圆圆、董小宛、赛金花等都是‘书寓’出身。后来情况就有些变了。自洋人侵入，就越搅越不像话，坏人也愈来愈多。‘长三堂子’的姑娘们虽然不愿卖身，但是大权在老鸨手里。老鸨出钱买了或押进了姑娘，她们当中年纪大的便要做‘大先生’、年纪小的做‘小先生’。客人要姑娘同房时，不和姑娘讲价钱而是去和老鸨讲。老鸨认为客人摆花酒、打牌抽头，叫出堂差，花钱花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去劝姑娘随客人的意。假使姑娘不肯听，她就要想出种种办法去逼她。‘小先生’只是卖唱，陪陪客人清谈的，等她长大了，老鸨就要找那些喜欢她的客人敲竹杠。如果客人要求和‘小先生’同第一次房，老鸨就和他讲价钱。看谁过去花过钱最多，并且这次谁又肯用钱最多的，便答应他。因此客人为了讨好老鸨，讨姑娘的喜欢，便经常摆花酒，请朋友来玩，拼命花钱。有时候，如果客人真的喜欢某姑娘，就可以出钱替她赎身，带去做小老婆。这里的姑娘都要领照会，上捐税，就好像车子领了照会，才能做生意一样。这就是长三堂子的大概情况。
“幺二堂子的房子中间有大厅，大厅四周围有许多房间，厅上面二楼四周有栏杆，围绕栏杆也都是房间，与长三堂子格调不同。去的都是小商人、小店员之类的人。虽然，那里的姑娘也在大门上挂牌，也上捐税，但是，客人不用摆花酒、打麻将、叫出堂差等等。客人一进门，在厅里就有一个男人用怪里怪气的声音大叫几声：‘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全房子上上下下的姑娘都出来排列在下面大厅里，围着客人，由客人自己挑选。选中了某姑娘，就由某姑娘旁边的娘姨带客人进房去，其余的姑娘就退回。每晚有一定的价钱（大约二三十元，当时币值），姑娘们是得不到钱的。是开门见山的做生意。客人接得越多的就越是红姑娘，无所谓‘大先生’、‘小先生’。如果生意不好，老鸨就要凶狠地打骂她们，那比长三堂子更厉害多了。”讲到这里，孟阿姨说：“天快黑了，该准备去出堂差了。下次再讲吧。”
过了几天，我偷空又让孟阿姨讲下去，她就一面扎着布鞋底，一面说：“‘野鸡’一般是在晚上闹市的僻静角落里做生意，如四马路、五马路等地方便是她们活动的场所。姑娘由娘姨陪着，站在僻静的角落里，娘姨则站在近马路中心的地方，看见路人有东张西望的，她就走上去：‘先生，到我们那里去玩玩吧！’一面拉拉扯扯地说，‘我们那里的姑娘好，蛮漂亮的，到我们那儿去玩玩！’有时姑娘自己也上来说：‘到我们那儿去玩玩吧！’”孟阿姨讲到这里，慢慢抬起头来，正视我一下，深深地叹口气。从她那阴郁的脸上可看出，她为这些姑娘感到悲愤，同情她们的遭遇，同时也为我担心。她接着说：“这样一来，有些客人就跟她们去了。这些姑娘是在马路上拉客人的，她们没有上捐，所以叫‘野鸡’。因此，当巡捕走过来的时候，她们就马上一溜而光，否则，巡捕看见了要打她们的。‘咸肉庄’里面的姑娘，既不挂牌，又不上捐税，也是不领执照的私娼。有高低几种：高等的是不公开的私娼，有各式各类的女人，甚至公馆里的小姐、姨太太们都有。这些小姐、姨太太们有些是因为赌钱输了，有些是想找些零用钱，她们不让亲友们知道，暗中卖淫。每宿三五十元不等。低级的‘咸肉庄’暗中也领执照，每宿三元，是客人到她房子里去的。所以‘野鸡’和‘咸肉庄’是被人看不起的。连‘长三’、‘幺二’堂子里的人也看不起这一同行的，自以为还高她们一等。
“还有‘花烟间’，是鸦片烟馆，又是妓院，被人认为是最下等的场所。那里的顾客大多数是码头或船上的水客与苦力，几角钱就可度一宿，多数集中在上海南市十六铺一带。
“‘咸水妹’也是不挂牌的私娼，她们的对象是外国轮船到达上海码头时自己上去兜揽水客的生意。”说到这里，记得孟阿姨放下鞋底站起来，似乎有些感触的神情，叹口气又说：“你还年轻啊！不会很懂，再过几年，你就明白了。”
听完孟阿姨讲了这么多内幕情况，我虽年幼，却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孟阿姨讲得颇详，因年久遗忘，只记住以上的大概情况。
孟阿姨颇有知识，她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工作，可惜我从未问过她的身世。
当时，我一阵辛酸泪下，心想这都是些什么鬼地方，又是什么世道啊？都是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知道的黑暗的事？女人吃这样的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是命中注定吗？我开始对命运二字更加怀疑了。
后来，我才发觉这些客人里面什么人都有，而且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那些客人总喜欢逗人。如：“嘿！你怎么不说话呢？”有的客人问我：“我们几时到你那里打麻将，摆花酒去？”假如客人在我们那里摆花酒，到了开席的时候，我即使是出堂差在外面，再忙也得赶回来，拿起酒壶代替请客的客人，请大家入座、敬酒，然后，再出堂差去，弄得我又忙又累。他们看我从来不笑，就逗我笑，我就更不高兴。我问孟阿姨这些客人是什么人，她告诉我，有清朝的王孙公子，有衙门的老爷，地主、富商，也有革命党人。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暗想：这些人都不是好人，好人怎么会到堂子里来呢？我看不起他们，总是以冰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所以，他们有些人说我：“这是个不笑的姑娘，她从来不笑的。”我想：你们这些坏坯子，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没有一个好心肠的。
生意都是在近黄昏后开始，姑娘们一直到深夜才能睡觉。我每天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感觉生活非常痛苦。大家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为这些老爷们玩乐，忙得团团转？堂子里的生活，正如孟阿姨所说的那样，老鸨押买了姑娘开堂子，逼她们出卖青春，老鸨们却从中渔利。那个漂亮的女人——老鸨，她是一家之主，每天像指挥官一样在那里指挥一切，大家都叫她“阿姨”。我们这个老鸨有个丈夫，但是，互不来往。她另有个相好姓陈，是洋行里的买办。他来时，经常就在后房间，靠在床上鸦片盘子旁边和她叽里咕噜地谈话。因为我在那里生意好，赚钱多，所以，这位阿姨不常对我板面孔，待我还不错，别的房里生意不好的姑娘，就常常受老鸨的冷言冷语，甚至还要遭到辱骂。骂的话很难听，如“你晓得吃饭，养你像条死猪，不会赚钱，不会做生意，弄你这种姑娘进来算我倒霉！”我听她们挨骂很难过，她们和我是同一遭遇，都是陷进这火坑的可怜人。我就请孟阿姨偷偷地把我自己的局票想法分点给她们。但是，孟阿姨说：“这是不可以的。”
那时候无论是出堂差、摆花酒，从有些客人当中常听见他们谈起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又说孙中山著书提倡“三民主义”。我爱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他们说，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列强要瓜分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受苦等等···还谈论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八国联军、义和团等情况。又说什么满清推翻了、宣统皇帝退位，现在民国已经成立，按说国家应该开始走向正轨，但因腐败的清王朝在危急之时，再度起用袁世凯，复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脚踩两只船的阴谋，伪装赞成共和。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准备以“责任内阁制”来限制袁的权力。而袁世凯接过政权后，就想做皇帝。1913年（民国二年）3月，首先暗杀了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的革命党领袖之一宋教仁……其中有些情况曾听父亲讲过。我听了这些话后，觉得这些人中有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有些在推翻满清时打过仗的，都是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听客人谈论这些事，我虽不大懂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使我知道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原来还有这么多复杂的国家大事，这么多人为国家大事在忙忙碌碌。我听了这些话，觉得这些人也许是好人，不像孟阿姨说的那些地主、老爷、坏蛋们那样，他们可称得是爱国者。听起来，推翻宣统皇帝好像都是他们的功绩。我一面听他们讲，一面观察他们，这些人和那些吃、喝、玩乐的老爷、王孙公子确实不同，他们到堂子里来似乎不是为玩乐的。每次来，不是二人坐在炕床、茶几两边，面对面，便是三五人围着茶桌，或是七八人围坐圆桌，边吃、边喝、边谈论国事。有时大概是谈什么机密吧，声音很低，还不时掉头瞅瞅周围……看上去他们是做过大事的，是爱国英雄。他们还谈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兴旺情况，又说什么日本的风景很美，旅游人不少，日本在这方面每年收入不少等等。又有人说：日本风景算什么，人工改修的多，中国地大物博，自然风景区和古迹何止千万，当权者不爱国，不开辟，太可惜了。
这里补充几句，为什么当时夏之时在我俩结婚之时，他穿西装燕尾服，给我买了法国服装、鞋子、梳法式发髻呢？记得当时，法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法国较早地提倡民主和自由。这股风气传到中国，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模仿法国派的谈吐、服装等等。故我和夏之时结婚时的打扮亦是法国式的，当时认为文明而时髦。
从堂子火坑里逃出来到结婚，前后共两星期。这段时期内，丈夫和我都不敢出去，所以没有办法去看双亲，心里很是不安。那是1914年（民国三年）春末，我十五岁。丈夫二十七岁。
日本人爱好整洁，就是最贫苦人家也一样干干净净。每人都有爱好清洁卫生的好习惯。无论街头巷尾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每季度由街道警察督促大扫除一次，连室内的席地也要翻晒。可以说，这是一种强迫与自愿相结合的管理卫生的方法。日子长了，人民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
日本人很懂得经商，举一小例：我在日本念书时候，三餐伙食不用上街去买，家庭里每日需要菜肴无论荤素，每晨各个商贩来到厨房门口问买些什么，把买主要的品种先分别登记本上，中午前每个商贩一定送到，每月底结账付钱。
日本男女每年情死事件很多，甚至男女双双同时情死自杀的也不少，人们并不以为奇。这是我在那里时，常听到的事。我很为这些情死的人难过。同时内心感到在世界上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每当老师给我上课时，我总是在课外将自己心里忧闷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请教老师。但是，他们从来未给过我满意的回答。
当时日本给我总的感觉是：日本人异常爱国，团结性强。唯封建思想浓厚，敬重天皇如神。在这个国家里有着封建兼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特点，这便是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日本人民为国家富强刻苦耐劳，无不干劲十足，朝气蓬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新气象。为国家的强盛几乎是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的精神令人十分佩服！我联想到日本是旭日东升，而有几千年文化的自己的祖国却是军阀混战不已，国事衰颓，能不感叹！
这里顺便讲讲我的体会：
日本执政者实行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教育，并和德国、意大利的军国主义者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毁灭了无数被侵略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也给他们本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沉重的灾难。由此证明，世界人民唯一的道路必须是维护和平，制止非正义的战争。
战后，日本政府首先重视教育，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已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人民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他们那种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自己国家的爱国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我是因为要在日本念书，现在他父亲病重，叫我立刻回川。所以我们回国了，还要去四川老家。有时我汇给你们的生活补贴有无收到？”母亲说：“幸亏你寄钱给我们，不然生活更困难了。”我向母亲问起二叔、三叔、姨父们的情况，母亲说：“二叔夫妇全家还是在卖报。因为他们总是准时送到各户，所以，订户越来越多，虽辛苦些，还够开支。三叔叔还是在推独轮小车，有时推运货物，有时推送行人。不管是推货、推人，总要花很多力气，赚的钱也不多。三叔是够苦的，年纪已不小了，还没有钱讨老婆，我们自顾不暇也照顾不了他。这些事谈起来心酸。”姨母说：“你的姨父因身体不好吸上鸦片，连我也带上了。纸扎店的生意也不好，师傅的工钱经常付不出。”我又问：“马路街道还有叫花子讨饭的吗？”母亲姨母同声说：“怎么没有，缝穷和带着几个孩子讨饭的到处都有。有些叫花子不让去大餐馆，在小饭店门口等客人们散了，进去向店主讨些汤汤水水。”我又问：“丢在街头路角家户门口的私生子还是满多吗？”“当然还是经常有的。插根标签卖孩子的照样有。你还记得吗？有个讨饭的穿一身破烂衣服，下身用几片破布围着，连裤子都没有一条，大家叫他阿憨，多年来每天夜里总要在几条长三堂子弄里，转来跑去，放开嗓子，大声叫道：‘做做好事，冷粥冷饭。’即使在严冬寒夜亦是这样叫喊。这人还活着嘞。”我听了母亲、姨母的这番讲述，很难过。特别可怜阿憨，他的形象，他那凄凉的叫喊声，现还萦绕耳际。啊！世上穷人何时能翻身？你去了日本几年，上海还是老样子，穷人还是穷，富人还是有钱。我问：“外国人还欺负百姓吗？”姨母回答：“当然有，像外国水兵坐了黄包车，不给钱或给少了，车夫当然要向他们讨的，水兵不但不添分文，反而提起脚狠狠地踢车夫……”这是什么世道！老百姓总有一天会见光明！我想。我们七拉八扯，父亲却眼眶润湿，沉默不言。四弟夏西逵在旁听而不语。国琼女儿很老实，在她眼里都是些陌生人。我一一指点要她叫人，她只是紧贴在我身旁，眼睛来回不停地注视着外婆她们。我们谈了一阵，吃过饭。饭后我对母亲说：“你放心，待我先去四川老家看看，慢慢一定接你们到四川去，那时候大家在一起了，过些好日子吧。”我说完这句，母亲又淌泪了。姨母劝她：“不要再难过，有希望了。”啊！我们在彼此的泪水中再次分离。
又有一次，谭家隔壁有个老婆婆，整天不停地打骂一个十几岁的童养媳。我在谭家听得忍不住了，就跑过去，一把抓住老太婆的衣襟问她：“你为什么要天天打骂她？你怎么这样狠心？从现在起，再也不许你打骂她，不然我就要送你去吃官司。”以后在我住的那一段时期就再没有听见打骂的声音了。我觉得做了一件痛快事。想到这些人太不像人了，凶恶残暴毫无人性。在日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自己的国家也不像个国家。当时有人对我说：“夏太太，你真喜欢打抱不平，管闲事，亏得你是有声势人家的太太，否则，真会惹出祸事来的。”心想，可气的事太多了，有钱有势的人太可恨，穷苦的人太可怜，我不相信老是这样冷酷的日子！
和国琼女乘一顶四人抬的大轿，两个丫头和男孩各坐小轿，挑夫在轿后跟着，卢炳章也可怜地凭着双脚随在轿后。有时我揭开轿帘看见他跑跑走走满脸是汗，而轿夫们更是汗流浃背，为了生活竟要这样辛苦卖力，我心里感到怪难受的。轿夫们每到站口，就停下来找烟馆，抽足大烟加添力气再上路。这些可怜的轿夫，面黄肌瘦，一看上去就知道烟毒中得很深，但抬轿子的本事真大，，任何高高低低狭窄的泥泞小路，都能随着押韵的接口语，很自然地抬过去。例如：前喊“踩左”，后应“踩右”；前喊“天上亮晃晃”，后应“地下水荡荡”；“天上鸟子飞”，“地下牛屎一大堆”。“左边力大”，“让他一下”，……这些，尤其是吸了鸦片烟后劲头更足。我坐在轿里不时打开轿帘，见轿夫抬轿全靠两条腿要走那么多的路程，为了活命只有听从主人的使唤，这和牛马有什么两样？但人到底不是牛马，哪来这么多力气，这些轿夫被迫吃上慢性自杀的鸦片。人，排在和牛马同等的社会位置，公道在哪里？人的起码权利又在哪里呀？我心里异常难过，恨不得立刻下轿，但遥远的老家自己走不动，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交通工具，真使我进退两难，这种悲痛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
这时，我才知道丈夫从日本回国后的详细情况。他仍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先生委任唐继尧为川、滇、黔总司令，丈夫就被唐委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
丈夫军队的驻防地和军饷来源。驻防地在合江、永川、璧山三县。永川和璧山两县，位于成渝东大路线上，地处山地，商品流通数量不大，只能征收田粮（如契税、厘金税等），收入不多。**而合江地处长江边上，那时四川交通全靠水上木船运输。四川重庆下游一带各县需要食盐，全靠自流井的盐，经富顺运泸县再转运重庆供销，而合江恰是必经之地，所以，就在合江设立了征收关卡。**又在合江成立了护商事务所，专办水上运输商品征税事宜，每月可收五六万元不等。其中盐税占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合江的军费开支每月约三四万元，其余全部入丈夫私囊。而整个大家庭的开支费用，除祖上遗留下来的少数田地收租米外，其余都是要依靠这笔收入，这项税款事先既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事后开支当然亦没有必要去向谁报销，征多征少，支多支少，全凭个人自由支配。
所谓护商事务所，意思是政府保护商人运货的安全，商人就该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款，故名护商事务所。巧立名目护商，其实是征税。但是，商人被征收的税款并不落空，因为商人可以把商品提高价格出售，这样一来，结果是转嫁于一般消费者身上，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护商事务所除总揽征税事外，还在河边要道地方设立稽征所，稽征所在沿河设置哨兵，监视来往船只，遇有商船上下驶过，就勒令停船验货，计量计价照章缴税，才能通行。若有违者就鸣枪拦截，那就要除缴征税外还要交罚金。当时，人民觉悟不高，一般没有抗税情形发生。万一有抗税者，就没收其全部商品，并要给以极严厉的处分。当时军阀任意剥削人民，横征暴敛，钱就是这样搞来的。有人搞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那时，有句俗语：“拥地自肥。”意思是统治的地区宽广，随便向人民征税，任意进入私囊，当然就能肥起来了。
在1918年（民国七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已经形成，无所谓什么中央及省行政机构，都是拥兵称霸一方，谁的兵多，防地多，就是实力最大。亦无所谓军政管辖系统。所有军饷并不是依靠财政拨款或通过预算、决算等手续，而是由带兵首领委托自己的亲信如县长、征收官吏、地方官吏等办理。总之，当时的财政权，都掌握在带兵首领个人手里。他可以自由向地方人民筹款，自由征收捐税，所征的款凭他个人任意开支使用外，其余作为自己的财富，购田经商，没有上级单位或者是上一级的负责人去过问。我知道了这些目无法纪、任意作为来对待百姓的做法，见丈夫的思想行为与前大不相同后，我异常惊奇，痛心不安。
在农村各军的田赋年数征，原规定屠宰税为教育独立经费，但也被各军截留。知识分子从学校毕业即失业。总之，（当时四川由于军阀割据，内战时起，工商凋敝，农村经济破产，教育废弛，失业众多，民不聊生，人心很乱。
当吕汉群失败时，丈夫和我化装越过邻居围墙，避难于城内太平桥法国医院。躲藏了一些时候，他又赋闲了，并且心灰意懒，闭门不出，总是闷闷不乐。记得当我回国初期，丈夫曾对我说过：“唉！当初在重庆做副都督的时候，我若像别人一样，搞上一大笔钱，有了活动费，那么，这任的督军位置就属于我了。可是，我纯粹是为了革命，为了推翻满清。记得当差余胜曾在军政府拿了一对痰盂回公馆，我打了他几棍，叫他拿回去。别人就不像我这样老实。这次从日本回川，深深体会到没有兵权，没有钱，就没有人来拥护你，什么事都做不成。”听完他这么一番牢骚话后，我想想，那时候他的确算得上是个清官。我当时便劝他：“还是这样好。做个贪官污吏，只是祸国殃民，有什么意义？我就看不惯。”他说：“你还年轻，这些事你还不懂。”我说：“我总觉得现在时代在转变，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多少贵族流亡上海，做了白俄；又如：北京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把山东让给日本，以日本来代替德国在山东省的统治，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振奋了全国人心，这些，不都是证明时代在转变吗？你该多想想这些。”但他却说：“你还是少关心这些事吧！”他已不像刚回国时那样有朝气和干劲了。这些说明了他的思想在往下坡转变，我很担心。
后来，我知道婆婆之所以要我救出珮琼，无非是为了救孩子。珮琼身体健壮，认为可以多生男胎，若在外面讨进的姨太太，可能不生儿女，也不能任意使唤，这些都是她的私心，并非真心诚意要救助珮琼。
这件事使我想到：丫头在封建家庭里比仆人的地位还低，和隶一样，没有最起码的人的权利。中产以上的封建家庭往往都有丫头，大家庭里有好几个丫头。这是封建制度对女性残酷压迫的又一证明。封建势力真是可怕。我暗想：我虽然是个女子，但是我是人绝不愿和它妥协，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反对封建，提倡女权！
珮琼的遭遇是悲惨的，幼小被人拐骗，长大后又被人凌辱，死活由别人支配，自己只有逆来顺受，在旧社会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啊！回头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所以每见人遇到苦难的遭遇时，我很自然地乐于助人。这，已成为我的习性。因此，我格外心疼珮琼，我恨那些陈规陋习，恨那些黑暗的社会制度。同时我觉得千千万万个珮琼，要站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与残酷的命运作斗争而自强不息，这是解脱枷锁的唯一出路，所以我随时强制自己要奋勇向前。
（经商的审慎）
由于我少年时候贫困生活的印象太深，所以十分同情劳苦人民。以后，又受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正”年间的所谓铲除封建思想的新教育影响，加上“五四”运动后，我常在书刊上看到和听到谈起的女权、女子职业等这些问题，很是兴奋。自己也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女人总是没有真正地位的。如果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什么“女权”。所以想办一个女子织袜厂，改变四川闭塞的风气。那时候，成都开设了几家黄包车公司。我听说黄包车的租价很高，穷人们有时拉一天都不够交车租。我很为他们不平，就联想到幼时父亲拉黄包车也受尽这种高租的苦恼，所以，我要办一个以低价出租的黄包车公司。我若能办成这两件事，为妇女、穷苦人做点事外，还可以赚钱为家庭经济打开一条出路，在旧家庭里起到示范作用；显示一下妇女同样有赚钱的本事，和男子一样可以独立创办企业。
但是怎么和丈夫说呢？我考虑再三，最后，就这样告诉他：“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我愿办这两件事，你看怎么样？”他一听，可以赚钱，居然答应了。这时，大约是1923年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此后，他仍旧抽他的鸦片烟，打他的牌。我就谢绝一切无聊的应酬，开始在正屋后面，把原来的马厩、猪圈全部拆除，加上些空地，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门市部设在东胜街，聘请了两位男师傅，女工都是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我经常叮嘱她们：好好努力，学会本事，自己若能在经济上独立，要花钱自己有，多么自由，谁也不敢随便欺侮你们。我当时认为妇女只要有了职业，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就能男女平等了。这家庭女子织袜厂，当时在成都还是创举。记得国民党人来我家，时常赞道： “你们家里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的家庭。”心想：唯一可惜的，便是还夹杂着烟盘旁边的雀牌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还决定在全国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虽然更加明显，可是左派占上风。左派主张贯彻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为主的国民革命。1926年国共两党组织举行了北伐。北伐战争从广州开始，很快就进展到了长江流域，先打到武汉，后进入上海。此时，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发展到高潮。
但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扩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勾结英美帝国主义，破坏孙中山先生坚决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终于在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声势浩大、节节胜利的北伐大革命就此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告终。1926年至1927年，流血牺牲者不计其数！
1926年段祺瑞勾结帝国主义，并大肆屠杀举行反帝集会请愿的北京学生、市民，造成“三·一八”惨案。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内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长期准备，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爱国志士、工人、学生等，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大屠杀。
在北伐战争中，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很不甘心，英、美、日、法、意等国借口保护侨民，命令军舰炮击南京居民，死伤两千多人，毁坏房屋无数。
以上形势，当时我看到报刊登载，听到国民党人常来和夏之时谈话。啊！叹国事如此，我忧心忡忡！
自蒋介石叛变孙中山先生英明正确的三大政策后，中国军政界明争暗斗，火药味未曾停过。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欺负，内遭军阀、地主、官僚、买办们的压榨、蹂躏……民不聊生。
这些令人悲痛的国事，使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想到国家人民，想到丈夫子女以及自己的前途，想到整个家庭今后的趋势，常常感到自己在迷茫中度日。
民国以来国事日非，全国军阀割据，省与省打，县与县打，内战不停。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买办、袍哥也和帝国主义、军阀勾结，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就以四川一省来说，也是军阀林立，各霸一方。刘湘驻重庆川东一带，刘文辉驻扎在成都川西一带，二十八军邓锡侯驻在成都附近各县份，二十九军田颂尧驻在川北一带。他们都是各自划分疆域，并且在防区内卖官鬻爵，还私设关卡，大刮老百姓钱财。各军向农民征粮，已预征到民国七八十年。鸦片遍地种植，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奸淫抢劫，吃喝嫖赌的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挣钱的场所，校长一年更换几次，失学失业，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川局的混乱，比其他任何一省都要厉害。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一年之内混战好几次。哪里是为国为民，都是图谋个人权势，称雄称霸。国家落到这样地步，真是叫人伤心。又想：“丈夫不肯听取我的劝导，还想踏上国民党蒋政府的政治舞台，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不过是多增加一名军阀罢了。这个家庭，军府门第，公馆派头，家人不重视生产，游手好闲，不重视子女受高等教育，名声在外，存亡绝续；老是这样下去，我即使再辛苦操持，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许多，心里非常烦闷。次日，我请蓝静之、向育仁来家。我以温柔而严肃的态度对他们开口：“有件事要请你两位帮忙。这次枪杀学生的事，我也知道。最后未杀的小孩文兴哲，他是遗腹子、独子，他的母亲依靠教书来养大他的。文母昨天来，要求我帮助求情。今天我向你两位求情··”我话没说完，他俩立刻回答：“只要大嫂担保没话说。”向育仁指着蓝静之：“把这学生放了吧。”我答谢后，留他们吃了便饭。
有关何、萧两位，1932年我在沪，拜托庄希泉先生介绍他俩去新加坡教书脱险谋生。此后毫无消息。几十年过去了，常常挂念着他们，1988年的一天，突然由《团结报》社长许宝奎先生送来他们托该社转给我的一封信，使我喜出望外。信中叙述···在旅游欧美、东南亚、日本、上海、四川、北京的途中均未打听到您，现见《文汇报》登载有关您的文章，才知伯母在北京。人事沧桑，友玉在四川家庭的老少都完了。当年承伯母帮忙来南洋，幸免了一切灾难，一直感恩在怀，云云。接着寄来全家二十三人的照片。
1988年11月，何尔玉夫妇率子女孙与由他两位抚养成人的文兴哲的子女及其妻共二十几人，联名给我寄来一幅彩画及祝我九十生日的贺联。
他的理由是：“读什么大学不大学，花费那么多的钱，读好书又有什么用？只要跟我三年就什么都学会了。”我一笑，耐心地向他解释，无奈他根本不听。我见他不仁不义，重钱不重情，如此自私，气愤填膺。我最恨自私的人。我叹口气，想事已至此，就着重四个女孩的前途吧。次日，我和他力争琼、琇、瑛、璋女儿必须大学毕业。国琼女爱好音乐，爱弹钢琴，老师评她非一般的聪明，为父母者，为何不培养她呢？他不理睬。我又再次劝他：“要看清国内形势，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的遗志，掀起内战，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民不聊生。再说你在政治上既不满意蒋介石那帮人，但是又想重返政治舞台，打进那帮人之中，我看你的路会越走越错了。还不如现在放下官派架子，老老实实做个社会人士，办些社会福利事业，对你反而有利。家中开销尽量紧缩，把钱好好用在子女教育上，每房人都得想法生产，不能再那样依靠你的声势坐吃闲饭。至于你疑心我对财产处理有问题，以及我有无从中私藏一部分，待六弟回信就可以证明。”
不几天，他带大侄女及前妻儿子夫妇（夏述禹与张映书）回四川。我和双亲及四个孩子就从旧法租界大陆坊搬到蒲石路（现长乐路）渔阳里一号，这是一座旧石库门房子，是我二叔所租的。他把楼下左厢房让给我们租住。从此，放下了失去母爱的钊儿（大明），带着四个女孩和双亲踏上了为争取光明和为生活而奋斗的道路。然而，在精神上我如脱离苦海似的顿然觉得非常轻松愉快！记得迁居的当晚，我就吃了两碗饭和好几块母亲亲自烧的红烧肉。这是1929年秋。
再次企图谋害。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我在上海因政治关系而被捕入狱。释放后，夏之时曾对四川军长范绍曾说我是共产党员，托他设法诱我去杭州游玩，把我推入西湖淹死。范绍曾和杨虎商量，杨未同意，范即搁罢。这是我离开夏家后夏之时第二次企图杀害我的阴谋。
这件事在全国刚解放时，国瑛女从美国留学回国，去北京工作。有天，她去探望杨虎，正好范绍曾也在，杨虎介绍范给国瑛认识亲口把上述情况告诉国瑛。并说：“你妈妈是位很聪明能干的妇女，我很尊敬她。而你父亲特别托范绍曾整死她。范伯伯问我，我阻止的——你父亲，真是太糊涂、毒辣了。”
1960年底我从上海迁居北京王府大街，有天范绍曾来家探望，他亦告诉我夏之时曾托他谋害我这事。
……柜上人高声问我：“喂，你要当吗？”我把包袱递上去，他翻来覆去看过后问我：“你要当多少？”“五十元。”“顶多三十元。”我无可奈何，只好当了三十元。大家瞥了我一眼，似乎羡慕我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候，我又一阵脸热拿了钱和当票就往皮包里一塞，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有次缺少伙食费和另外一笔费用，临时吩咐国琼把她学习不可缺少的大提琴拿去押当，她看了我一眼穿上大衣（那时她才十五岁）去了。她回来时说：“押店柜台真高，我人矮小好吃力，把琴提上去了，戴大眼镜的老头儿，伸头瞅我几眼问‘小姑娘你要押多少钱？’我没吭声，给了我这十几元。妈妈，是不是太少了？”（把大提琴押掉后，看她样子很心痛，我也后悔，设法急速把琴赎回了。）父亲说：“蛮好我替你们去，也许可以多当几个钱。当铺押店里的人心顶黑。”我问父亲：“押头店和当铺到底有什么区别？”父亲说：“上海当店分两种，大的叫当铺，本钱多，房子大，为了防火，用石头砌成大院，后面是老板的住屋，前面开当铺。一进门有座大屏风，上面写个‘当’字。当铺年息一分八厘，也有一分六厘的。十八个月期满，期满还放宽五天，不起息，对东西保管也比较妥当。但是低级东西不当押。小的叫押头店，进门屏风上写个‘押’字，范围小。月息二分，十二个月满期，期满没有宽放日子。但是当价比较高。同时，中下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当押的。所以穷人都喜欢去押头店。可是那里虽然当价较高，利息大，并满期日子比较短，期满不赎就要‘死当’。”父亲说到这里皱皱眉头，叹口气，又说：“开当铺、押头店可以发财，穷人则越穷越倒霉。不过，当铺的利息比高利贷总算轻多了。”父亲说完，我亦暗自嗟叹，联想到那些有钱人吃喝嫖赌，作威作福，他们的豪华生活里，哪里不浸透了穷人们的血汗！
……她们对我说：“你像娜拉一样，由家庭出走，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要有毅力、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娜拉出走后没有下文。至于你，就看你怎样选择将来的道路了。”她们还说：“你能出夏家门，这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你为争取自由两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国的好女性。”我觉得她们真可爱、可敬、真亲热，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她们又问我看过些什么进步的书。我说在四川的时候看过些文艺书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士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落叶》、《女神》、《塔》、《瓶》、《少年维特之频》，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文兴哲也曾介绍给我一些社会科学书，如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后，她们就常常送书给我看。其中我能记得的有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著的《历史唯物论》、辛克莱著的《屠场》、高尔基著的《母亲》、罗曼·罗兰著的《爱与死之角逐》等等。我告诉她们：当我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后，才深深体会到自己母亲过去经常要发脾气的原因和心情了。我记得我看《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的时候，激动得夜不欲眠，深深觉得书中对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断非常正确，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真正能够给穷人找出路的。我过去一直这样想：穷人一样是个人，为什么就该世世代代受苦受罪？人类必须相亲相爱、没有争夺，把万恶的私心斩除，以求世界大同……
此外，当时上海尚有“跑马”、“跑狗”、“回力球”等名目。“回力球”，我去赌过。另外，还有小骗赌，名“倒棺材”。置一小板桌、小毛巾、雕空的小木盒，两块梅花和人牌，由同伙人冒充赌客诱人上钩。我亲戚的朋友就上当过。总之，旧上海滩骗钱的大小赌博的名目很多。上海滩小流氓敲竹杠事很多，什么“拿开销”，每逢喜丧（俗称红白）两事，附近小流氓来讨酒钱，若不给便捣乱。锦江开幕时我也给过。“讲斤头”便是有人做了违法的事，小流氓知道了要去茶馆谈判讲钱，不付钱就剥你衣服或者挨顿毒打，一哄而散。还有“吃讲茶”，上海吃讲茶的风气颇盛，人们发生口角不能解决，就邀请流氓从中调解，如能和平了事，双方都奉敬这些调解的流氓。这事就在一张桌上谈判解决，即流氓是审判员，有时他们的力量比法庭还大。还有“桥头英雄”，这种乞丐活跃于苏州河南北两岸。常常由一个“爷叔”收罗一群小鬼，占住一个桥头做地盘，小鬼们不管乘车人是否愿意，便强行帮车夫将车推到桥顶，然后向乘客索取酬报（我也经历过）。小鬼们每天所得要向“爷叔”孝敬钱的。还有“黄牛党”，其中分码头黄牛党、鱼行黄牛党、飞票黄牛党等名目。上海有一种乞丐，追在人身后索钱，絮絮不休，夏天则拿把破蒲扇跟在人后面扇风，名为“赶猪猡”，我每碰到时马上多给他些钱。还有一种“剥猪猡”，即黑夜里剥行人的衣服。还有“落地扒”，即在车站码头卷窃旅客行李箱笼。“跑细佬”，用小刀割衣行窃。“跑行风”，全凭空空妙手窃物。“跑底子”，偷窃船上货物。“快马党”，自行车者。“硬扒”，抢女人的皮包、首饰的行为，我曾被抢过。厉害的叫“拆白党”，俗称“仙人跳”，仙人跳是拆白党中的一种多为俊男靓女，勾引富室男或女，待其发生两性关系后，由同伙装妻子或丈夫闯入捉奸，敲诈金银，得后逃匿无踪。
写到这里顺便谈谈上海贩卖烟土的勾当和它的大概情况。这事是上海黑社会里的权势者和官府勾结进行的。上海是旧中国烟土的集散地，国内云南、贵州等地的烟土和印度烟土都由水路运到上海上岸，然后再运往各地。这一买卖通常是由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头目包销。烟土的入港、储存、分装等活动都受到官府的保护，牟取暴利后再共同分赃。除烟土外，还有红丸、白面等毒品毒害人民，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据说北洋军阀时期，直系军阀齐燮元垂涎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控制的淞沪地区贩运鸦片的厚利，互争地盘，是1924年爆发江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场战争给上海以及江南最富庶的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和死于战火之中。以上是解放前上海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一角。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要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衬衫，藏青裙子，黑罗缎衬绒大衣，黑皮鞋，颈项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一阵，才放我进去。当我通过大办公室走进荣德生办公室时，两旁办公桌上的四五十个职员不约而同地把视线向我扫过来，三三两两接耳窃语。大概是由于他们认为我朴素的西式穿着，或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妇女做跑街生意的缘故，把我当成怪物。我脸面顿时通红，深深感到求人真是件难事。
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难为情，但装着大方而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穿过大办公室向东稍转就是荣德生的办公室。好些人在办公室门外过道里坐着等候传呼。我正要进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把我拦住，叫我在外等候，轮到我的时候才能进入。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我看完信条，大吃一惊，原来陈志皋这个人披着进步的外衣，以所谓“左倾”的面貌出现，真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欺骗！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看问题要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什么是阶级观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课。
我怕孩子们不成器，对她们的教育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
有时我指导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内方外圆，即是内在要光明正直；处事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妥善方法处理，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否则，效果差，甚至失败。并注意急事缓办，缓事急办，意在急事三思而行免错，缓事往往易忘，故宜急办。我又告诫她们说，古云：“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人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俗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虽点水之恩，亦切莫忘记。
上海是光怪陆离，万恶丛生，冒险家乐园的社会，我经常战战兢兢，生怕“风筝”断线。有时即使出门一两天，在火车上也要写一二封信，在信中教导她们。往往在半夜里睡醒，忽然想到什么，也要起床写信指点开导。
上海是人鬼社会，自有锦江后，我必须和社会人士交往。凡属进步人士欢迎来家，余皆约在锦江会晤，以免孩子们沾染社会恶习。
我亦常常对她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的教导，走上不正确的道路，我绝不会饶恕。”我管教她们是既严又慈。
总之，我对她们的教育，就像关心她们的健康一样，只要认为可以增加她们身上抵抗毒素的，就尽量地塞进她们的脑子里，只要认为可以添补营养的，就尽量地填饱她们的肚腹！我就这样对女儿们时时刻刻地关心爱护，多年如一日。在生活小节上，绝对让她们自由发展。至于有关原则性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松，总是细心严格地加以教导。常有人问我，“你喜欢哪个女儿？”我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
失业后，为了节省开支，从桃源村搬到甘斯东路（现名加善路）甘村，分租了一间房间。这时期我们的生活愈来愈困难。有钱的朋友我不愿去找，穷亲戚大家一样，革命的朋友更是穷困。至于夏家的亲友则从不往来。我常想起幼时父亲的家训：“人穷志不穷。”这句话萦绕脑际，使我愈发地不愿向有钱人伸手去求施舍。一家老小七口，除二叔偶尔在紧急关头给予我们一些接济外，生活全靠典当变卖来维持。房租连欠几个月付不出，挨房东骂，受邻居奚落。我先是连进出都觉得脸红，后来也逐渐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供养双亲的费用也只好减少。住在霞飞路（现名淮海路）贫民窟的母亲每隔三两天总要来甘村看看我们。每次一进门就拿着布帚子四面拍拍，打扫那些已经打扫过的房内杂物。嘴里总是叽里咕噜一大堆，边拍边说：“怎么办？这样的生活，携老带小，可怜你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子？我和你父亲俩都已六十多岁了，苦了一辈子，到今天还没有出头，好容易盼到你嫁了个好丈夫，我俩以为有了依靠，老来不会再吃苦头了，哪知又弄到这般地步。不离开四川多好，大家少吃些苦。唉！不过话要说回来，你那个丈夫，表面上看待你蛮好，可是他的脾气一来，那种压人的男人的神气，确也叫人难受。”她又接着叹口气说：“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做夫妻总要受气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金簪子和他说你父亲偷鸦片的事情。多么侮辱人啊！”有时她又说：“过去，你父亲拉黄包车，我做佣人，你被押进堂子卖唱，弟弟妹妹因为没有钱治病，个个都死掉。开不出伙食只好挨饿，付不出房租只好挨人骂，高利贷借来的钱三五天就加一倍，把人都要逼死，卖的卖尽，当的当光，我们吃的这些苦头向谁讲？”母亲经常这样七说八说的借此发泄她满腔的怨恨。我听得难过，从不去接她的话。某天，我从家里走出去办事路上，看见骨瘦如柴的母亲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广东香云纱衫，低着头，驼着背，在对面马路边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颠颠簸簸地向甘村家里走来。本来我想招呼她，见她这副神情心里非常难过。但是转念又想到像母亲这样受苦难的人世上不知有多少，难过有什么用处，只好让她去吧！我也就没有喊她。
第二天晚上，月色皎洁，大地被月光照射得像水晶宫一样。就在午夜时分，父亲哭哭啼啼，跌跌撞撞地冲进房门。我大吃一惊，父亲喘不过气来，我急得直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好容易蹦出这么一句：“你娘快要断气了！”我听了，马上拉着他就跑。在路上边跑边问他，父亲哭着道：“前天你表兄张宝记去世，我们不是都去吊孝的吗？你因为有事先走了，我俩就多留了一阵。当时我在外面忽然听到你娘在灵后痛哭，愈哭愈厉害，哭得旁边人都问这位老太太和张宝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这么大的岁数别哭坏了。我知道你娘是借孝堂哭自己，我怕她哭坏了身体上去劝她。她把我推开，怎样也劝不住。昨天下午她从你这里回去，看她精神还蛮好，我就放心了。今天晚饭后，她去收拾碗筷，我在院子里乘凉。她洗好澡出来，已是九点多钟了。她对我说：‘你进去睡觉吧！让我在竹榻上乘乘凉，休息一下。’快到11点了，她还没有进来睡觉。我在里面连叫好几声，她没有作声。我就起来，想出去拉她进来。等我走近推她，已经只剩下一点热气了。”父亲说着说着，又哭了。在这时候，我只好硬着心肠，眼泪往肚里吞。想起昨天在路上看见母亲那可怜的神态，想起自己未上前招呼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悔恨。
父亲又继续哭着说道：“可怜你娘，前几天她向我要几个铜板买个香瓜吃，我因为怕第二天小菜钱不够，竟没有给她。”我笔至此，能不泪流满面！
等我和父亲赶到的时候，院子里围着一大批人。有的说她是中风，有的说她是发痧。我摸母亲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到时摇摇头就走了。这时候，我的神经顿时麻木了，像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望着母亲，欲哭无泪。猛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刚从法国回来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她说：“按一般习俗，在室外露天过世的人，不可抬进屋去的。这么热的天气，还不快去想办法寻些钱。现在已经1点多了，愈快收殓愈好，呆着有什么用？”我像梦醒似的！没时间给自己伤心了，转身出外叫了部黄包车，四面奔跑借钱。但是，因平素来往的都是些贫困的亲友，所得无几，最后在东来顺五金行的跑街严培馨先生的帮助下，总算凑了二百多元。天亮回来已是亲友满堂。我急急忙忙买棺办丧事，中午大殓。这时，我不禁抱棺嚎啕大哭！母亲逝世是在1933年夏。她享年六十五岁。啊！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回忆了！
母亲离世后，因为债务累累，不得已把三女国瑛送去北平，暂交张景卿教师抚养。在两吉女中读书。这时候，承“翻戏”张云卿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还付清了母亲主世时的丧费。……
二千元，拿了这笔钱想了几天，这是最后机会，只能成功不许失败。那么办什么呢？最后决定，开办四川菜馆。
当时上海的酒菜业闻名社会，并能得到上海各界人士、旅客和外侨等赞扬的，只有广东菜、福建菜，四川菜次之，其中尤以广东餐馆声誉最好。但是他们的经营管理方法保守，陈设、用具陈旧，格调庸俗，缺乏美感，清洁卫生也差。菜肴方面，无论是煮、蒸、炖、烩、焖、烘、烧、卤、烤、熏、腌、糟、炸、煎、炒、熘、拌，以及色、香、味、形、刀法装配也是墨守成规。“新雅”、“杏花楼”等的广东菜在当时上海可称首屈一指，但其内部的装潢格调，依然脱离不了一般餐馆的吵闹、庸俗气氛。当时川菜有“陶乐春”、“聚丰园”菜馆，但因其味过浓，麻辣又重，故座上客除少数四川人外，当地人很少去光顾，因而生意清淡，盈利不多，有时还会亏本停业。
四川菜历史悠久、品种丰富、很有特点。四川，自古以来被称天府之国。公元前约二百五十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他和他的儿子二郎，在前人基础上修建了古代世界水利工程的伟绩——都江堰。它是一座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的水利灌溉系统。在秦始皇时代就奠定了成都的农业丰产基础。
**成都是平原，蔬菜种类之多为其他各省所不及。收了麦子种菜籽，收了菜籽又种稻秧，秋收之后，又种青菜、萝卜等等，田地整年都有出产。成都物产既丰富，食物价格又特别便宜。于是自然而然形成民间特别着重吃。在家庭里喜欢吃，更喜欢在街头吃各种零食，因而小吃特别发达、有名。**大吃，如慈禧太后的御厨四川人黄氏父子所开的有名的姑姑筵菜馆，价很高。我青年时候听了一个故事：有一位皇帝询问姓詹的御厨师，哪种菜最有味？詹厨师回答盐。皇帝说：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鱼、鸭、鸡、肉等都无味吗？皇帝一怒把他斩了。此后，御厨每菜从不放盐。皇帝不吃盐，日久身体衰弱无力，乃大悟，遂封詹姓为詹王大帝。这虽是传说，但说明烹饪不能离开盐，盐是提味的基本调料。
四川菜以成都为正宗，有酸、辣、麻、香、甜、苦、咸等七味之分。历代帝皇奢侈，每席珍肴达一百几十味，其烹饪的技艺极其讲究。这些高超的烹饪术，都是历代劳动人民累积的丰富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当时我认为川菜花色品种繁多，各菜各味，风格不同，少有共性滋味。无论大筵、小吃，在烹饪方面有它的独特之处。可惜当时上海识者不多，在酒菜业中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实为遗憾。我想改进川菜的色香味和改善餐馆的装潢格调以及重要的经营管理和器皿等，使川菜打进上海市场，独树一帜，驰名中外。还要逐步向国外发展，开设分店，能在远涉重洋的轮船上开设水上川菜馆，每个码头停卖两周，使其名声远扬。同时，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看看中国人是否如帝国主义所污蔑的无文化的国家。故我办“锦江”不仅是纯商业性为赚钱，而且是想把它当成文化事业来经营的。
至于盈利所得资助革命和培养子女，这就是我当时要创办锦江川菜馆的动机和期望。
经杜月笙帮助，租成了几幢房屋；事后，我曾赠送两桌酒席给杜月笙家中，表示诚挚的感谢！扩充了大、小雅座十几间，散座二十多桌的大小餐厅各一间，总共能容纳三百人左右，扩大了好几倍。办公室有了三四间。储蓄室、预备室等也添设扩大，工作人员增加了好几十人，改名锦江川菜馆。虽然如此扩展，顾客依然旺盛拥挤，订座牌每日上、下午满座，至少三天前订座。汽车停放从华格臬路东头，直到西面转弯南京大戏院路口。
通过“天桥”和租房扩充营业这些事，人们认为我“神通广大”，社会上开始议论纷纷。这么一来，反而增加我的知名度。上海滩上就是这样，只要从现象看认为你是有靠山的，人们就不敢随便轻视你了，反而以能接近你为荣。这是旧社会，尤其是上海人与人
锦江厨房的位置也与众不同。除蒸菜等笼锅装置设在底层外，其余煎、炒、炸等操作厨房设在屋顶，以免油烟上熏，影响各室清洁卫生和顺客胃口。每层营业口，利用边边角角设有各种器具的预备室，以便利招待员的服务工作。
此外，锦江餐桌上的用具：如台布、杯、盘、碗、碟，除以深浅蓝色竹花为标志外，还按不同性质、不同价格的酒席宴会，使用不同的碗盏和银器以及筷子、台布和其他小玩意儿。为清洁卫生起见，筷子以松木制成，外面套上纸套，里面夹着饶有趣味的各种彩纸诗条，为顾客餐前助兴。这种筷子使用时一掰成二，用后不再复用，这种一次性筷子，当时在国内是首创。碗、盏、手巾等用后必须蒸洗消毒。点点滴滴我都费尽心机。连放牙签，我都经常教招待员把双手洗净，将它倒在台布上，挑拣小头插进牙签筒，大头露外，符合卫生要求。锦江还特制有红木文房四宝匣，匣面用黄杨木镶上“双双燕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落款锦江主人制，乙亥（1935年3月），内贮精造纸、墨、笔及端砚。若干年来不知多少革命同志、文人雅士曾濡墨挥毫构思写作用过。
经过几次扩大装修后有了二百六十多座位。
锦江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遵守规章制度，大家的心情也比较愉快。关于发薪与赏钱的日期，锦江由1935年至1951年十六年内，始终没有失过信。即使在周转不灵或有其他困难的时候，也总是想尽办法照发工资。记得在锦江开办初期，经济周转欠灵活，有一次把友人的手表借来当押，才凑足数目发了工资。我认为做什么生意，对人对事要守信用，要有商业道德。酒菜行业人士皆知锦江是工作认真、福利待遇高、纪律规章严格、赏罚分明，若发现有犯规者，先是说服教育，不听就扣发工资、小账，或者开除、退职。多少年来，凡进了锦江的职工，极少有被退职的。对于锦江大部分职工重视它，爱护它，亦因为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处，我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融洽有感情，互相尊敬。
杨虎的内室（妻子）除田淑君正室外，尚有五个太太：即小老虎；成华老五（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成员），这个人颇能干，利用杨虎声势作为自己向外发展的靠山；蔡竹君老六，苏州人，她不问事，每天吃喝玩乐；还有四川重庆人绰号黑蝴蝶，此人特点：只要杨虎供养便是；最后一名陶圣安（在小老虎离开后有的），苏州人，杨虎爱之甚笃。杨虎家庭成员，相互间面和心不睦、各有一套神通，生活腐化，子女除安国留德外，其余得不到正当的教育，一切情况与四川军阀封建家庭相似，所不同者，涂上一层所谓江南文明和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后流入的洋排场而已。这些已成为有权势的封建家庭的规律。
现将其（白薇）所写作品简述如下：
反映第一次大革命题材的多幕《打出幽灵塔、独幕《草命受准入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分发表在迅先生主的流》和く语线》等刊物上。・一パ事变后在北斗上相継发表了《北宁路某站、《故同志》、《火信》等剧本与请作，率先写出抗日作品，并走向社会帮助工人、学生导演抗日戏剧。在20年代开始时，出版诗剧《琳丽》，话剧《苏斐》、《访蜚》、《乐土》、《假洋人》、《姨娘》、《昨夜》、《悲剧生涯》等等。
据闻如今尚无《白薇文集》见世，深为遗憾；她曾告诉过我，竹挑箱里还有很多稿子尚未整理，好像她又说过这挑箱因上海沦陷暫寄放在苏州硕家。这些话好像是在解放前夕说的。
这时候，上海已变成恐怖世界，经常发现路旁麻袋里装着尸体，树枝上挂着手指等。暗杀案已不算奇闻。我也接到过两封恐吓信，显然这是日本方面干的事。
有一次我生病，睡在家里二楼（蒲石路一二六弄三十一号），突然听见国瑛女和保姆阿金两人的叫嚷声：“送什么钢笔！董先生不在家！”一刹那间，脚步声已到二楼口。我知道有意外，迅速用被子蒙盖着不出声。接着听见她俩嚷着：“你这个人！这样没有规矩，也不按铃就直冲到人家里，快走，快走！”接着，听到他们把这人推下楼，又听那人说：“我送钢笔来的。”“嘭”的一声，大门关上了。我这才轻轻地起床。这时候，她俩上楼来，说：“都是我们不小心，没把大门关好，多么危险啊！这个人穿一身黑衣，衣领翻得高高的，帽子戴得低低的，脸也看不清，瞪着两只唯一看得清楚的大眼睛，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只手里拿个小盒子，进门直冲上楼，站在楼梯口东张西望，直往大房间里看。幸好妈妈睡在后房，门是半关半开的没有被他看见。我们拦得快，把他推下楼赶走了。送什么钢笔！明明是行刺的样子，真把我们吓死了。”于是大家哭着、吵着说：“妈妈，吓死人了。日本人要杀您。您快离开上海吧，不然总有一天会倒霉的。你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都已经被他们打死了。”这些是在上海沦陷后，我与锦江处在人事、经济、政治的恶劣环境下，凭记忆所及遇到的事情。
这时候，张、黄两位哭着求我帮助。我同情她们，尤其三岁的娃娃，我就答应了。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后，我便是她们的带队人了。我们午饭后，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顿中国饭，打个电报给在马尼拉的女儿。谁知街道上所有餐馆、商店全都关门，只有一家西药店在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出售药品。街上到处贴着防空标语，天色暗淡气氛萧瑟，穿着和服、木屐的来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没有一个不是愁容满面的，个个低着头往前匆匆地走。从他们紧张的神态里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满街凄风苦雨，景象惨淡。虽然我在马尼拉饱尝战争滋味，但在这里看到这种景象，亦不免感到胆战心寒。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的冬天，一名美国空军接受国琼之托，带了浅驼色警犬派司特（Buster）和黑色卷毛长耳小黑狗葡纳克（Blackie）来凡尔登花园家访问我。两犬见我异常高兴，摇摆着尾巴争着向我身怀扑来。那位空军说：“我们特从飞机上带它们来送给你，让你高兴、高兴。”我感谢后，就吃点心、喝咖啡、聊天。谈到我所乘的难民船离开七号码头事，那空军惊讶地告诉：“那条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正是当时美军极欲追捕、轰炸的大目标之一。因为据美军探悉，该船虽然是红十字会的标志，说是难民船，而实际上载有军火和重要人物。美军正在追击，但始终未能发现。"我听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船离开马尼拉后，不直开台湾反而绕道“苏门答腊”，原来伪称难民船卖票是为了掩护作用。回想起来，毛骨悚然。真太侥幸了！
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拯救国家危亡，前方将士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分秒不停地还击日本侵略军，而后方国民党有些军政人物，却丧尽良心大搞贪污、投机倒把，大发其国难财。**日本侵略军被打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翩然而至，天上飞下，地底钻出，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一起飞扬跋扈，各显神通，互相争夺。演出所谓“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票子（钞票）、条子（金条）、女子的奇闻。一时上海市面也随之显现畸形繁荣。房子顶费田猛涨，酒菜业盛极一时。房东们也趁此大敲竹杠，如南京路“新雅”、“老大房”等，都各被敲诈了好多条子。**锦江两店当时生意也特别兴隆，锦江老店房东孙梅堂，此时聘请做过法院院长的美国法学博士卢兴源律师出面，向锦江敲竹杠。诉讼结果，这位博士竟没有把当时的民法条文弄清楚，一下子就输了。可是他们还是心不死，另行上诉，加了一条理由，说锦江私自搭盖房后天桥，使建筑物有倒塌的危险。我们后来出示了法工董局的许可证，他们才不得不罢休，官司总算打赢了。这案子是刘良主持的。
其次，茶室厨房的扩充部分，原是属于邻居法国人的产权。法国房东也和我们起了纠纷。我与他商谈几次之后，他们才算作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茶室房子也在这时候出了问题。房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不顾锦江职工的职业和生活，写信来要收回房子，逼得厉害，经多次交涉，其负责人仍然态度强硬，架子十足。说什么抗战复员归来，要收回房屋做办公之用。这封信口气很大，既搬弄民法条文，又口口声声以胜利者自居，说他们在房屋问题上有优先权。我迫不得已，请律师刘良回了他们一封信：“敌伪时期，你们并未停止工作，是伪政府管理下的文化团体，根本谈不上复员不复员。在战争时期，尽管茶室生意清淡，却从不欠租。目前房荒，顶费又大，迁移店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尚希原谅。”这封信去后，双方僵持了一个时期，后经罗叔章同志出面调解，我看在调解人的情面上，同意给房东一笔款子，和在同街上另租顶几间房子交换使用（共花钱多少，确数不记得了），并重订租契，为期十年。这样茶室才算免于迁移，职工才免于失业。可是，经整顿刚刚恢复元气的锦江，因此事，又一次受到经济上的打击，资本周转又欠裕如了。
茶室房东要收回房子的事发生当时，曾引起许多友人为我抱不平。我除政治上的敌人外，对任何人素不愿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何况这文化团体的一些负责人是进步人士。我虽然在困难中支出了一大笔款子，但却换得了十年租赁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好以阿Q的精神而自慰。
1986年我在北京，锦江饭店举办纪念会，纪念成立三十五周年。明明是五十周年，割断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我很吃惊。但为顾全大局起见，写了两全其美的一篇祝词，店庆办公室回信说：“已将董事长祝词寄香港印入纪念册了。”后来见纪念册上，仅有祝词的最后一首诗，未将我的祝词全文载入。
我原是锦江饭店创始人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因上述原因退到第二线，任董事长兼顾问。我未收到任何通知，亦无人和我谈过话，居然在纪念册上将我的职位全部取消了，且在原来工商行政管理局发给的执照改为1953年3月24日中央行政管理局发给的执照，在此执照上我名列第四，即负责人：任百尊、吴克强、陈志兴、董竹君、戴浩明，并且割断了锦江饭店前身革命贡献的历史，对此竟一字不提，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的辛劳亦等于付诸东流！
我敢不客气地讲一声，没有1935年3月15日诞生的“锦江”，就无解放后的现在的“锦江饭店”。割断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到此，我无勇气再为它忍受了。因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了。不久锦江饭店办公室派陆子平、乐翠娣两人送来人民币一万元、火腿、蔬菜，我将食物留下，一万元退回了。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对恢复“锦江”历史问题做出了很公正的“三条决议”。当时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此事由他主持办理的。
（一）锦江饭店由董竹君创业的历史及其对革命的贡献和与党的关系，补充在锦江饭店的发展史上。
（二）在锦江饭店内建立一个“锦江”陈列室。将解放前后创业、发展历史的资料放入陈列室内，永远陈列，扩大影响，使之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三）恢复董竹君的职称，每月给车马费。
对方对此三条决议的做法：①未和我联系合作，他们独自进行，影册上仅有锦江前身的四只菜盘照片和从报刊上摘下了不完全真实的我的事迹，以及几张无关系的照片；②将陈列室设立在职工宿舍楼（能起何作用？）；③聘请我任高级顾问。聘书封面上是锦江集团出面，而内容是锦江饭店出面签字盖章。锦江饭店的前身和锦江饭店都是我创办的。我被莫名其妙地先后取消了全部职位，并割断了“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现在只能说是恢复我原有的职位，或按上海市委的决议精神办。但对方一再敷衍应付。我的子女们见我年迈，为此事受折磨烦心，她们提出简单的建议：将锦江饭店在解放前后的历史简单地写刻在木板或石板上，安置在醒目处，所有费用由她们担负。我认为这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然而对方说：“难弄呀，要树碑立传呀。”令人啼笑皆非。
1991年6月9日，锦江饭店开第二次纪念大会时未通知我，仍然割断了锦江前身的历史。）我已深知为“锦江”多年经营含辛茹苦和职工们的贡献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这非稀世之事；事虽如此，唯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90年开纪念会时，从清朝末年开始算起，纪念一百五十周年。北京饭店公开纪念是八十周年（前几年开的）。《新民晚报》原名《新民报》是陈铭德、邓悸惺创办的，它在解放后改名的。一年前召开纪念会，是从1936年创刊起算的。上海音乐学院，原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蔡元培、肖友梅创办的。这次建院纪念大会是六十周年。以上所指，都保留了它的前身历史及其创办人的姓名。“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锦江饭店”都是我一手创办的，何况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无可讳言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从开门日起，自始至终竭尽了全力！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4日的《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我连日看到这些内容异常激烈的社论，感到一场运动已经发动了。我虽然不了解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作用，但不管怎样，读过这几篇文章可以粗浅地体会到，这次运动来势汹汹，与过去的运动大大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开展了多次政治运动，如果是为了教育人民，历次的政治运动已经做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1950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肃清了。”是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这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苦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依然音信全无。我内心波动很大，焦急万分。有一天清晨，看门的王金喜大爷给我带菜来，把菜篮搁下，问我：“董先生，你不是说已买了回京的票子，怎么这么久还不走，也不出去？”我告诉他要等红卫兵的指示，才能动身。他问：“哪批红卫兵？”“第二批。”“啊！第二批来的红卫兵是北方来的，好凶狠！他们和上海的红卫兵意见不一致，早已被赶回北京了。三楼两只‘眼睛’也已经撤掉，你还等什么？”“原来如此，白等这么久。”我这才恍然大悟。此时已是10月14日，我就赶紧去成宝处，托她去请王公公夫妇来商谈。彼此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托成宝帮我买15日火车票北上。买到票后，嘱成宝在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门口公共汽车站等我，直接送我上火车。我们就这样商妥。回到临时住所的当晚，小刘得悉情况来看我，并向我痛苦告别。接着二婶母也来了，根娣妹以为三楼的“眼睛”还在监视，未敢上楼来，站在对面马路上。只是二婶母独自进屋。我俩都怀着紧张而又悲伤的心情，彼此的话语都是未经思索脱口而出，不知所云。二婶母慌忙地帮我整理行李，边做边细声地说：“我平常一直说，我死了不愿火葬，要你给我买口棺木，现在我不要了，随便你们给我怎么安葬都行。我看穿了，有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用各种刑具整人啊，几棍子就可打死一个人。人被打死，无人敢收尸，家属也不敢上前收埋。听说北京还要厉害，打死后，一个个装在卡车上拖去城外，混成一堆地埋葬了。人死了连猪狗都不如，还要什么棺木呢？所以你不必替我准备了。”说完叹口气，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老人家。我只说：“别说这些了，给你这些穿用东西，请你快拿走，回去休息吧。根娣妹在下面久等要着急。后会有期，彼此保重吧！”我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紧紧亲吻，眼泪强自咽下，彼此依依惜别。她走后，我心想：倒也好，打破了对棺木的迷信，二婶母受到刺激后，不久得病，终日无语。1981年夏，逝世于上海。我实无勇气回忆我和她老人家在沪的别情！
次晨，即10月16日，回到北京。天气晴朗。在10月“小阳春”前，北京的天气是最好的。天高气爽，满城翠绿，郁郁葱葱。以往国内旅游人士多数在这季节来到北京观光，游览名胜古迹，一览新中国首都风光。可是今年异样，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扭转着乾坤。
上午10时左右到达永定门车站（当时因北京站仅准外宾出入）。我走出车厢，见下车人都是自己提着、抱着、背着行李，无人言语只有脚步声，急急忙忙往前挤。我则放眼四面张望，见无人来接，只好也拖着行李颠颠簸簸走到出站口。只见人涌如潮。家人国瑛女、大明儿和未婚儿媳杭贯嘉拥挤在接人的人丛中，满面激动、喜悦和紧张的神态在等候着我。但我们一见面已心领神会，很自然地彼此无言。他们急忙替我接过行李，像小偷似的，立刻转身，本能地放开步子快走。我也自然地跟随在他们后面，一步也不落下，向人群里蹿去。我边蹿边将视线四扫周围，观察情况。目睹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好些红卫兵、解放军掺在里面，都是铁板着脸，从四面八方在认真地盯着旅客，不知执行什么任务。拥挤不堪的男女老少们，脸上流露的表情是紧张、惊恐、阴沉，听不到欢笑声，听不到哭叫声，也无人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行动节奏奔走着，犹如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威慑着人们的心。人们在旅行中应该有的欢笑喜悦，全被这样难以形容的情景湮没了。
友人们、小辈们得知我已从沪回京，纷纷前来探望，并告诉我：北京红卫兵在抄家高潮时怎样借口清“四旧”、搜查黑材料，搞抄、砸、抢、打、抓等等骇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又说：人们又怎样趁机报复私仇等等一大堆事例。街道居民委员会（当时的居委会已被造反派控制了）或马路行人，只要指点揭发某某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特务、坏人……红卫兵就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少，抓起来就打。我们有位女朋友住在某胡同楼底，她有天听得外面叫喊声，她近窗偷偷看看，被红卫兵发现了，立刻上来问她：“你看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成分？”她吓得哆哆嗦嗦地回答：“我是工人。”这才免了一场灾难。我儿子大明住在和平里，这幢楼房的楼下右室是间空房，有天红卫兵连续拖进二人，不一会儿，听到几声惨叫就再无声响了。宣武门外菜市口往南牛街，这是一条回民聚居有名的大街，红卫兵强迫回民吃猪肉。在一天里竟打死了好多人……还说：高潮时，路上打死的尸体像猪狗一样装上大卡车，运往郊外挖坑集体埋葬。又说：新华门东的二十八中学的一位看门老工人，被人指是地主，结果遭受酷刑，被红卫兵用开水从头浇及全身，接连几次，这位老人终于断了气。另外友人告诉我说：北京的8月天气最热，竟然在国子监院内空地上，燃起了一堆大火，将文艺界著名作家、演员（都是六十几岁和七十几岁以上的老人）如老舍、萧军、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等等几十人席地围跪一圈熏烤。然后由红卫兵出示名单，提一名，打一名。首当其冲者萧军。可怜的萧军，他纵然锻炼有素，身强力壮，也难抵得住皮鞭、木棍的残酷抽打，周身伤痕血淌，背心嵌进肉里，昏死过去，被拖进传达室丢在水泥地上。他的儿子萧鸣，因“反动子女”罪名，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去火葬场待焚，轮到他的时候，亏他忽然清醒过来，得以再生于人间。萧军的女儿萧耘为找爸爸，结果是白衣进入血衣出来。老舍则在这场酷刑的第三天，投湖弃世。被称为“四条汉子”的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每天下午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跪在王府大街全国文联的大门口行人道上示，跪几小时，跪了很多天。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许多人被关禁，剃“阴阳头”，跪在院中用皮鞭抽打，有的整死，有的忍受不了批斗自杀。那么多的老革命、老领导，过去出生入死为革命打江山，而今顿时变成了反革命，被抄家、坐牢、酷刑、整死。又告诉：友人谭守仁夫妇俩在家院里跪着、被批斗。王寄一、王裔孝亦被迫害而死。我听到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实在难以理解，这难道就是所谓“革命”？有一天，我出报房胡同东口，往南去东单买东西，见一辆大卡车，车身周围写着车上每人的姓名，因有张执一同志我才知他们是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们和全国政协负责人等高级干部、老革命。每人头戴一二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个个低着头，两手下垂，笔直不动地站在车的前面。车上两旁男女青年敲锣打鼓，通过扩音器广播每个人的罪名，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沿路车辆、行人稀少，马路两旁商店的人各管自己，谁也不去理睬。喇叭传出阵阵呼喊声，尽管没有人过问，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嘶叫着。我心惊肉跳，马上折程回家。触景生情，非常难过，想到：这些老干部革命多年，在战争年代，曾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而今天却……唉！
回到家里，看见三四个常来我家的年轻人，围着客厅的餐桌，也在谈论社会上人心惶惶、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也把刚才在路上看见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小辈叹口气说，这有什么稀奇，每天都这样。即使曾参加过长征的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上街游行示众。总之，不管职位高低，老干部、知识分子……要统统打尽杀绝。又说，红卫兵抄家劫来的东西，包括文物和金银财宝等等，大部分缴公，一部分吞入私囊。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从一个红卫兵衣袋掉出了金条。大明儿家的斜对面大楼顶层成了仓库，堆满了抄家物资。他们在西郊还设有俱乐部，每天就去那里喝酒、跳舞作乐，跳舞时竟以受害者的惨叫和哀啼声的录音作为伴舞的音乐，还乱搞男女关系。简直丧失人性，天良尽泯。
我正皱着眉头，黯然不语静静地听他们的讲述时，一位好朋友来看我，一进客厅就把帽子从头上取下向沙发上一丢，问我们谈什么？我说在谈论红卫兵怎样凶狠毒辣，无恶不作。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两肩一耸，右手捂着嘴巴，瞪着两眼，四扫一下后，也插嘴进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还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备有各种刑具，对人随便审问、关押、监禁、拷打，酷刑整死。听说某部长年已七十左右，却被他们用长钉钉入头顶心而惨死。男女老少上吊、跳楼、投河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夫妇带着孩子全家服毒或开煤气自杀。这些人一定感到死了比活在人间强。人们整天整夜，甚至每分钟都浸沉在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里。”他说完叹口气，便在餐桌旁坐下，左臂搁在桌面，手托着下巴，仰头望外沉思。
每天来探望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少，当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无一不是两眉锁紧，左右张望，唯恐别人听见。他们带着激动、失望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轻声叙述。我知道了这么多残酷的人间惨事，想到自己在沪时虽然也挨了批斗，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又想到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革命的成败、曲折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解放，为全世界和平运动起了鼓舞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现在呢？难道目前这些行为叫继续革命吗？需要这样做吗？我怀疑，我不懂！
一段时间，虽然人们的表情仍是紧张、惊慌、严肃、失望，似乎丧失了什么，但从表面上看平静多了。我的心情也安然多了。殊不知在10月下旬，朋友传来消息说，不得了外面又乱起来了。当时有好几位来探望我的小辈们在场，其中有一位是从天津特地来京看我的。大家问，什么事？朋友说，由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称“联动”出世了。大家问：“什么叫联动？”友人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分东城区纠察队和西城区纠察队，不知他们的目的何在？听说有些人趁火打劫，搞打、砸、抢，他们身穿草绿色全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佩着新式手枪，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是崭新的自行车，排着队，整天在大街、马路上横冲直撞，显示威风，行人见了避而远之。交通警察见此情景也像僵化了的木人，不敢过问。”
功德林是所寺庙，坐落于北京德胜门外关厢西侧。据说建于金代。当时曾有僧人设立济养院救济贫饥，传说凡死于此者，尸棺内放四个碗、一把绳，代表马蹄和尾巴。意要死者下世为皇帝效犬马之劳。清朝时设粥厂，施茶、粥、衣、药。光绪二十年成为习艺劳改所。民国二年起军阀政府改为监狱，可容纳一千余人。1928年后关押过大批革命政治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不少将领在功德林受改造出狱。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邻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单，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督管理。大门对面空地上另盖有八间放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多米，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代替。床前空地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盖铝皮桶当马桶使用。睡时必须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集体放风回来时，队长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后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十分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允许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事实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馒头一个。每周有几次小肉丁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马桶，都是犯人自己轮流做。按月一次集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黄昏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颇为紧张。允许每月一次填写单子，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单的衣物和人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脸色，经常受气，因而只好这样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啊！难忘的回忆！当时饭后回原位坐下沉思，随笔写下如下一首：
《狱中生日》
辰逢七十古稀年，
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
巍然挺立天地间。
5月10日，全国政协来人告知：（1）恢复原取；（2）发五年工资；（3）暂时按月贴补生活费五十元。并告5月15日，政协直属组开始恢复学习，问我参加否？我一口答应“参加”。
过去的学习都是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有益学习。现在的学习是批判这，批判那，还要加上学习什么三十三条等等。今天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明天批判林彪…………批判了活人、批判死人。一会儿要学习已死千年的法家王安石，一会儿要批判公元前的儒家老祖宗孔子、孟子。今天是法家、明天是儒家，折腾了活人、折腾死人，这是全国通学的，真有意思，不过也增加些知识。
当时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先是规定一周两次，后改三次。我年逾古稀，出狱后健康一直未恢复正常，但不论风雨雪落，挤乘公共汽车，每次都按时参加。学习时发言积极，又怕再扣帽子，故经常写发言稿到深夜。记得国瑛女常在夜里轻轻敲窗说：“妈妈呀！现在快3点了，您还不睡吗？”
直属组的学员们男多女少，每次学习除有人病假外，不论气候如何，几乎全到，学习认真，讨论发言积极。我的座位对面是梁漱溟老，他从不缺席但不发言，一本正经地低着头打睡，偶尔有人提他名请他谈时，他很简单地说两三句，说完再打瞌睡。在批孔时他是我组被批斗的唯一对象，大家想方设法，放大嗓门批他，要他回答问题，要他看看专为他写的几张大字报，他竟然一概不理睬，照样低着头打瞌睡。当时，组长王芸生老指定程思远和我批判梁漱溟认为中国未经过奴隶社会一事。散会后，程思远站在会议室门口谦虚地对我说：“董大姐，我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清楚，还是请你起草吧。”次日，我凭稿子批判了梁老。梁老仍然无所表态，真有意思。于是政协直属组及各党派学习组成员，专为批判梁漱溟，组织了联组会，会场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听众有两三百人。我的座位在过道的中排左边第一位，梁漱溟在右边后我一排第一座，我俩恰成斜角线。一位一位上台批斗他，我不时回头，见他依然照例打瞌睡，直至散会。
有次，我笑问溥仪：“您幼时当宣统皇帝时，把人当马骑，您还记得吗？”他笑着摇摇手说：“别提了，别提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收音机传来了震惊心弦的哀乐声，报道了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消息，这一噩耗令人心肺炸裂，万万人泪下，哭声不绝。我和家人愕了、呆了、傻了，也蒙了，哇地痛哭起来，泪水不止地倾淌。我被捕坐牢五年多，从无这样悲痛过，而是信心百倍地活着——有党、有党的政策，总有一天，自己会重见光明！因此，在狱中一切都能忍受。今天我的哭，一是哭人民敬爱的总理；二是哭为革命不顾生命而牺牲的英烈；三是哭红旗升上天安门并非易事；四是哭逃不脱封建历史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真苦！但我坚信大好山河绝不会被极左路线葬送。
泪设小小灵堂。我和孩子们含泪忙着在客厅里为总理设立了一个精巧的小灵堂，摆了供果，点了蜡烛，总理的照片上披了黑纱。国瑛女儿专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张弦教授用银纸扎的特艺花朵，摆在灵堂前。我们的挽联：“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董竹君率子女敬挽。”灵堂按习俗设了七七四十九天田，每日三次祭奠。像丢了魂似的。家人默言沉思，家里气氛沉寂、悲哀。
这期间亲友、来访者，进客厅见灵堂，无不热泪盈眶语不成声。
人民哀悼周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人民需要您，党的事业需要您，我们思念着您，您走得太早了些！
总理这样的伟人，离开了我们。天悲伤，地悲伤，千山万河在悲伤，举国上下都悲伤，世界友人都难过。首都人人都向总理告别，全国人人自发追悼。我得全国政协的通知，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四人帮”不按国定规格为总理办丧事，竟将遗体放在北京医院的极小的停尸间，为总理举行遗体告别。我心痛如裂，泪水湿襟。追悼会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难道总理无资格进人民大会堂?
送总理遗体火化的那天晚上，从文化宫、天安门、西长安街一直到八宝山火化场，几十里的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葬的人群，有老人、小孩、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各界群众。他们在寒风中流着泪，沉思哀悼，目视西方。阴沉沉的三十里长街，几百万人民的送葬行列中，灵柩车所过之处，除缓缓的车轮擦地声外，只有不断啜泣声，呈现出旷古未有的肃穆场面。夜茫茫，雾茫茫，长夜难眠长恨天，何时鸡叫催黎明！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追悼会。“四人帮”下令不准机关团体开追悼会，不许送花圈，不让臂戴黑纱、胸佩白花。但人民群众不答应，自发扎花圈、戴黑纱、胸佩白花，连街道、店铺门面上，都披上黑纱、扎上了朵朵大白花。
为悼念总理，首都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一行行，一队队从首都四面八方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默哀。连出差来京人员，还有郊区百里以外的老人，捧着鲜花步行来到天安门，向总理告别。参加悼念的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最多约达七八十万人。川流不息，通宵达旦的人群在哀悼。有的默哀；有的流泪；有的失声痛哭；还有的号啕大哭；还有的人站在英雄纪念碑前低头默默地哀思，一站就几个小时。这些人，不仅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同时，亦在忧虑着国家的未来。
英雄纪念碑前的花圈，开始是个老人带孩子送了个小花，接是一个比一个大的花、花、挽联。花圈摆念碑，念的小白花、大白花挂满纪念碑周围的柏树墙，远看像银装裹了纪念碑，庄严肃穆，是个天然的追悼大会场，整个北京城和全国都在悼念总理。
我和大明儿、国瑛女、孙女莙莙亦同在纪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默哀，并拍照留念。
1976年，在中国的的确确是大灾大难大变化之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那些发生的事情，怎么那样巧合。在同一年里，先后发生那些惊天动地的天灾人祸。那些被人尊敬的人物偏偏都在这一年里先后离开了人间，那些辛勤的劳动者无辜地被大地吞没或残废了。这些都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剧。但是，1976年也是最幸运和胜利之年。
（一）1月8日，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因患本可治愈的膀胱癌，带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向人间告别了。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损失。
（二）3月4日15时，在我国东北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罕见的陨石雨，据说仅一块陨石就有一千六百多公斤。
（三）7月6日，尊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逝世。他纵观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忧国忧民郁郁而逝。
（四）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大地震，城市顿时变成一片废墟，据闻死亡人数约二十八万两千人，为20世纪全球最高纪录。
（五）同年4月5日，清明节，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发生“天安门事件”。这是中国历来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在天安门，群众手拉手臂挽臂高呼呐喊，像巨雷似的声音震破了长空，也震破了“四人帮”的肝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五”运动。
（六）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一般称毛、刘、周、朱为中国革命四大领袖。
希望毛主席长寿万岁，但毛主席不到百岁就离开了人间。我得到全国政协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毛主席遗体告别时，也不禁痛哭了。但同时，不由得想起，在参加敬爱的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却是在那样狭小的房间里的情景，脑海中思潮起伏十分困惑，更是泪流满面。
（七）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四人帮”集团全被抓起来了。10月21日，全国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1976年发生的桩桩件件，使全国人民悲喜交加，无不含泪微笑，感到曙光即将到来，幸福降临！
气候极不正常。政治气温不正常，给人们生活带来不正常，打破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规律。喜怒哀乐全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的天气，自1966年以来已连续很多年啦。在那种年月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像吃错了什么药似的，只忙着去开大会、小会，批斗会、斗私批修会，大串联、小串联，有的人还上蹿下跳。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大说特说；该笑的不敢笑，不该笑的要装笑；该哭的不敢哭，不该哭的要大哭。形成在人多时说假话，不说话，人少的地方讲悄悄话；回到家中也不敢讲真话，或者不敢说太多的真话，人人害怕，处处猜疑，这就叫阶级斗争，骨肉间划清界限，六亲不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年年讲月月讲还不够，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最高指示满天飞，人人互不信任，已成社会风气。
久风要止，久雨要停，这是自然规律。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又是一条规律。当风止雨停，晴空万里，雨后的晴天特别清新。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蟹肥菊香，西山的红叶迷人，正是艳阳天，一切全换了人间！
审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十人。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各级干部靠边、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将近崩溃，集罪恶之大成，“四人帮”之罪鏧竹雕书。
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六十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同时，也是当年妇女运动上海妇女界人士之一，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人比黄花瘦，白发老人矣！
她对记者说：“我对音乐抱着一种志愿；这也许要成为我致力音乐的唯一目标。我感觉到现在中国一般人对于音乐能够理解的很少，原因是音乐界的本身忒不注重教育上的价值。所以我很希望音乐能够大众化，使一般人都能够欣赏，以达成音乐的使命，获得它在教育上的功效。”
关于她的身世，和在音乐修养上的努力，以及这次演奏的内容，恰巧白薇女士写有一篇介绍，特为录志如下：
以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出现乐坛，上海工部局的乐队，全体替她伴奏的，中国以前还没有那样的人，有，要算夏国琼女士开始。她在下星期日（1月24日）要参加工部局的乐队表演了。
她这次出演的作品，是李斯德（Liszt）作的名曲，李斯德是19世纪的匈牙利入，夏女士这次是弹他的《匈牙利幻想曲》。
这曲子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它的内容，在很浓烈的浪漫主义中，也有不少个人由感情的流。这曲子的优点很有力量，气魄也异常雄伟；而它的形式，也与别的作曲家的东西特异。
这作品的演奏技巧很困难，一般地说，没有很深的音乐工夫，是弹不好的。但夏女士对于钢琴，有很深的修养，当她在四川，十岁的童龄，就学习钢琴，那时还有很美的歌喉，听者无不称奖，后来因为出痧子，美丽的歌喉损失，她才专门学习钢琴。
可是四川没有很好的钢琴教师，她的母亲，一位女子中的怪杰，她再不能闷死在封建势力，男权中心的腐败家庭里，于是她挺着饱尝痛苦的胸怀，抱着自立谋生的希望和好好教育子女的理想，带着四个幼女，跳出四川最有权势的家庭做出走的娜拉。
这位出走后的娜拉如何？她不过二十九岁，最大的爱女夏国琼，那时才十三四岁，她们母女五人在上海，生活漂漂然，漠漠然，个中困苦的滋味，只有她们自己才深深地知道。
于是她的母亲董女士，想开办工厂，亲身跑到南洋群岛去招股，在上海闸北办了个工厂，她聪明的母亲会经营，不久工厂很发达，很赚钱，她们四个小姐妹，都从可怜的生活中，进了很好的学校，国琼也投到上海著名的俄国音乐教授查哈罗夫(Zaknazoff)的门下了。
国琼对于音乐颇有天才，一向是查哈罗夫门下的最得意的门生，对于钢琴的技巧之好，凡有音乐素养而听过她演奏的都知道，这不要我多说，去年她在美国女青年会演奏时，已博得好评，去春游日本，她和日本新交响乐团竞赛也曾获胜。
这里我想说说她学习过程中奋斗的精神。
自她母亲的工厂，给“一·二八”的炮火焚光了，她母亲看着闸北熊熊的火焰，一急晕倒之后，随着又招到莫测之灾，国琼一面要照顾三个妹妹的生活，一面又奔走营救母亲。当所有的家具典卖时，国琼看到乐器商店把她的乐器拿走，她抱着乐器痛哭失声，商人拿着她的乐器渐渐离去她们的家，她疯狂地追随离她愈远的乐器痛哭。那可见她爱好音乐的感情，是怎样深刻而天真。那时她是十六岁。
然而“一·二八”的炮火给了她最大的教训——那就是实际生活的困苦和她加三倍的奋斗。她们自遭受破产的打击，母亲又屡次谋职失败，于是只靠国琼一人，担负全家的生活费，她每天奔走教课、学琴、学英文，共有四五处教课，从早到晚不是在外奔走，就是家里拼命练琴，忙得十分可怜，常常饭食不得饱，车费也不够，那时我和她们住隔壁，每看到她来向我要粥吃、要稍许的车费，忙走下来就弹琴，弹得汗洗洗地继续几点钟。我很为她的勤勉刻苦所动，而觉得她是太可爱了。
幸运之神临到她们，她母亲得经营菜馆后，她们这些给烈日晒焦的小蓓蕾，才像遇到甘露时雨活泼了。国琼有今天，是她自己的奋斗，也是母亲的帮忙。我们欣赏她的音乐而回想她学习的过程，知道一个成功者，并不是偶然的。
记者：您十几年辛辛苦苦创下的一番事业，您把它献给了国家，当时是怎么想的？
董：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解放了，我一生参与和支持的革命，就是为了这个大的目标。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财产，没有这个观念。我把锦江交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赞成。我告诉他们解放了有很多事情好做，不怕你不做，就怕你做不来。
记者：您的儿子夏先生说您非常刚强，有时很像一个男人的性格。
董：我有时候是像一个男人的性格，总之一句话我不向无理取闹低头，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
记者：要让您回首走过的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您觉得最让您感到伤心和高兴的是什么？您能回答得出来吗？
董：非常高兴的事，我也没有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高兴就是了。有的人高兴起来喝酒狂欢，这样那样的，我没有。至于伤心得不得了的事，要哭它一场的，我也没有。我认为人生必然要经过许多坎坷磨难，对它一定要随遇而安。随遇而安这几个字，对我是有很大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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