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运动盛于1892年至1911年间，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是以当时一些深受欧美和日本文化影响的士大夫阶层为主力掀起的一场盛极一时的汉字拼音化热潮。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中的统计，在这短短二十年间便创造出28种各不相同的个人切音字方案，而诸多方案又可分为拉丁化和非拉丁化两种派别。拉丁化派主张“与其创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因此大多采用拉丁字母。非拉丁化派又分为诸多小的派系，比如：采用速记符号的“速记系”；采用汉字偏旁，仿日文假名的“假名系”；采用草书字体的“草书系”；采用数码的“数码系”等等。

造切音字的主张由清末国学大师宋恕首先提出。1891年《六斋卑议》成稿，宋恕在书中提到：“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六岁至十三岁者皆须入学”，不从者“罚其父母”，按照“日本小学教法，先授和文，后授汉文”，并且“江淮以南须创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宋恕在书中所讲的切音字是作为反切法等古已有之的汉字注音方法的补充，是为南方不使用官话的方言区汉字教学所使用，而后来切音字运动中创造的切音文字，大多是希望创造出一种可以和汉字并行使用的新文字。

切音字运动中创造出的数十种切音文字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蔡锡勇、沈学、王炳耀等的“速记式”；王照的“官话字母”；劳乃宣的“合声简字”；章太炎的“纽文”“韵文”等。

卢戆章于厦门长大，应考不中后到新加坡留学，专攻英语。回国后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翻译华英字典，因此深受教会罗马字影响。但他认为教会罗马字的拼读方式并不合理，便潜心研究十数年，制成一套音标并定名《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1893年出版《新字初阶》。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六年后，1898年林辂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戆章等的切音字方案，但因为时局动荡后续便没了音讯。期间卢戆章受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邀请，到台湾办理总督府学政科。在台湾的三年中，他受日文片假名影响，废除了《一目了然初阶》中由拉丁字母"l、c、כ"三种笔画演变出的变体拉丁字母方案，改用了汉字偏旁式出版了《中国切音新字》一书。1905年回到北京，把新著的切音字书呈缴学部，但被学部以声母不完全，韵母无入声，写法有谬误为由，认为该方案“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给打了回来。

既然官方途径走不通，卢戆章便换了方法，改向社会进行宣传，并对《中国切音新字》进行了增补，出版了《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民国后，1913年年逾六十的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回到厦门后又对原拼音方案进行了修改，于1915 年出版了《中国新字》一书，次年出版《中华新字》三本。1920年受到闽南总司理陈炯明的聘请，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制定了一套厦、漳、泉方言所用的注音字母。卢戆章作为中国汉字改革运动的揭幕人，吴稚晖曾称其为“音字之元祖”，可以说的上是功勋卓著。

蔡锡永的“速记式”方案名为“传音快字”。他曾在同文学馆专攻外国语，后随陈荔秋出使日本、秘鲁、美国任使馆参赞。出使美国时，开始进行拼音字母的研究，希望中国也可以像外国那样“自上而下，自男及女，无事不有学，无人不有学”。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承袭美国凌士礼一派的速记法，结合《音韵学》创建了一套拼音文字方案，回国后于1896年出版了《传音快字》。他首提"词儿连写"的概念，认为"一笔连书，可代数字"，并且因为这种拼音方案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便主张把古文翻译成白话，再去拼写。后来蔡锡永的次子蔡璋以他的速记方案为基础，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速记学专著《中国速记学》，并开办了我国第一个速记教学班，成为了我国第一位专业的中文速记工作者。

沈学的“速记式”方案称为“盛世元音”。沈学精通英文，从19岁便开始用英文写《盛世元音》，历时五年写成。1896年发表在《申报》和《时务报》，并且有梁启超为他作序。1899年沈学将全书增补重印，改名《拼音新字》。他自称拼音新字简单到八个小时就能学会，每周日还会自费到上海“一林春”茶楼向群众传授拼音方法。然而后来却落到以乞讨为生，最终穷困交加而死。

王炳耀的“速记式”方案名为“拼音字谱”。王炳耀是中国现代外交家王宠惠之父，他的方案成稿于1896年，发表于1897年。“拼音字谱”的拼写方法与蔡锡勇的“传音快字”相近，此外还另有一套拉丁字母的音译，相当于还有一套相当系统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的方案相当之繁复，并不容易学习。1901年，略微修改后重新发表。

王照的切音字方案称为“官话字母”，是一种“假名式”方案，也是切音字运动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方案。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身为戊戌党人的王照被朝廷通缉不得已流亡日本。流亡期间，受日本假名字母启发，制定了一种假名式的拼音方案。1900年王照化名“赵世铭”秘密返华回到天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切音字著作《官话合声字母》，署名“芦中居士”。1903年，王照秘密进京在裱褙胡同开设“官话字母义塾”进行官话字母的教学，因为他不便于露面，就让他的学生王璞代他授课。1904年王照到步军统领衙门自首，1905年获赦出狱。

王照的“官话字母”推行极为顺利。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派人专门到天津学习，并回到老家安徽推广。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将“官话字母”列入师范和高等小学教程。1904年袁世凯属下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学习“官话字母”，在天津广设“简字学堂”，同时命保定新军学习。1905年，王照也到保定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出版《对兵说话》一书。次年，他回到北京开办了“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发行了《拼音官话报》。

然而到了1909年，政局变动，摄政王载沣下令查禁“官话字母”，《拼音官话报》被封。从1900年到1910年这十年间，“官话字母”被推广到了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也因此王照可以说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是在王照的“官话字母”开始推广之后制定的。他认为王照的“官话字母”只能拼北方话，用于南方则言文不一，便征得王照同意，以“官话字母”为基础加入南方话的音素，制定了“宁音”和“吴音”，并在1905年出版《增订合声简字谱》，于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用以教学。1907年出版了《简字述略》和《简字全谱》，并增加了《广东音谱》。1908年至1909年劳乃宣两次上书要求推广简字均被学部压下，不得已便联合一众名流于北京创立了“简字研究会”，用来向社会宣传简字。自此中国的几大方言区都有了自己的切音字方案。劳乃宣也因此与王照并称“南劳北王”，两人共同将切音字运动推向了高潮。

章炳麟的拼音方案制定，是为了反驳“废汉语、汉文，改用万国新语”这一论调。以《新世纪》创刊人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一些激进派，在汉字改革上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既然西文相较于中文更优，何必改良汉文，不如直接照搬西文，直接使用“万国新语”，也就是世界语。为了驳斥这一论调，他便在《国粹学报》上刊登了文章《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与吴稚晖等人展开了论战。他表示并不支持汉字拼音化改革，但又承认汉字的书写又确实过于繁琐，需要一个使汉字”易能易知“的办法，便“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对反切法进行改良，制定出“纽文（声母）”、“韵文（韵母）”方案。这一方案后来成为“注音字母”的前身。

到了1910年，清朝第一个预备立宪会议资政院成立并第一次开会，议员江谦撰写《小学教育改良刍议》一文，开篇便讲：“初等小学前三年，非主用合声简字国语，则教育断无普及之望。”同时在学部承奏的分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列有国语教育事项五条，有一条提到要在八年间普及官话，并于宣统八年官话加入到师范和中小学各项考试中。然而清单中没有提到普及官话的方法也没有讲是否使用简字，江谦便在资政院质问学部所编官话课本是否采用“合声简字”，这篇质问贴获得了议员严复、方还等三十二人署名，贴中说到“或用形字而旁注合声字以为范音之助”。除了江谦等三十二人联署的质问贴，另有畿辅（首都附近地区）、江南、四川等地学界人士和京官逾四百人，五次呈请资政院要求推行“合声简字”。

迫于各界压力，资政院推举严复为特任股员长负责相关工作的审查。严复对各方提议和要求进行审查后向资政院作了报告，报告中提出：“反切足以补六书只缺，千余年来，相沿不废，则简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读者，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谋普及教育，统一国语，则不得不亟图国语教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并提出了四点办法：简字改名音标，防止让人以为“形字六书废而不用”；从宣统三年（1910年）开始试用；由学部审议修订一种方案，奏请钦定颁行；规定用法，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

报告提出后，以资政院多数同意获得通过，而后提交学部。为一众保守派把持的学部却本着”能拖一时是一时“的态度，转手又交给了中央教育会议进行公决。1911年六月，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一项《统一国语办法案》，定下五条具体的实施方法，其中包括了：调查各地的语法音韵；制定字典和方言对照表；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制定音标；设立传习所。同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该方案自然也就没来得及实施，汉字改革的相关工作也就随之交棒到了民国政府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