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出现在由习惯法统治的封建和农村背景中。

商人与以土地耕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格格不入，他站在封建习俗以及那些管理以金钱、服务或实物换取的土地的机构之外。

他既不受骑士社会的规则约束，也不受农民世界的规则约束。以保护换取个人服务，给予者和欠下者之间相互但不平等的团结；情况和契约的继承，既是事实的，又是合法的，对于漂洋过海的商人来说，所有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于商人冒险者而言，当他有了「特权」，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似乎由此而崩塌了。

这并不是说公共权力对那些参与商业和银行业务的人不关心。无论是以统治者的形式还是以城邦议会的形式，国家总是存在的，最初是作为它给予经济活动的支持和承认的保证人。

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的时期，没有人生活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而特权只是法律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具体需求的适应。

城镇拥有自己的高度复杂的特权。因此，巴黎能够为其商业行会获得塞纳河及其支流在塞纳河畔诺真、桑斯、贡比涅和弗农之间所有商业航行的垄断权。其他来自科隆或鲁昂，甚至附近的皇后镇的“外来者”，必须加入“法国行会”，或者换句话说，与一个巴黎市民建立或多或少的虚构的伙伴关系，从而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少量利润。同样，在南安普敦，市民在1189年后被免除了强加于其它商人的“关税”。

除非公共当局保证其利益并惩罚任何侵权行为，否则特权就没有力量：因此，垄断权得以确立，部分建立在从王公那里获得的特许权或确认书，部分建立在诉讼和侵犯特权的企图的先例。

尽管这些特权在不同地方独立产生，但它们往往具有相同的“会社”形式，为法国的métiers 、英国的craft和托斯卡纳的arti提供了凝聚力和法律基础。由于这些特权通常制约着这些协会（即行会）的内部组织，公共当局批准的特权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形成规范他们与其它人的个人和集体关系的法律。

但并不是说这种“特权”的主要功能是给这个或那个人一些专属权利。

在中世纪，“特权”意味着“秩序”，而不是“好处”。它把每个人放在他或她所分配的位置上，跳出这个位置就是违反公共秩序。一个王子如果破坏了这种秩序，或者允许它被破坏，就不再履行使其权力合法化的职能，就像独立的城邦这样做，就会失去使其无论如何暂时行使国家特权的共识。

特权是商业法的唯一基础，它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一个公共权力自发授予的特许权上。

这种权力可能在经济团体（行会）之前就存在，也可能是从其团体中产生的。因此，它在形成事实上的社会团体的性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法国国王或佛兰德斯伯爵说到“所有参加......的集市的人”时，他们正在定义一个可以适用法律的假设群体。授予所有“前往香槟区集市并从那里返回”的商人的特权，清楚地突出了商人在中世纪社会中是多么的不正常：

只有商人，而且只有他，才能登记为特权的受益人之一，从而受到法律的管辖。

这可能意味着法律的保护。

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授予的一项特权就是为1157年来到伦敦港的科隆商人提供的。前往集市的人必须获得“安全通行证”，而为香槟集市颁发的通行证得到了支持并且之后由国王本人批准，似乎对商人特别有吸引力。

在通往香槟的路上袭击一个商人和他的货物就是在冒犯国王本人。雄心勃勃或重要的商人寻求在集市期间提供有效保护的安全通行证，并在出现任何问题时提供可靠的司法。不难看出，安全通行证的价值和集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系统使其权威得到尊重的能力。

更多的时候，特权涉及的是税收问题。这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国家决定了税收水平和豁免任何个人。

几乎没有必要重复，这种豁免绝不是恩惠，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或巩固任何被认为对“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贸易。小商人不可避免地为大商人付出了代价，后者被认为更受欢迎。这是英国国王用来鼓励英国羊毛的意大利进口商来到英国的方法，也是因为英国人更愿意看到在伦敦而不是在布鲁日开展业务的汉萨商人。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特权走得更远，将那些从中受益的人置于习惯法之外，即使它已经牢固确立。所以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习俗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

从没收（aubain）法和复仇（reprisal）法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一制度是多么的不合适。

「没收」是没收离家时意外死亡的外国人的物品的权利。

它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当时aubain这个词指的是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不属于一个领主或庄园的人，一个逃亡者，或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没有任何权利，禁止自由结婚或将他拥有的少量财产留给子女。

「没收」的权利是领主享有的小福利之一。他从一个死去的陌生人没收的财物中赚取的任何利润，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在庄园里那些逃跑到其他地方生活和死亡的人身上的损失。

然而，没有哪个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征税形式的原则。

领主非常明白，扣押在旅途中死亡的旅行者的货物，肯定意味着该贸易路线的死亡。

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拥有家庭和个人财产的公认的商人。当新的合伙制和共有资本制度意味着合伙人或甚至雇员所携带的货物归团体所有时，这就更不明智了。无论是大行会还是小行会，哪个行会会同意将其部分资产任人摆布，使其置于随车代理人的意外死亡或管理售前存放货物的仓库的支配下？

虽然君主接管了「没收」的权利以及从中获得的任何利润，但这主要是为了使这种法律上的歧视合理化，在整个王国的范围内应用它。

显然，流浪汉经过一个乡下地主的庄园，而商人经过一个王国，着眼于更广阔的眼界，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公共权力的发展是适时的，于是促进了外来者的新地位。

从13世纪开始，即使「没收」的权利似乎在习惯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就旅行或居住在国外的商人而言，这种对农村和有点冷漠的社会的表达，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被允许停止使用了。在王公贵族之间和城镇之间的许多谈判中，抑制「没收」的权利成为核心。

最后代之以提供集体特权。

在打捞权（salvage）的问题上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允许岸上的主人占有船难后可能冲上来的任何东西。

任何在海上沉没的东西显然都会丢失，但大多数船只很少远离海岸，大多数船只失事都是在船只被抛向岩石时发生的。经常有货物被打捞起来，特别是任何漂浮物。盐在瞬间被冲走，成捆的羊毛在不到一小时内被冲走，但一桶桶的酒和鲱鱼却要漂浮几个小时。而商人们准备出高价买下这些货物的救援权：

如果挪威王国在佛兰德斯国的人或商人，或挪威王国在佛兰德斯国的人，成为任何船只失事的受害者，我们希望允许他们寻回和拥有，或已寻回和收回他们失事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只要他们不认为它们已经丢失。

无论是在挪威还是在佛兰德斯，即将在那里的执达吏必须在发生海难的情况下，保护和捍卫遇难者、他们的船只和他们的所有财产，使其免受一切烦扰和抢劫，否则将根据罪行或过失的严重程度予以处罚。

不久之后，就轮到了报复权，也就是所谓的船只武装特许权。

如果一个来自巴塞罗那的人在图卢兹犯下了一些罪行或留下了债务，在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考虑到在巴塞罗那打官司的成本很高，就会对碰巧在图卢兹的另一个巴塞罗那公民进行报复。后者要证明这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他的同胞的责任。他必须回到巴塞罗那才能得到补偿——或者获得正义。

当它们成为规则时，报复的权利可以有效地使个人和企业瘫痪。君主们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在签署的船只武装特许证的数量上也很谨慎。通过对“商会”团结的认识和以相互代表取代报复的好处，城市之间的集体特权和谈判往往使这种做法得以结束。

债务人的同胞不会再容忍他人的不良行为。他反而会接管违约者的利益。团结总是有用武之地的，不过是在契约性的法律框架内，以及在诚信的商人之间。

在国外工作的人对社区组织的需求感受最为强烈。无论是路过还是定居一段时间，外国人都祈求有一个共同的保护人在当地政府面前代表他，在面对当地竞争时保护他。

他们只有远离家乡，才能最好地体会到源于共同出身的自然纽带的力量。

凡是在国外进行商业活动的地方，都会组织团体。佛罗伦萨的Arte di Calimala在比萨和香槟集市上都任命了领事。在伦敦和布鲁日等非同盟城镇，汉萨同盟设立了自己的中心，以保护和代表其成员。从1305年起，英国的「商人冒险者」在安特卫普有自己指定的保护者，他们被称为会长、船长或领事，其一贯的职能是确保每个商人获得布拉邦特公爵授予的适当特权。半个世纪后，这些商人冒险者在布鲁日也有一个“董事”，其工作是代表当时在荷兰开始被普遍称为英国“族人”的东西。

在汉萨同盟的城镇中，享受商业特权的团体越来越多。在1356年制定联盟的最终章程之前，任何出生在北德城镇，甚至是像斯德哥尔摩这样的波罗的海非德国城镇的商人，都会被北海或波罗的海的任何市场所接受。在此日期之后，汉萨城镇只接受成员城镇的公民。这一点被进一步限制，1434年的会议甚至规定，只有出生在汉萨城镇的公民才能加入联盟——尽管并不完全成功。这样一来，已经成为公民的外地人就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的儿子及时被允许享受公民的特权。

在伦敦，严格的隔离政策是一种规则，人们被分为三类。

真正的伦敦人是“公民”或“被授予权利”的人，他们享受城市的所有好处和自由，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开一家作坊或商店，但也必须承担首当其冲的税收。在14世纪，他是“行会”的成员。这些社团对允许加入的人有特别的要求：绸布商行会只接受资本至少为100英镑的外来者。

与公民一起的是“外国人”——严格地说，是外地人——但他们享有相对舒适的生活。他们并不拥有前者的自由，但他们拥有由其“族人”的特权所界定的自由。他们可能不是伦敦人，但作为汉萨同盟或意大利公司的成员，他们有地位。

第三类是“外国居民”。尽管他们是英国人，甚至可能是伦敦人，但他们没有公民身份的权利。

他们在自己的城市被视为“外国人”。在这个异质的群体中，富人和穷人擦肩而过，并不构成一个团体。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可以捍卫，也没有办法捍卫这些利益。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天他们可以加入“行会”的行列，或者让他们的儿子加入其中。但他们的软弱使他们没有什么弹药来征服特权的权利。1463年的一项法令使这种法律上的边缘化成为现实：所有“外国人”都被限制在伦敦的一个区——布兰切普尔顿，离马克巷不远。放逐强调并加强了社会障碍，即使是年轻一代也无法克服。

「商人冒险者」能够无视这些限制。

自13世纪以来，他们从事除羊毛以外的每一种商品的贸易，在世界各地寻找商品。同样地，他们把当时可能拥有的任何东西卖给任何地方和任何想要的人。

这种贸易扩展得非常迅速。冒险者们的行动范围首先扩展到荷兰，后来又扩展到波罗的海，在14世纪，汉萨商人将他们视为不可忽视的对手。他们对前往冰岛和前往加斯科尼同样感到高兴。虽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放弃了羊毛贸易，但他们继续从事英国仍然从佛兰德斯进口的呢绒贸易，到了15世纪，甚至还从事英国开始在国内生产和出口呢绒的贸易。

商人冒险者们参与布匹贸易，只是因为它不受限制。事实证明，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织布业的成功使他们发了财，并在某些方面成为他们存在的理由。

这些商人冒险者——之所以被称为冒险者，是因为他们准备在不太顺利的贸易路线上冒风险——然而，他们将自己组织成意大利式的“公会”，其贸易水平足以支持一种新的商业冒险，即货币兑换或银行业。

到15世纪末，这些公会实际上已经融为一体。在荷兰、泽兰、布拉班特、海诺特和佛兰德斯进行贸易的「商人冒险者公会」，成为文艺复兴前夕欧洲西北部的巨大金融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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