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都处于未知与混乱之中。

我是1932年生的，南边一个镇子上。

小时候的事，记不清多少了。只记得日本人来了，父亲把我藏在一间屋子里，躲日本人。后来国民党回来了，再后来是解放军。

解放后，我和所有刚成人的人一样，进了纱厂。我爱上了一个女工，同她生了一个女孩。女儿刚背起书包那几年，闹过几回饥荒。我夜里两点起来，到粮店门口排着队，一回只换得着一点点，一家人勉勉强强过一天。天天如此。

饥荒过去了，过了几年安生日子。我看着女儿长大，她长得不高，或是饥荒时留下的病根。她梳起麻花辫，小小的一个女孩，每天早晨坐在我的自行车后面去上学。

家边上有个大湖。自行车总会沿着湖边的路前进，那有整片整片的芦苇，被初夏的暖风吹得哗哗响。每当这时她就会唱歌，她最喜欢的就是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同她说爸爸的这个自行车就是银色的小船，这个踏板就是船桨。

接着动荡来了。

父亲是教书的，叫人打死了。我也受了牵连。那天院里来了好多人，带着女儿从后门逃了出去。我们逃到了那片芦苇地。我和女儿藏在芦苇里。

她躲得很好，但我却被发现了。她就躲在不远处，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看着我被打倒在地，看着我被人挂上大牌子，看着我被人拖走。我拼命回过头，含着眼泪看她。她的嘴角微微张开，嘴唇动了一下，像是鼓起勇气挤出了一句话。那声音太小了，四溅的淤泥，水声、棍棒声、骂声盖得干干净净。我这辈子都没想明白，她到底对我说了什么。

我被发配到乡下去劳改，一去七年。等动荡过了，我回到家，房子已是别人的了。老婆带着女儿跑了，我从此再没见过她们。

我从此开始漂泊。

说是漂泊，其实就是躲。走到哪里算哪里，但无论如何也不敢回故乡。

先往南走，到了广东。码头上的活是有的，扛麻包、搬货，一天给两毛钱，现结。我没有户口，也没介绍信，旅店不敢收我。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我在骑楼下睡了半个月，半夜被联防队撵过两回，有一回还关了一夜，天亮才放出来，说“哪来的回哪去”。我回哪儿去呢？我没有地方可回了。

后来跟人去了河南。有个砖窑，窑主姓孙，人不坏，但胆子小。他雇我们干活，也怕被查，让我们住在窑洞里头，白天不出门，天黑了再干活。工钱拖了又拖，最后窑塌了一孔，死了人，孙家跑了。我们几个人分了他留下的几袋面粉，各自散了。

我跟着一个叫老周的往西走。老周曾是个阴阳先生，他的师傅在家乡特别有名。他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而是他们当地的一种土神。他们供奉一个湖下的郡侯娘娘，叫五千姥姥。五千姥姥喜欢面具，教他们如何制作面具。

因此他这人有一个厉害之处，知道怎么躲，躲得特别好。他躲过了动荡，没有进劳改农场，他的师傅死了，他活了下来。

他跟我说，不要往城里去，城里要查证；不要走大路，大路上有卡子。我们沿着铁路走，白天在野地里睡，夜里赶路。和他赶夜路完全不会害怕，他是有本事的，知道规矩，也讲义气。

有天夜里，我们沿着陇海线往西走。月亮很大，照得铁轨像两条银蛇。走着走着，老周突然拉住我，不让我走了。我往前看，什么也没有。老周不说话，不知从怀里掏出个什么东西，巴掌大。直到他不由分说地扣到我脸上，我才知道，是面具。

等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我听见铁轨上有声音。不是火车，是脚步声，很轻，但是很多，像有一队人踩在枕木上走过去。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脸上的面具在发烫。老周蹲在我脚边，一动不动，手按在我小腿上，意思是别动。

那声音过去了。老周站起来，把面具从我脸上摘下来，揣回怀里。他说：“看见了吗？”

我说什么都没看见。

他说：“看不见就对了。看见了你就回不来了。记住了，走夜路，耳朵比眼睛要紧。听见不该听的声音，捂住耳朵。看见不该看的东西——别慌，别回头，别让祂知道你看见了。”

从那天起，我才算开始学。老周教我认路——不是认地图上的路，是认“干净的路”。有些路白天走没事，晚上就不干净。有些路看着是通的，其实走不出去，那是“鬼打墙”，得撒尿，得骂脏话，得绕三圈。有些路连老周都不敢走，他说那底下埋着东西，埋得太深，五千姥姥也镇不住。

走到陕西的时候，在一个林场边上停了几个月。林场场长姓赵，是个转业兵，看我们可怜，让我们在场里帮忙伐木，不算正式工，不报户口，给口饭吃。老周说这就是“打黑工”，我说黑工就黑工，有口吃的就行。

后来赵场长调走了，新来的场长要清退“盲流人员”，我和老周又得走。老周说不走了，他要回去，家里的老婆虽然离了，但儿子还在，他想回去看看。我送他到路口，他最后还是说了：“老林，你也回家去，回去看看你女儿吧。”他说出这话后就再没看我，看着青山，向远处走去了。

我往东走，走到湖北一个镇子上。这个镇子小，管得松，我在镇边上的垃圾堆旁边搭了个棚子，白天在镇上修鞋。修鞋不用本钱，捡个破凳子，捡几块皮子，就能干。镇上的人看我是个老头，也不像坏人，没人举报我。逢年过节，派出所也来人查，我就把棚子拆了，到镇外的坟地里躲两天，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坟地我是不怕的。跟老周走了那么些年，坟地反而是最干净的地方。我在坟地里找一处背风的洼地，拿塑料布一裹，就睡了。那片坟地里有一座小坟，没有碑，只有一个土包，长满了草。我每次去都会在那座坟前坐一会儿，什么也不说。有一回半夜醒过来，见那坟头上坐着个老太太，穿着寿衣，在梳头。我闭上眼，翻了个身，装作没看见。天亮再看，什么都没有。

我跟镇上的人打听，说那片坟地里埋着个老太太，死了二十多年了，她的后人早就不来上坟了。我后来再去坟地，就在那老太太的坟前放一个馒头，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在那个镇子上待了三年。三年里攒了两百多块钱，全缝在棉袄里子里。有一天镇上来了一队工商的人，说我没有营业执照，不准摆摊。我收拾了东西，又走了。

九几年我到了这个城市。说是城市，其实就是个大一点的镇子，到处在盖楼，到处是外地来的人。管得松了，街上走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没人查什么证不证的了。我在一个工地上打零工，搬砖、和水泥，干了一年多。工地完工后，包工头走了，我又没了着落。

那天我在街上转悠，看见路边一个商场门口贴着张红纸，用毛笔写着“招工”两个字。商场就叫百货商场，是这一片最大的一个，上下三层，卖百货、卖衣服、卖电器。我进去问，管事的看我年纪大了，犹豫了一下，说看门的老头上个月走了，你要是不嫌工资低，就来看门吧，夜里睡在一楼楼梯间里，白天帮着扫扫地、看看货。

我就在百货商场落了脚。那时候我大概六十出头，看门、扫地、搬货，什么都干。

那时候商场还热闹。一楼卖日用百货，搪瓷盆、暖水壶、手电筒、电池，什么都有。二楼是布匹和服装，花花绿绿的料子一卷一卷地摆在柜台上，女人们在那儿比划来比划去，扯几尺布回去做衣裳。三楼是电器，录音机、电视机、电风扇，都是贵重东西，平时没什么人上去，逢年过节才热闹。商场的展品收音机里一直放着音乐，每当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前奏响起，我就会躲得远远的。

商场里的售货员大多是本地的中年妇女，说话大嗓门，爱嚼舌头，但对我不错。有时候多打了饭，会给我端一碗来。过年的时候，经理包了个红包给我，五块钱，我攥了一整年没舍得花。

晚上关了门后就开始邪乎了，头一个月的晚上，我听见楼梯间外面有小孩哭。我起来看，走廊里空空的，哭声没了。连着几晚都有，那哭声不是在走廊里，是在墙里头，在柱子里头。我想起老周教我的——不该听的就捂住耳朵。我拿棉花把耳朵堵上，睡了。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天台上有人。我看见花坛边上坐着个女人，穿着白衣服，头发披着，背对着我。我叫了一声“大姐”，她没回头。我往前走两步，她还是不动。我心里开始发毛了——老周说过，叫不应的，就别再叫了。我慢慢退回去，下了楼。

三楼那个风衣男，我是半年以后才见到的。之前只是听白天上班的售货员说，三楼晚上有动静，脚步声，咔嗒咔嗒的，像皮鞋踩在水泥地上。有一回我夜里起来上厕所，路过楼梯口，往三楼看了一眼——他就站在楼梯拐角处，穿着风衣，领子竖着，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但他在笑。我说不清他是用什么在笑，他没有笑，但我知道他在笑。我低下头，往厕所走。身后传来脚步声，咔嗒，咔嗒，跟着我。我进了厕所，关上门，等了十分钟。出来的时候，他不见了。

祂们有些知道我在，起初是好奇，到后来就只有纯粹的恶意——祂们向来如此。我明白只要我有一个不留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我保持的很好。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我睡着的时候，那个白衣女鬼把头发垂到我脸上。我一睁眼，就看到她那惨白的眼睛。我差点叫出来，但咽了回去。闭上眼，装作睡着。

五千姥姥能保我，只要我依旧戴着面具。

整个商场里唯有地下室我是不敢去，或是没人敢去。下去的大铁门上挂着一个大锁。锁早锈了，地下室在这里是个避讳，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的绕过它，不去提他。因此相安无事。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以为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但商场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了。马路对面先是开了一家自选超市，亮亮堂堂的，东西摆在架子上自己拿，不像商场里隔着柜台，要什么得让售货员拿给你看。后来街角又开了一家服装城，都是南边进来的款式，年轻人爱往那边跑。商场的客人都被分走了，一天到晚见不着几个人。

人渐渐少了，我开始做起梦来。不是噩梦——我时常梦到一片大湖，自己沉在湖底，头顶的湖面上缀满星星，一条长河蜿蜒流向天际。

最初，我只能感受到湖底的黑暗。周围没有水，但能感觉到沉的、压的，像整块深水裹住了全身。水是凉的，那种慢慢渗进骨头缝里的、不舒服的阴凉。四周只能听见流动的声音，耳朵有些发胀。脚陷进湖底的淤泥里，软而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含住。慢慢地，我开始觉得大湖并非空无一物，与此同时，商场里也开始出事了。

先是死了一个女学生，二中的，从三楼天台一跃而下。后来她的几个同学半夜梦游到商场里来，死在了里面。

我那天晚上听见了动静，但什么都没看见。我拿棉花堵上耳朵，在楼梯间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才敢从楼梯间里出来。二楼布匹区的布散了一地，有一匹红布绞得很紧。三楼楼梯拐角处有一摊血迹。

警察来了三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商场关了半个月，再开门的时候，售货员走了一大半。

经理说：“老林，你也走吧。”

我问：“我能去哪儿呢？”

他没说话。我知道他对这商场也有感情，就算这里如此邪乎。

后来省里专门来了调查的部门。

那个调查部门的人走之前，看了我一眼。他没跟我说话，但那个眼神我懂——他觉得这个老头儿还活着，是个奇迹。

我没告诉他，我这辈子靠的就是“躲”。躲日本人，躲运动，躲联防队，躲鬼。

老周说过，躲不是胆小，躲是活着。活着就是赢。

那个部门人有真本事，但尽管如此，来这里看过之后还是直摇头。

在风风雨雨的传闻里，三楼电器部先是撤了，改成仓库，堆些卖不出去的积压货。后来二楼也关了，只剩一楼还撑着。售货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有的去了其他的超市；有的下了岗，回家带孩子去了；有的就是消失了。商场里的灯也一盏一盏地不亮了，先是三楼的，后是二楼的，最后连一楼也只开一半。

有天晚上经理喝醉了来商场，三楼那个风衣男把他拖进了地下室，便没再出来。我不敢去救他，对外说老的那个经理跑了，上面也没问。

新来的这个姓刘，年轻，说要把商场改制，要搞承包。折腾了两年，没折腾出什么名堂。零三年非典那阵子，新经理依旧不死心，想把地下室开发一下，我劝了好多次，最后甚至用上了棍棒与咒骂，但是无济于事。他和他叫来的那个锯锁的工人，下去了。

新的经理也跑了，上面不再想派人来了。商场干脆关了门。大门用铁链锁上了，职工都遣散了，就剩我一个人。

这商场在当地已经变成了某种禁区，传闻满天飞，一开始还会有逃犯藏到这里，后来连逃犯都不敢来了。

我的梦也开始愈发清醒，我先是听见光脚踩在泥泞上的啪啪声离我越来越近。随后我渐渐能看见人，一个一个人越过我，向着前方走去。我看见过老周，我想叫他，但我一开口，气泡就顺着我张开的嘴往上浮——虽然没有水，但我依旧在水下。

但恐怖总会被时间淡忘，后来有几个大学生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找上我，他们说他们在做暑假作业，拿着摄影机，说要给我采访录像。我本来想拒绝，但看到他们中那个矮矮的，扎着麻花辫的女孩，让我的拒绝被我吞了下去。

我把他们带到了一楼一个凉快的房间内，这里原来是一家卖锅碗瓢盆的，货架和柜台都被撤去，现在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我拿来几把旧木椅，他们把相机架好，所有人都坐下，采访便开始了。

那个女孩开始问我，她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林诗音。随后问了我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他们想了解这个商场的历史，以及一些民俗恐怖文化的起源。

我和他们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怪谈，这些故事简直无聊透顶，但那个女孩听的很认真。她非常认真，略带一些羞涩，她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让我鼻子一酸，我曾经满怀愧疚——但我几十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和他们说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甚至开始希望他们后面再来采访我。从头到尾没提及地下室，但他们还是问了，一个穿白色短袖的男生开始询问那个地下室。我先是言辞闪烁，随后变得歇斯底里，我咒骂着，让他们赶快离开。

采访演变成了一场灾难。那个女孩显得很伤心，他们中的一个男孩想上来打我，被另一个男孩拦下来。他们被我赶出了商场，我咒骂着让他们远离。

我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可是晚上时，我听到了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地下室铁门的嘎吱声。我知道那些年轻人不信邪，我想把棉花塞进耳朵，但这一次我犹豫了。我想起小刘，老经理，想起老周，想起——我的女儿林雪，和被带走那天她那泪汪汪的大眼睛。

我走向地下室，铁门大开，林诗音似乎在门口犹豫。她回头看向我，她的脸在我电筒的光下显得煞白，她的眼里带着泪水——我认得那个眼神。我想叫她，但她突然惊呼一声，猛地被吸到到地下室的黑暗里。

那久别重逢的感情涌上的心头，我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但我还是往前迈出了步伐，慌忙跑到地下室门口，一个阶梯缓缓向下，漆黑一片，看不到尽头。里面安静的吓人。我打开手电筒，缓缓向下走，我能感觉背后有视线在盯着我，或许是那个风衣男，或是那白衣女鬼。我没回头，走入了黑暗之中。

下面的空气冰冷，潮湿，就像——水下。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每次梦中，每次生处于大湖之下，都会有这种感觉。向下的楼梯仿佛没有尽头，黑暗也没有尽头。“啪！”的一声，我低头看去，是淤泥。那种湖底才有的淤泥，淤泥上满是血。我顺着血迹，往前看，四周的场景突然变了个模样，我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中，两侧是一扇又一扇的门。

地下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黑暗不是涌过来，是一直都在，只是我终于承认了它。

手电筒的光柱扫过走廊两侧的门。一扇，两扇，三扇……数不清多少扇。木门有的新，有的旧，有的门上刻着字，有的门把手锈成了铁疙瘩。我伸手去推第一扇门，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里面是一间教室。

黑板上写着大字报，桌椅东倒西歪。角落里蹲着一个小女孩，麻花辫，碎花布衫，把脸埋在膝盖里。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

我想叫她，嘴张开，发不出声音。

她又像是听见了什么，猛地抬起头——

那张脸不是小雪。

是一张陌生的、惨白的、眼眶里什么也没有的脸。她冲我咧嘴一笑，嘴裂到了耳根。

我关上门，退出来。

第二扇门推开，是纱厂。织布机轰隆隆地响，一个女工背对着我站在机器前，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盘起来。

她转过身来。

脸上什么也没有。皮肤光滑得像蛋壳，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就是一个空白的、肉色的平面。她的手在织布机上机械地动着，织出来的不是布，是黑色的头发，一缕一缕地从机器里往外涌，涌到地上，缠上我的脚踝。

我退出来，第三扇门。第四扇门。第五扇门。

每一扇门里都是我活过的日子，但每一个日子里的人都不再是人。粮店门口的队伍排成长龙，每个人的脸上都只有一张嘴，没有眼睛鼻子，只有一张嘴，张着，合不上。铁路沿线的野地里，老周蹲在月光下，脸上扣着面具，面具下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像一件衣服搭在衣架上。那个在坟头上梳头的老太太，头发越梳越长，从坟头上垂下来，垂到地上，像一条黑色的河。

我越走越快，到最后几乎是跑。走廊没有尽头，门没有尽头。手电筒的光越来越暗，电池快耗尽了。

最后一扇门。

我没有推它。它自己开了。

门外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那片芦苇地。芦苇里躲着一个人。是个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脚上一双解放鞋。

我认出了那件中山装。那是我自己。

他抬起头。

是我的脸。八十多岁的、满脸皱纹的、我每天在水盆里看见的那张脸。但他的眼睛是活的，是年轻的，是小雪的眼睛，水汪汪的，看着我。

他开口说话了。

声音不是他的声音，也不是我的声音。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很轻，很远，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

“爸爸，躲好，我很乖，我不会说的。”

手电筒灭了。先是黑暗——完全的、彻底的、沉到底的黑暗。

然后我看见光了。不是手电筒的光，是从头顶照下来的、幽暗的、绿色的光。我抬起头——天花板不见了，头顶是一片湖面，湖面上有星星，有一条长河。和梦里一模一样。

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这是那片大湖。

芦苇消失了。我站在湖底的淤泥里，脚陷进去，拔不出来。四周有人在走动，我看不见他们，只能看见淤泥上的脚印，一个一个地陷下去，又浮起来。脚印朝着同一个方向，像一条路。

我跟着那些脚印往前走。

渐渐有水没过脚踝，没过小腿，没过膝盖。每走一步都像有人往下拽。走在我前面的人影渐渐显现出来了——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是那些我曾经见过又忘了的人，是那些我没有好好告别的鬼魂。他们没有脸，没有声音，只是走着，和我走着同一个方向。

最前面，有一个人停下了。

那个人很小，很矮，梳着麻花辫，穿着碎花布衫。她背对着我，站在湖底的最深处，头顶的星光透过湖水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她慢慢转过身来。

是小雪。

七八岁的小雪。扎着麻花辫的小雪。每天早晨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去上学的小雪。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雪。是被带走后再也没见过的小雪。

她没有哭。她看着我，很安静地——她在别人面前总是这样安静，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想走过去。腿陷在淤泥里，动不了。

我想叫她。嘴张开，只有气泡往上冒。

她向我伸出了手。

那只手很小，很白，指尖透明，像浸了太久的水。她把手伸向我，离我只有几步远，但我过不去，她也过不来。

然后她笑了。

她笑起来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麻花辫微微晃动，嘴角往上翘，眼睛弯成月牙。

我急切的想跑过去，却在淤泥里摔了个跟头。手电筒掉在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亮了，光柱照着来时的路。

小雪不见了。湖不见了。头顶是水泥天花板，脚下是水泥地。我站在地下室的中央，一个空荡荡的、积满灰尘的、弥漫着霉味的地下室。

地上横着那几个年轻人，都没了动静。林诗音蜷在墙角，浑身发抖，看见我，嘴唇哆嗦着喊了一声“爷爷。”

我没应。弯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地上拽起来。她腿软，站不稳，我几乎是拖着她往楼梯口走。

出口就在前面。月光从半开的铁门照进来，照亮了七八级台阶。

身后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

我把林诗音推到台阶上。她回头看我，眼泪糊了一脸。

“女娃，走。”我说。

“爷爷——”

“走！”

我将她推出地下室，用力把铁门拉上。门轴锈了，发出尖利的一声响。月光被切断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脸——水汪汪的大眼睛，麻花辫。

不是林诗音。

是小雪。

铁门合拢。黑暗重新涌上来，比之前更厚、更重。

我把脊背贴紧铁门，慢慢滑坐到地上。

我听见了声音——是她的声音，小雪的声音，是七八岁的、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的声音，在唱一首歌，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一上一下的，像自行车骑过颠簸的路，像火车开过长长的铁轨，像水从湖底往上冒，一串一串的气泡。

她还在唱。先是《丢手绢》，然后是《小燕子》、《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最后那声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花火 20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