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新能力的渴望与我们物种本身一样古老。我们一直试图在社会、地理亦或精神层面上去扩展我们生存的边界。趋势就是，总会有一小批人尝试去寻找一条通往人类大同的捷径。

葬礼仪式和流传下的宗教作品片段表明，史前人类会因所爱之人的死去而深感不安。尽管当时人类普遍相信来世的存在，这种信仰并未排斥他们为延长今世所做的努力。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里（写于约公元前1700年），吉尔伽美什在得知有一种天然的物质–一种生长在海底的草药后，踏上了寻找永生的旅途。他成功地将这株药草取回，药草却被蛇偷吃。后来，探险家们去寻找青春之泉，炼金术士们尝试各种不老药的配方，中国的各个道家门派通过寻求与自然的和谐来达到肉体上的永生。神话与科学之间，魔术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永生手段都曾被前人尝试过。然而，尽管探险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物，炼金术士们发明了诸如新型染料和冶金学上的改良这些有用的东西，延长人类寿命的目标却变得遥不可及。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着矛盾的态度来审视我们对于超越自然界限的追求。一方面这种追求有一种魔力，另一方面，就和古希腊悲剧里有一种叫做“傲慢”（Hubris）的概念一样：某些野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追求，将会适得其反。古希腊人在他们的神话里展现了这种矛盾性。普罗米修斯在宙斯眼皮下盗走了火，并将其交给了人类，从而永久改善了人类的处境。然而，由于这一举动，他受到了宙斯的严厉惩罚。在代达洛斯的神话里，代达洛斯用非魔法的手段拓展人类的能力，一次次成功地挑衅了诸神。最后，当代达洛斯的儿子伊卡洛斯忽视父亲的警告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太阳熔化的时候，灾难来了。

中世纪的基督教对炼金术士的追求也有相似的矛盾看法，炼金术士们试图转换物质，在试管中制造何蒙库鲁兹（Homunculus），发明万能丹药。一些遵循阿奎那（Aquinas）反实验主义教义的学者，认为炼金术是一种不敬虔的活动。有人指控它召唤了恶魔的力量。但是也有像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这样的神学家，为这种做法辩护。

随着在中世纪统治欧洲的陈腐经院哲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崭新思想活力所取代。人类和自然世界再次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鼓励人们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而不是将一切事务都交给宗教权威（religious authorities)。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树立了一个完人的理想，一个在科学，道德，文化和精神上都得到了高度发展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里程碑是乔凡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发表于1486年的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它宣传人类并非由先天所塑造，人类当为自己负责。

“我们创造的你，既非圣物又非凡人，

既非永存又非速朽。

因此，你可尽按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名义，

创造自己，建设自己。

我们仅仅让你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发展。

你也许会蜕变成无理性的畜牲；

但是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开创神圣的生命。” [1]

人们常说，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的出版标志了启蒙时代的开端，《新工具》提出了一种基于经验研究而不是先验推理的科学方法论。培根倡导“力求实现一切可能（effecting all things possible），他的意思是利用科学来掌握自然，进而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文艺复兴留下的遗产与牛顿、霍布斯、洛克、康德、孔多塞等人的影响相结合，共同搭起了理性人本主义的地基。相比启示和宗教权威，理性人本主义强调使用经验科学和批判推理来认知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的地位，它还为道德准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超人类主义扎根于理性人本主义。

在18世纪和19世纪，我们开始看到一种想法，即即使是人类自身，也可以通过应用科学发展自身。孔多塞就推测过通过使用医学来延长人类寿命的可能性：

“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

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 [2]

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于延长生命的渴望，预示了人体冷冻的发展：

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发明一种对溺水者进行防腐的方法，这样他们也许可以在之后可以被复活，不管他们已经死去多久。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一百年后的美国，所以我希望能正常的死去，和几个朋友一起被浸在马德拉酒桶里，直到被我所热爱国家的太阳的温暖唤醒！可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蒙昧却又即将开化的时代，以致无法亲眼见证这样的艺术是如何把我们带向未来的。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当前的人类版本视为进化的早期阶段，而不是其终点。科学物理主义（scientific physicalism）的兴起可能也为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机体的想法奠定了基础。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于1750年在《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里大胆提出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在论证里说到“人不过是一种动物，或是一堆相互作用的弹簧”。如果组成人类的物质，在人体外部遵循的物理定律和在人体内部一样，那么原则上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操控外界物体的方式那里习得如何操控人性（human nature）。

有的说法认为，启蒙运动因其过于激进而中途夭折。它让位于浪漫主义，让位于近代对于工具理性统治（instrumental reason）的反抗，还有合理掌控自然的尝试，这些可以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深层环境主义（deep enviromentalism）以及反全球化运动里找到。但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包括对于人类理性和科学力量的信念，仍然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康德在他写于1784年的著名散文《什么是启蒙运动》里这样总结道：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3]

可能有人会觉得，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是超人类主义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尼采以他的超人（Übermensch ）学说而闻名：

“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该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你们为了超越自己，干过什么呢？

直到现在，一切生物都创造过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难道你们要做大潮的退潮，情愿倒退为动物而不愿超越人的本身吗？“ [4]

但是，尼采想到的并不是技术转型，而是一种飚速的个人发展（personal growth）以及杰出个人在文化上的改良（cultural refinement）（他认为，这些人必须克服那种慢性自杀式的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尽管与尼采的愿景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超人类主义，其在启蒙运动里的根源，其对于个体自由的重视，还有其对全人类（和其它众生）福祉的人文关怀，内核上更偏向于与尼采同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 《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没有找到译者是谁

[2]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 / 何冰译

[3]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