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行动？这是一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出行动的理由。但是转念一想，这个问题又没有那么简单。单单止步于浅显的思考，大部分人都会在生活中进行各种不同的行动。然而，行动到底是否有根据，这一根据是否坚实，这类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行动意味着什么？行动的根据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思考行动之根据的起点。然而，追问不应止步于定义，还应该考察行动到底与它的根据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以及保有这根据的原因又在何处。

行动的意思是“进行活动”。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很难找出不是某种行动的事件，也就是说，一切事件、一切活动都是行动。然而行动与活动终究还是有着差别，这差别就在于行动与活动似乎相差一个目的的维度。“进行活动”毕竟不是活动本身。一方面，动的意思是改变，一般来看，差别的形成之过程就是运动。这就意味着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实在的而不是空无的。因此，差别之活动就摆脱了单调的虚无。另一方面，“进行”意指主动地，含有目的地活动。于是行动与活动的根本差别就体现在一个剩余的维度。

然而，这一维度仅仅取决于活动者对于差别是否知道而已。如果一个运动不是行动，而仅仅是活动，这只意味着活动着的存在者对于差别并未觉察。譬如我们讨论地球的公转，那么这一运动就不是行动，而是活动，因为地球不知道它的活动的差别。但是当某东西造成了差别，这个差别就必须是已经被觉察的，否则差别便不是差别。因为差别的现实总是造成一个超越，总是使得某东西扬弃了先前的茫然。所以不知道差别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差别。在限制之中的感觉者总是一个想要跨越限制的冲动，因为限制在显现之时已经划定了它的他者。当某东西被规定为受限制的时候，本身已超越了限制，成为了限制的他者。假如做不到这一超越，也就不会觉察到差别，也就只是活动。地球并不知道自身公转造成的差别，它只看到自己从轨道上的一处挪移到另一处，然而它并未察觉到空间是普遍的，它并未察觉到轨道是对它的自由的限制，也就没有认识到差别正在这里。对于地球来说，轨道和宇宙空间、前一个位置和后一个位置是无差别的，但对人来说并不是这样。对于意识来说，纯然的活动不存在，因为只要是运动就标识出一个已经存在着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凸显的、是被觉察的，行动就是这一觉察的痛苦的发泄。这也意味着从存在者这一方面，剩余的目的的维度就不必再被讨论而是永远在那里。因此在造成现实的差别的意义上讲，活动总是行动。差别只能是被感觉的差别，所以不觉察差别的行动不存在。

对于行动的意思的追问就走到尽头，因为这一概念一下子蔓延为一切意识的现实活动的大全，行动的前设就化约为最基本的条件——“实存”。只要存在，就不得不行动，而且不得不处于行动之中。存在在这里就是被意识到以及被觉察的意义上的。一切的实存都在被限制的状态之中，因此它唯一的动向就是超越，因而它的一切活动就是行动。然而，存在本身也是正在进行着的活动。行动的前设也仍是一种行动。讨论进行到这里就走入了一个循环。从实存这一边来看，若已然存在，就处于必须行动的强迫之中。即便不行动，也变成了对于行动的拒绝，这种拒绝又是一个行动，是外在于实存的，但同样以实存为前提条件。因此，“不行动”实际上已经退化成了行动的完全抽象的对立面，它的矛盾就在于拒绝以及其他一切动向都是行动，若要不行动只能彻底不存在。对于行动的阐释奇特地揭示出：一切实存都处于行动之中，而且一切行动的前设也是实存。那么我们的问题，“为何要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问题已经不是它最初被设想的模样，而是变成了更加复杂和棘手的谜团。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没有行动的理由与目标，我们已经早就处于某种行动中，并且行动与它的前设条件总是互相掺杂，造成了一个理不清的追问。

但是实存到底是什么？

实存从怎样的意义上讲是一个行动？实存是什么方式的行动？并且实存作为行动是否有其根据？如果实存无根据，那么所有切实的行动是何以可能的，这一切是如何从虚空中诞生；如果实存有根据，它的根据又是什么？

实存，实际地存在，同样也是直接地存在。实存展示自己为它直接所是的。然而直接所是恰恰揭示出实存的对立面，即它并不是它直接所是。实存展现自己正是其所是，这种展示是显示。这种展示恰恰表明实存是展示的展示者，同时就是它的展现出的东西的他者。实存直接是自身，这意味着立即否定自身，因为直接的“是”已经划定出它的他者，并且直接划定出它的异在，即它的展示的结果，这一结果已经必然是它自己的他者。然而，这种异在不是纯粹外在于它，相反，它是实存内在关联的一部分，既是被它自身否定的他者，也是它直接显示自己之所是的自身。实存因此此就表现为一个吞没了直接存在和它的他者的一个关联，表现为一个否定，也是一个否定着自己的直接性的否定。而最初的直接性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单纯的否定，一个表明自己不是其他而是自己的否定。实存因此就是一个否定在否定中扬弃自身的行动。它在否定性的运动中统一并且重建自身，达到对自身的自在的回转，最终展现为一个直接的存在。实存就是自身存在的差别的设立和否定，它与自己的非存在，因此从根源上，在实存的内部联合在一起。它的界限作为它的追问，是它的非存在开始的地方，也是实存停止的地方。而实存又借助这一界限才得以确认自己的存在。界限因此就成为它的内在矛盾，使得它走向彻底的自我否定。

实存的彻底的自我否定就是它的消灭。消灭试图完结否定，使得否定脱离现实，被抛掷于虚空。有限的实存的终结，就是它在追问中消失不见了，至于怎么一个消失法，就是被发现它的存在根本上依赖于它的非存在，或者说它总要透过它停止存在的界限以及界限另一侧的异在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个自我的异在竟然是它存在之动力的源泉，实存实现存在的方式无非是否定它的异在罢了，因此它的存在的立场一下子消散了。所以有限的实存诞生的时刻就是它死亡的时刻。实存的被觉察取决于它与自己的非存在的差别，然而除了这个基于它自身的非存在的差别，就再也没有别的。于是它就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这说明它的消散并不是永恒的。消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追问的停止与终结，还是追问的永无应答？追问不是暂时的姿态，而是永恒的倾向，因为暂时的追问在停止时已设定了自己的他者。于是消灭就不再是消灭，而是超越。追问仍然继续，因为永恒的消灭是无差别，对于“无”的直观与思考就是一个追问，也就是规定。因而消灭本身停止了，在追问中被否定了，也就是消灭了。实存对自身的超越就是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它就转化为一个躁动的自我否定，是将自身作为自己否定的环节的活动。

讨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转向了否定。这个转向不是突然的，相反，问题转向否定不止已经寓于对于实存的追问，同样也寓于我们对于行动的探讨中了。我们在追问行动之时，将行动看作造成差别的运动，并且在差别的觉察的辩证过程中扬弃了行动的目的论维度，这一差别就不得不说是从一个否定的意义上而言的。接着走到行动的前设条件，实存，然后进一步走到实存的内部，实存展现为否定着自身的、不停把自身作为自己的他者的活动，在每一个环节中都时刻呈现着否定。因此，问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否定。

归根到底，否定的源头是什么？在考虑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应当考虑否定是否是有源头。如果否定没有源头，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是实存之先的虚无吗？在这个意义下，实存自身的根据也就失去了，一切就源于完全没有来由没有头绪的虚无，要考虑的就是否定到底是什么样子，才能根本上是无根据、无源头的？另一方面，如果否定是有源头的，那么否定的源头又是什么？否定的源头的设定本身难道不已经是否定之行动了吗，这一设定又怎可能避免包含任何行动与否定？在这里，继续进展的困难在于，知性总是诱惑我们将行动、实存、否定的概念完全分离互相独立开来。然而，我们的追问又表明，它们并不是外在于对方，而是互相设立，总是在一方的根据中发现另一方，它们是一个内在关联的统一体。真正的发现是它们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它们的分离。否定就是实存，也是行动，这三者说的是同一件事。

否定的源头是实存，但实存本身也是否定。因为否定不是无根据的，否定就是一个区分活动，区分活动的内容则必须是实在的。否定是实存的存在造成的差别之中蕴含的实存的自我分裂的行动。而分裂已经实行了区分和差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存又是否定之行动。实存已经存在，否定也已经设立。当我们追问否定时，由于否定不是虚无的，而是有依凭的，因此实存蕴含在否定之内。反过来，在实存设立的同时分裂和否定也同时发生了。否定源于实在的已经发生的自我分裂，而实在的自我分裂又重新回到否定，表明自己就是一个否定性的活动。于是否定与实存互相包涵，这一自我循环设定自身。考虑到实存并不是静止的直接的，而是躁动不安的，这一追溯活动就随着躁动永不止息。而且这种追溯活动总是直接地指向活动本身的环节，从否定指向实在，又从实在指向否定。这一活动的中介者和活动的过程就显现出来，实存否定自己，它把自己作为自己的环节，它是自我中介的，活动的中介者因而就是活动本身。

否定不是无根据的和凭空冒出来的念头，因为否定只能是差别，是切实的存在。知性对于否定的追问试图拆除否定也意味着同时拆除实存，回到一个一切开始之先，然而这一境况并不存在。知性没有意识到拆除和追究本身已经是不可忽略的实存与否定，当拆除了一切的追问试图使得追溯的循环停止时，它本身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也就消散了。它也没有意识到根本没有纯粹的空无，它区分的空无都是现实的非存在。

否定、实存、行动，在追问中表明，它们本身是根源性的，这根源性在于它们穷尽了一切可以追问和思考的空间。它们的尽头是他们的互相关联，也是自我关联，是自我指涉的循环，这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思考必须是之前一切环节的扬弃。关键在于把这个循环看作一个统一的活动，在于发现对于根据的追问的所有切实的回答都动摇着。概念的分割和试图使自己变为永恒的回答都不停陷入矛盾和游移，并且这一游移被发现是根源上的自我指涉的平移。这个运动过程，这个永恒的躁动，作为否定与实存的统一体，才是真理的现身。也就是说，在追问的尽头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自我指涉的循环，相反，在一次次的追究之中，这个活动的总体显现为自身活动的不同的环节，或者降格为不同的环节。也就是因为每个环节都是这一活动的降格，在每个环节中也就蕴含着整个活动的其他方面。当我们在这个活动中，任意选取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追问的最后就显示为任意的和无关紧要的，因为任意的出发点总是会来到它的根据，然而这个根据作为另一个环节也包含着作为出发点的环节。因此我们总会回到出发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发现一整个活动不过只一个自我指涉而已。然而这个自我指涉并不是静止的，它的环节也就不是分离的和相对的，而是在分离之中互相包含，保有了各个环节的同一，它们都是作为整个活动的一部分，但也在自身中包含着整个活动的运动的全体，也就是活动的自身降格。因此在这里整个活动作为真理只是在各个环节中显现而已，当知性试图划分它并使它停驻下来时，它已然改变了面貌，转而否定这个停驻了的自身。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世界的解释以及各种解释方式的选择并不是行动的终点。任何的解释终将止步于这个世界或者说概念的某一环节，辩证法的真正洞见也就在于察觉到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当世界就是实存的否定行动这一躁动之时，如何改造这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中行动才是关键。因为行动与改造，是根本性的，而且任何理论活动，都会成为根基性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为何行动？行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行动的根据与它本身的关联到底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展现为一个行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掀开了一切停驻的遮蔽的决心。这个决心基于对于行动的不停追问，进而最终发现根据之处不是别的，正是实存与否定的衔尾蛇，是它的不停的永无止境的运动，就是行动本身。这个决心就在于发现行动是不得不的，就此而言行动的根据和理由也就是必须的，行动也就只能作为自身的发展与推动不断地继续。因此行动的理由就在于认识到行动是必然的和必须的。这必然性正是对于行动的表面的直接性和概念的自我循环的扬弃。自我觉察，也就是自觉，正是从这里开始。认识到了这一必然性的行动才能成为自觉的行动。行动既然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的行动也就不再有着外在的和复杂的目标，而只是在认识到这一必然性之后对整个行动的进程的推动。这一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看起来退后一步，成为了与过程的内核无关的袖手旁观的看客。但事实恰恰相反，要成为真正符合行动的使命的行动者，成为真正坚信着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而且这些牺牲往往是以最为惨痛的教训作为代价。这种行动的决心和责任感也就是每一个有觉悟的人应当抱有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们应该努力追寻真理，不断探索和实践，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改变世界的行动中，并且以积极的姿态追问到底，不断地进行反思。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在觉悟到它之后依然忽视它。只有这样，我相信，才是真正地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做出贡献。

这就是我对于“为何行动”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