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笔者的理解，游戏在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主要起到解构的作用，在游戏的基本形式和基础要素隐藏于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同时，游戏的原始功能也会在新的文化体系中重新定义自身，使新的个人或群体得以用不同于先前的方式与游戏进行交互。

在第一章的部分中曾提及过，文化和游戏之间的联系，依据文明的复杂程度而出现不同的形式。其中之一的例子为，在动物的生活中同样出现了个体游戏（鸟类梳妆、燕子/企鹅筑巢等行为）、团体游戏（如火烈鸟集体行进）的基本要素。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动物交互行为的游戏性可以看出，游戏行为并非后置于文化的产生，而是在随着个体交互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处于演进的状态下。依照这种宏观视角下的游戏观，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相互矛盾并相互转化之间的状态，同样可以被视为某种概念游戏随着人类集体意识发展而推演自身意义的过程。在此定义之下时，游戏是一定程度上先于包含复合信息形式的语言，而催生出特定含义、进而进行语言体系构建的一种催生、并导致特定意义流转的文化活动。

以不确定性、随机导向的游戏，固然可以具有游戏所能带来的紧张和娱乐性质，然而其于文化的发展徒劳无益，其影响注意力的转移、使参与个体对短期高强度的刺激渐渐成瘾，而对于生命、思想的存在和形式难以起到实质性助益。 但需要专注、知识、技能、勇气、力量(运动控制能力和协调包括在内)，情况就与先前有所不同，其表现的侧重并不在于视觉或其他感官“刺激”，例如象棋、围棋等棋类运动，虽然不直接带来感官刺激，但依旧能使参与者和观战者依照自身的步调而参与进游戏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之中。

因此，当体育价值、智力价值、道德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等因素越高程度地参与进游戏进程之中时，游戏将会越高程度地接近于文化层面，此时游戏也就越善于提升个人或团体的格调与生活强度，进而更易于成为文明自身的一部分。或许这也是游戏作为其中一种文化形式，像语言的形式一般，成为一种处于特定文明的社会结构、文化气质之间的过渡部分，因其既具有特定的表现方法、形式，又作用于和抽象概念之间的联结。

因此在儿童游戏、节庆竞赛、宗教仪式、演出表演等行为之中，游戏反复以各种不同侧重、不同目的的形式出现，对于文明进行推演，使之在文明之中进一步成长，并在此后催生出新形式、新目的、新需求的游戏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游戏的竞赛属性常常使得其以“获胜”作为目标导向，因为通过区分“获胜”和“失败”这一行为，可以简单高效地进行价值观念的传递。例如：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游戏通过其如何定义“胜利”，来对于抽象的概念（荣誉、意蕴、逻辑、身体素质、价格）进行价值判断。作者在此处举例，游戏的奖品通常表达为某种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原文中此处为“东西”，笔者认为此处用“事物”更贴切），例如一笔钱、某种战利品、一顶桂冠（甚至可能只是某种精神层面的许可或认可）。“prize”（奖品）、“price”（价格）、“praise”（赞赏），都间接地来源于拉丁语（经笔者查询，该单词在希腊语中表意接近）“pretium”（价格），而中世纪的pretium juestum或“just price”（公平价格）的意思接近于现代的“market value”（市场价值）。而price一词当今仍属于经济领域；prize则进入了游戏和竞争领域；praise则具有了拉丁语“laus”（赞美）的含义。

同样有一个语言及文化层面耐人寻味的现象，“wage”（工资）一词最初与gage（抵押物、担保物）同义，指表示挑战的象征物，但在后来与pretium（价格）词义演变背道而驰，从游戏领域进入了经济领域，成为了“薪水”或“收入”的同义词，或许这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文化中从为了工资而游戏发展成了为了工资而工作的演变（同时仍然存在着发展为为了工作而工作的可能）。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wage（工资）词语的主要变化为，从参与游戏所需的事物，变为了某种工作的结果或目的。其“激情、机遇、勇敢”等游戏领域的含义消退，向着“契约、交换、发动、（继续）战斗”等经济领域含义靠近。

而经济活动有如证券交易之中用“玩”、“赌”之类的词语表示计谋，则可以用于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游戏和严肃之间的界限模糊。在客观视角下在桌上进行轮盘赌、在弹子机（帕青哥）前的赌徒将会被视为进行赌博，而股票经纪人则不会。因其会坚称“侥幸靠股票涨跌买进卖出是严肃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经济功能”。由此可见，前后两者之间不仅心态差异较小，并且在其行为的实质属性上或许也并无太大的本质差异。也由此可见，寄希望于未来而获取收益的两种商业契约形式，都直接源于游戏中赌博成分的部分。也是在此部分中，文化、教化属性消弭，而竞争、获利的属性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