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一假期时发生的事。我将它写下，不全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也有受人委托的缘故。

疫情愈发严峻，学校进入了事实上的封锁。校门不再是随手刷校园卡或工作证、测体温就能过关的一层窗户纸，而是要拿着好几个部门的盖章审批和48小时阴性证明才能通过的铁壁。每处校门的保安人力翻了几番，这是我所见的；“他们在出入口设了低压电围栏和破胎钉，后者填充了塑胶炸药，能把越野车胎炸成一摊胶皮”，这是我听说的。

漫长的调休后，假期终于和初夏的热浪一齐来临。封校在继续，人们出不去，拥挤在围栏内，心急火燎地寻找着消费时间的手段。平日每天都能见面的情侣，仿佛忽然经历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别离与重逢，迫不及待地牵起手，顺着路边树荫游荡。我不由得怀疑，如果两对情侣相遇时，令他们交换同伴，牵着陌生人的手继续前进，他们是否能察觉到任何不同——毕竟重点在于有人陪着自己走，不在于此人的身份，也不在于要去哪。

更令我怀疑的是，那一夜操场上的盛况，是否真实发生了。操场临近宿舍区，入夜时，被环绕四周的高压钠灯照亮。人走在足球场的草皮上，就像走在十余个方位各异的白色小太阳下，根本看不出影子。可灯光之后的夜空却真实而晦暗，憔悴的新月几乎不可见，在蓝黑色星河里放任自流。那时我无所事事，或者相信自己无所事事，便走下宿舍楼，循着喧闹声向操场漫步，不知该期待什么。千余人在操场上，或立或坐或卧，土拨鼠一般。有些簇集在一起，三三两两或更多，玩着狼人杀、三国杀或其他桌游，喝啤酒或可乐，弹奏吉他，依次欢歌，不时发出默契的哄笑。另一些则独自一人，四处游荡，毫无目的或忘却了目的，沉醉在欢欣温热的气氛中。我迈入外围跑道。钠灯的眩目光芒下，人群的轮廓明晰锐利，像结晶矿物。

在一侧球门边，几个女生在唱《群青》。人们围坐成圆环，断续地跟着节奏伴唱。打开了闪光灯的手机来回挥舞，歌手与听众的面庞穿过光与影。第二遍时，应和的歌声越发流利而响亮。第三遍时，许多不懂日语的听众也喃喃跟随着。歌声在欢呼与掌声中停歇，于是许多手机的闪光灯一同淬灭，令十几步外驻足的我一阵晕眩。

我察觉到身边有个人影还在不住地鼓掌，于是出于礼貌开口：“唱得真好呀！”

“对，真好。”对方的声音低沉温和。我转过头，见到高大细长的灰蓝色身躯，生着细软绒毛，犬科动物的面孔在两米高处俯视我，两只尖耳转向前方。

“呃，抱歉，”那面孔略微扬起嘴角，我估计狼或者狐狸苦笑时也是这副表情，“如你所见，我的外貌不是很……得体。”他朝我伸出右手，指尖有短而钝的爪，手掌上带着肉垫。我接过手，与他握了握，比我预想的更柔软细腻。

“怎么称呼？”我松手，看着他把手收回胸前。

“狼人。”

我一时语塞，“……狼人杀里那种晚上吃人的狼人？”

他用一只食指顶在下颚前端，“可能不太准确，我的长相有灰狼、豺和赤狐的特征。不过‘狼人’比较形象。我不吃人，请放心。”

“啊，啊。”我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狼人缓缓转动暗绿色瞳孔，“同学，你也是五一出不去，所以晚上来这儿吗？”

我连连点头，“对对对。”

他垂下头，似乎在逼迫自己下决心，而后抬头，“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我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同意做他的听众。我们在球场上穿梭，绕过唇枪舌剑的狼人杀局和喜笑颜开的UNO局，寻找一片尚未被占领的空间，而后面对面坐下。我压到一个滚来的玻璃瓶，差点仰面滑倒。残存的酒精味从瓶中涌出。我提起酒瓶时，听见那女生的叫喊。

“嘿，你小心点！”她大步走来，身量不高，裹着一件肥大的薄外套，短发在肩头散乱。我认出她是先前唱《群青》的女生之一。左手提着个大塑料袋，其中是许多瓶装和罐装酒。“哇哦，大狗狗，你好呀。”她见到狼人，热情地招手。我从她身上闻到和空酒瓶相同的气味。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她不等狼人和我回答，就盘腿坐在我们身边，袋中的瓶瓶罐罐乒乓作响，“不介意一起喝几杯吧？我刚灌倒几个人。”我和狼人默许了。她打开塑料袋，给我俩各扔一罐啤酒。

“这位是……”我指向狼人，思忖着该怎么向她介绍。

“狼人。”他抬起一只手爪。

“嗯哼，很高兴认识你，大狗狗。”她抓着狼人的手指握了握，“我是酒徒，没有酒活不下去的那种人。你呢？”酒徒瞟向我。

我抬头望一望离得最近的钠灯，“我是，嗯，学生——”

“不行不行，”酒徒连连摇头，“我们都是学生。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我可以说自己的名字，不过那大概也没有意义，”我耸耸肩，“你们叫我‘史官’吧。我会把别人的故事记录下来——刚才狼人正要讲他的故事。”

酒徒拍手，“好，史官大人！”

狼人点头，随后盯着手中那罐啤酒，用指爪撬开拉环，送到嘴边，用舌头接着，倒入喉咙。几滴金黄的酒沿着他的犬齿落下，每一滴都折射灯火下嘈杂欢腾的操场，和远处不可逾越的学校围墙与路障，和更远处漠不关心的城市夜色。他开始讲述。

上大学前，他不理解家境贫寒意味着什么。只要像高中时一样，挺着黑瘦的脖颈，咬牙学进去，用分数把那帮富家子弟打趴下就行了，他在入学的火车上这样想。他错得一塌糊涂。

他的笔记本电脑是母亲淘来的二手ThinkPad，屏幕边缘漏光很严重。他在宿舍的床位和桌位靠窗，为了在白天看清屏幕，不得不拉上窗帘。但舍友们又总是为了采光将它拉开，他们的电脑是崭新的MacBook或游戏本。于是他每次用电脑都去图书馆，专挑光照不良的角落座位，弓起身好像一只漏洞网蛛。偶尔有同学从附近经过，好奇地打量他，像打量一只营养不良的白化小鼠。

所以，差别是什么？或许是三个舍友联机玩战地时，他还在刚学会安装的《CS1.6》里生涩地练习操作；或许是他们出校去吃自助烧烤时，他捏着余额不多的饭卡在食堂计算着点哪些菜；或许是他们提起中学时代的校运会、舞蹈节、诗歌比赛、模拟联合国等活动时会心一笑，他则对这些名词摸不着头脑；或许是英语课上众人侃侃而谈，他却被自己腔调怪异的“县城口音”呛得满面通红；或许是新生舞会上光鲜亮丽的男女出双入对，他套着不算合身的中山装无所适从，躲避着漂亮女孩的视线，最后落荒而逃。

“问题并不完全在于钱，”狼人评论道，“如果我没有这么接近他们的生活，我可以憎恨他们，把他们看作必须打败的竞争对手。可亲眼见过之后，我怀疑他们才是正确的、是典范、是有底气讨价还价的，而我，我是一种劣等的、鱼目混珠的东西，除了分数什么都没有。”

酒徒起身，接住不知何处扔来的飞盘，再抛回去，坐下，“我持保留意见，说不定是你太自卑或者内向了呢？”

“所以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狼人提起辅导员去他宿舍的那天。辅导员知道他是个好苗子，却不知为何也知道他家经济紧张，带着一沓材料敲开寝室的旧木门。那是一场新雨后，天空是铝材般的蓝灰色，空气湿冷，顺着衣领和袖口爬入肌肤。

“你好，是贫困生补助金的事……”辅导员开门见山。他环顾寝室，三个舍友面无表情地注视他。

“您让他们出去。”他低声恳求。

“什么？”辅导员凑近。

“让他们出去！”他嘶哑地吼叫。在他的想象中，自己的声音石破天惊，但回想起来，也不比犬吠响亮多少。

辅导员照办了，在最后一人离开后关上门，随后用十分钟时间向他推销补助金项目。他低着头，盯着自己旧球鞋上的破洞。

“……学校也是为了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同学。个人信息不会被公开，全程都是匿名的，你大可以放心。只要填这两份表，再在系统里交一个电子申请就行……”

“您是说，”他打断辅导员，“我必须先主动承认自己穷？”他的皮肤感到更剧烈的寒意，毛孔收缩。灯管在天花板上发出蜂蛾振翅般的嗡鸣，击打耳膜。

辅导员正欲开口，却又猛地咽下。他看着辅导员，连同四周的家具和墙壁，连同自己的ThinkPad，同时缩小、变矮。陌生的、他所不能参透的愤恨自脊髓深处生长，水银般沉重而寒冷。他看着手背窜出绒毛、指尖探出爪子，看着衬衫被自己扩张的身体撑破。泪水从眼角渗出，他抬手去揩，触碰到犬科动物的口鼻。

辅导员一言不发地注视他，转开门闩，趴在门外的三个舍友随即跌进寝室内，东倒西歪。

此后，他被调换到一间单人寝室。再也不会有人在屋内呼朋引伴，对他视而不见。狼人的外形也赋予了他新的勇气，使他能以爪牙捍卫伤痕累累的自尊。同学与老师对他侧目而视，终于习惯了他的鬃毛和沉默。

当母亲打电话来，询问学校是否有资助贫困学生的项目，他用手爪握着略显窄小的手机，回答说：“有。但是咱家够不上贫困生标准。”母亲痛骂他不懂努力争取。他任由母亲用普通话夹杂着方言呵斥了许久。挂断后，他茫然无措，不明白自己该憎恨谁：截瘫在床的父亲，每天坐十二小时班的母亲，家庭条件优于他的同学，送上施舍的辅导员，或者自己？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诶，你怎么做核酸？”狼人的讲述结束后，酒徒新开一瓶葡萄酒，问道，“你的嘴会不会……太长了？”

“其实还好，”他张开下颌，显露出巨大的口腔和白牙，“我的嘴比较大，拿着棉签的手可以一直探到咽喉。有些人怕被我咬到，我就自己拿棉签做。”

“口罩呢？”我问。他取出一副面具，盖在口鼻上作演示，就像戴着特制防毒面具的军犬或警犬。

“真难以置信，我现在才知道学校有你这样……神奇的人。”我对他的故事总结道。他又露出那副形似苦笑的表情，“我猜学校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不容易注意到我。就像地铁乘客察觉不到车厢里的大猩猩一样。”

我点点头，拉开自己的那罐啤酒，抿一口，让清凉的酒精和麦香流入丹田。“你呢，酒徒？”我向她示意。她给自己灌下一大口葡萄酒，两颊微微泛起潮红。

“你想知道我怎么变成酒徒的？”她的语气并不带多少醉意，“行，听好了。”

故事始于一对天造地设的情侣。他们在高中暗生情愫，但谁都没有挑明——除了那次质检考。女孩的英语和化学考砸了，趴在课桌上啜泣，泪水顺着宽大的校服滴落。男孩坐在三米外的另一张课桌上，望着她，默不作声。其他同学早已欣喜或惆怅地背上书包离去，留下时钟在黑板上方沙沙转动。分针完成一周旋转后，女孩抬起红肿干涩的双眼，望见男孩。他们相伴走出校门，肩并肩，相隔一步，谁也没有开口。

高考最后一科结束的那个下午，人潮在考场内外翻涌，学生期盼着翻开人生新一章，家长期盼着接回孩子，无论凯旋或铩羽。他和她则逆向人潮，各自奔向对方所在的考场教室——自然都扑了个空。两人回身，在走廊上相撞。于是谁也不必开口。

两人报了同一所大学。若非男孩的家长坚持，他们也会进相同的专业。而后是军训、新生舞会、期中考、期末考、寒暑假。他和她形影不离。“像量子纠缠一样。”酒徒如此形容。

但和许多俗套的爱情故事相同，别离在热恋中降临。女孩在本校保了研，男孩则在筹划出国。疫情正在全球猖獗蔓延，签证、机票都是麻烦事。她陪着他跑了许多次大使馆，又在密密麻麻的航班表上仔细过滤。终于，在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山盟海誓后，她遥望他的航班飞入繁星，飞向洛杉矶。

一个月后，她收到他的分手消息。就在此处，酒徒的叙述发生分裂。

男孩告诉她的版本是，他在新学校找到了真爱。他承认大学四年来和她度过了一段美好恋情，却认为那是年少冲动和害怕失去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说，他遇到了真正的知己，遇到了一个字面意义上能猜出自己下一句话是什么的女孩。他说，他希望与这个女孩共度余生。他为那些已成空头支票的誓言道歉，并祝她找到新的幸福。

她选择相信的版本是，他早在踏上美国西海岸之前就已变心。大学四年的花花世界将那个懵懂少年锈蚀成又一个心猿意马的登徒子。他此前在校园内，尚且有所忌惮，只好不断榨取她的情感和身体。而一到新大陆，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猎艳旅途。

“不存在对历史的绝对客观叙述。”我以史官的身份评论。

“是啊，是啊。”酒徒再猛灌一口葡萄酒，停顿片刻，迷离的瞳孔映照出远方升起的一块荧幕。操场一角在放映露天电影，《黄金三镖客》，人群缓慢聚集，许多面庞和肩膀被荧幕上的黄沙照亮。正邪对立的两方用左轮手枪互相问候，身影悬垂，离地三尺，俨然居心叵测的神像。

无论哪一版本更接近真实，女孩都在那一刻轰然崩塌。她从橱柜深处翻出他送给她的一瓶波旁威士忌，毫无顾忌地痛饮。从前她只需两罐啤酒就能沉沉睡去。整瓶酒下肚，她却仅仅微醺，连痛骂或恸哭的冲动都没有。此后，她矢志不渝地尝试把自己灌醉，啤酒、葡萄酒、白酒、伏特加，乃至蒸馏酒。但无论她吞下多少酒精，意识仍然高度清醒，甚至能毫不费力地解常微分方程。男孩的离去像是在她心上撕开一口永不弥合的黑洞，吞没每一粒乙醇分子。

“根本醉不了的酒徒。”她嘲笑自己，“等解封了，我要去派出所改名叫刘伶。”

我向她提出，或许还有另一种叙事。男孩早就明白，三年甚至更久的异地恋难以修成正果，也不愿用如此漫长的分离折磨她，于是存心在抵达美国后用找到真爱作借口要求分手。他希望她恨他、厌弃他，从而让这段感情寿终正寝，让她另寻未来。但他高估了她从情伤中恢复的能力，反而制造出千杯不醉的酒徒。

或许他也高估了自己的恢复能力。或许面对异乡的残缺月亮，他会不可抑制地啜泣。或许古老印第安人的魂魄会循着他哀伤的心脏而来——他们曾塑造了永恒饥饿的温迪戈——使他的胸腔随每次呼吸扩张，使他的脚踝随每次徘徊伸展，使他生长尖牙利齿，朝太平洋另一侧呼号。或许他终将忍耐不住那幻痛，带着狼人的身躯攀上一艘货轮，漂过烈日与风暴，在登陆后等待十四日隔离，而后加七日，再加七日，再加七日，为她归来。

酒徒望着我，狼人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是史官，”我喝一口啤酒，“但叙事无关真实。叙事关乎我们愿意相信何为真实。”

而后所有钠光灯同时熄灭，最后一点红热也顷刻冷却，所有人沉入亘古的温柔夜色，所有眼睛同样纯真。弯月西斜，叮嘱人群，世上不只有灯光。许多人吆五喝六。许多人茕茕孑立。

“史官大人，”我听见酒徒的话音，“你愿意相信什么呢？”

我犹豫几秒，“我相信这次相逢。二位，很荣幸能遇见你们、听见你们的故事。这是非常时期，我们躁动不安，渴盼放纵与流浪，却困居此地。我们诅咒病毒，诅咒被取消的实习、被中止的旅行、被分割的爱情、被无限延期的演出与赛事、被偷梁换柱的记忆与年华。但我们不会掐灭那团火，不会在封锁中放弃仪式、欢聚与盛节。”

“像《红死魔的面具》。”我听见狼人的话音。

“——倒不如说更像《鼠疫》。战斗和忍耐都如此艰难，爱则更甚。我相信这场大疫会停息，人会找到出路，因为泪与笑都必须被倾诉与倾听。反过来想想，即使在封锁中，我们也能与有趣的彼此相逢，能讲述值得记录的叙事，何尝不是件幸事呢？”

“如果这就是地狱，一种选择是成为地狱的一部分，另一种选择是学会辨别非地狱的人和事，使他们持续下去。”酒徒补充道，“这话大概是卡尔维诺说的——我引用得可能不太准确。”

“史官，你该把这些全写下来。”狼人提议，“不光是我和酒徒讲的故事。从你遇到我们，到刚才这些谈话，全部记录。”

“我举双手赞成。”酒徒欢笑。

黎明前，操场万籁俱寂，杯盘狼藉。狼人已不见踪影。一个人影仰卧在足球场中央，酣然而眠，或许是酒徒。

我对着电脑屏幕，打出：相见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