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村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来说是饱受争议的一次，是建国后多学科合作规模最大的一次实践。

在其后的30余年里，班村发掘形成的一套理念方法在中国的考古学界生根发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谈及班村的发掘，围绕的中心必然是发掘的组织者——俞伟超。

俞先生去世已近20年了，再次被拉回班村的回忆里，应该是2020年孙庆伟的文章《淹没的班村与淡忘的俞伟超》，结尾说到：“班村被淹没了，俞伟超也逐渐被淡忘了，而中国考古学似乎进一步滑向实证化、模式化的深渊。此时此刻，我们不由得更加怀念俞伟超的理想主义。”[1]

那么俞伟超在何种情况下决定对班村进行一次全新的探索呢？时隔多年以后，我们又如何评价诸人长时间的努力？

此诸多问题都要从俞伟超身上讲起。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是变革巨大的年代，与国际学术界失联很久的状态开始逐渐恢复。在考古学界，对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引进首功当归于张光直。1984年初，张光直于北京大学做了六次演讲，提出了一些传统考古学研究中的固有问题并介绍了美国新考古学的一些具体方法。宛如平地惊雷，打破了国内沉闷的学术界。

作为国内知名的考古学者，俞伟超当然也在列。一年后，俞伟超离开了北京大学，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出于什么原因众人都含糊其辞，但从一些文章中可知俞伟超对调动一事颇多不满。[2]

俞伟超师承苏秉琦，极力鼓吹“中国学派”，但从不曾将自己对老师的怀念强加于诸人之上。他的学术生涯以汉代考古为起点，渐次前推至战国，再上溯到三代，涉猎极为广泛，并一直以攀援成为“思想家”为毕生追求。

在84年张光直来京后，俞伟超对国外的理论，特别是新考古学的一套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同门师兄弟的张忠培却并不认可，二者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和冲突，甚至张光直也直接发文进行调停。[3]

既然分歧无法弥合，那就做来试试吧。

1990年，张光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河南商丘进行发掘。几年后，罹患帕金森综合症，学术沟通的破冰者逐渐谢幕。

1991年以《当代外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出版为标志，俞伟超全面转移到对考古学理论的探索上。李零总结道：“关心理论是他历博时期最大的特点”。[4]

同年，在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开展了一项结合考古、地质、生物等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研究工作。

河南省三门峡市，在考古界，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该市渑池县的仰韶村，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了“彩陶文化”，此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同样在该市渑池县的班村，1990年，由于三峡工程中的小浪底水库的上马，晋豫两省开始协调淹没区进行大面积考古发掘，班村恰在其列。选择班村进行发掘，其因有二：一来靠近历博多年来经营的的垣曲工作站，二则该地三代以前的文化堆积丰厚，即将淹没，不必束手束脚，可以放心大胆做一些考古试验。

现在看来，班村遗址的发现有些太过贫乏，而动辄十几家单位的进驻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此精细化的作业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来说，还是前无古人的一次。

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次发掘，放在俞伟超身上，也并非很奇怪了。

1991年10月初，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的70年后，班村发掘开始。先后来班村参与发掘研究的一共有专家40余人，14个科研教学单位和3位美籍考古学家。在当时的班村，就是中国考古学的乌托邦。没有森严的等级关系，不分学派的一视同仁，哪怕在近些年来，都是少有的。

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以专栏形式发表了关于班村发掘的部分成果：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履历，当知这份名单的分量：王建新，时任西北大学教授，后主持中国赴乌兹别克斯坦考古队工作，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院首席专家；曹兵武，环境考古学方向硕士，后任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袁靖，社科院动物考古方向硕士，后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昌燧，中科院科技考古专家，后任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还有负责选点的中科院地质所研究员周昆叔、后任湖南省考古所副所长的裴安平等等。

与宾福德齐名的美国女考古学家帕蒂·沃森在论证会上所介绍的浮选法操作，在班村时也进行了实验，但效果并不理想。后经赵志军回国进行了改进，在江西仙人洞发现了一万年以前的稻作遗存，引起了国外考古学界的震动，此后植物孢粉的收集和浮选开始成为考古发掘的中不可或缺的流程。

袁靖拼对完成的7副猪骨遗存，被俞伟超感叹道是第一次通过缀合复原的完整动物。后来他主持的《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

陈星灿甚至带来了1921年安特生绘制的英文版仰韶平面图，日本考古学家茂木雅博等到工地参观交流，遇上了阴雨天气，竟一连举办了多场讲座……参与发掘的信立祥先生后成为了秦汉考古研究的权威，曾开玩笑说：“班村要雁过拔毛，每个人都得作出一点贡献。”[6]

“在一场出人意料的车祸中，班村发掘大体结束，几年来的努力似乎走到了一种未尽人意的结果……”曹兵武在文章中写到。[7]从这一点来看，本文是不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班村发掘一样，同张忠培悼念俞伟超的文章题目一样：“了了，仍未了”。我们未曾看到报告的发表，也未曾见到对项目终止的任何披露，有的是一些“困难”、“阻碍”、“掉链子的人”等模棱两可词汇。终究，答案飘扬在了风中……

时至今日，我们对当年的纯粹仍有怀念。“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对国足亦然，对考古学来说，亦复如此。80年代作为诗歌的年代，诗人身份曾无上荣耀过，而如今可能换来对孔乙己般的嘲笑。张承志将自己与俞伟超的访谈命名为“诗的考古学”，我想是对俞先生毕生追求的至高评价。[8]

千禧年前的大家都乐观的憧憬着未来。或许只是大家都老了，又或许陷入了新的困难。班村之后的30年，市场化高速发展，一大批基础建设轮番上马。考古人有的下海经商去，有的在基建上疲于奔命，年轻人似乎都去学了计算机和金融。“会战”、“训练班”所谓的字眼似乎再未出现，甚至“同志”一词都在逐渐的污名化，作为城镇化的一朵浪花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但班村的带来的遗产是巨大且持续的，1997年中美澳联合考古队开展对伊洛河流域的拉网式调查，张光直的学生刘莉和陈星灿分别代表双方的负责人开展工作；1999年，在三峡的李水城和在UCLA的罗泰重新组织起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展了“四川成都及周边古代盐业的考古学研究”项目，俞伟超的两位高足，共同填补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空白……

安特生发掘仰韶村之后的第100年，班村发掘的30周年，2021年。当年参与发掘的冉宏林再次发文《班村到三星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探索》，三件事情被串联在一起，把班村誉为：中国考古学在转型期进行的首个“试验田”。[9]

2001年，张光直去世，而他在商丘负责的中美合作考古队，1998年便没有了经费。2003年，俞伟超逝世，班村发掘的报告，也淹没在小浪底水库的洪流中。对于俞伟超，可能晚年他还会想起班村，想起张光直，或是想起夏商周断代工程，但就像他对晚年苏秉琦劝慰的那样：“无论哪一代人的理想本身，反正是完不成的，但许多人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0]

没错，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不同于班村，三星堆是一个注定会有重大发现的地方。

本文来自杨十八郎，公众号：虚构的瑞瓦肖。

西北大学考古学硕士在读……期末作业中的一篇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