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8日，美国西雅图，科特柯本睡醒一觉，把一支长达二十口径的猎枪放在自己嘴里，然后用左手扣动了扳机，好像如往常一样弹奏他那把著名的左手琴，只是这次，流出的不是旋律，而是鲜血。几个小时后，法医通过指纹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涅槃乐队的主唱，美国西雅图垃圾摇滚之子，最终还是加入了那个著名的27岁俱乐部。

我的朋友去年去了西雅图，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整个城市病怏怏的，整天整天的下雨。那天正好是4月8日，他去了音乐博物馆，橱窗里的科本抿着嘴对着大家微笑，好像在鼓励大家开心点。西雅图本地的音乐杂志被常年不变的悼词填满，不过是例行公事。大大小小的酒吧里都有好事之徒裸着上半身唱着“Rape me”，然后大笑着举起酒杯——死亡，这么一件最私人的事情，被西雅图人装饰成了一个流动的盛节。如果柯本泉下有知，一定会从坟墓里爬起来，和酒吧里的每个人喝一杯，心里却咒骂着这些人都是傻逼。

我心里看不起他们。 为了赶在4月8号之前写出一篇悼念科特柯本的稿子。我看完了所有关于他以及涅槃乐队的纪录片，却越看越难受——他们炫目，形式花俏，各种编曲版本的Nirvana songs 一遍又一遍，塞满了这些平均两小时三十分钟时长电影的每一个毛孔，展示出当代社会强大到可怕的媒体力量。而这，同时也是科特柯本本人生前极力逃避的事物，在他们的镜头下，科特柯本不过是个商品，一个扁平的，印在T恤衫上的符号。

而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难道我们只能在4月8日这一天写写柯本吗？

我必须承认，柯本并不是我心目中的摇滚英雄，他过于敏感，有着对人最幽微情感的体察，那是一种天赋，能让他写出《Something in the way》这样的作品，同时也是一种诅咒，一种强大到焚烧一切的自毁倾向。他是一个复杂又矛盾的厌世者，所有他看起来不经意间促成的革命却有着精心打造的痕迹。可是，当他功成名就，多年来的夙愿终于成真之时，他又不屑一顾‘懒得下床了’”。他是被抒情化，娱乐化的第一人，一如那本在90年代风行一时的灿烂涅槃。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他还是心理医生们手中的活体病例，被不停地解读，改写，再解读，每个人都不敲门，直直地走入他的内心世界，挤满1992年4月8号他所在的那个房间，一次次重放着他的死亡过程。

我们热爱柯本，是因为他是我们自身情感的投射，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他是拒绝商业化，决不妥协的Grunge精神的代表人物，但是在MTV不允许他们在颁奖晚会上唱rape me的时候，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对于性，他憧憬又害怕，他试图和一个残障女生做爱，最后出于对自己的厌恶却也没能下的了手；他给几乎所有他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可是却从来没寄出过，其中最多的是写给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博达，其中包括自杀前的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傻子发出的声音，他其实更愿作个柔弱而孩子气的诉苦人。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及读和写中感觉到激愤了。对这些事我感到一种难以形诸文字的负罪感，事实上我无法欺骗你们，无法欺骗你们中的任何一人，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恶即是欺骗人们，我必须轻度麻木才能够重获我在孩提时代曾有过的热情，在我们所有人中都有善意，我就是太爱人们了。爱的太多以至于让我感到真的太他妈忧郁，一个略微忧郁的、敏感的、不领情的、双鱼座的耶稣式人物！你干嘛不心安理得享受，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他只是太爱人们了。

我从来不喜欢四月，天气总是阴沉，湿度过高，让人打不起精神。在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听柯本1993年11月在纽约的MTV演唱会，听到烂熟于心，甚至记得所有串场的小笑话。在舞台上，他看起来总是那么的正常，幽默，一点不像一个将死之人。他的一生好像一个漫长的旅程，他唯一做过的错事只是用一种过于极端的方法来歇一歇脚。在短暂的记忆和情感中迸发，一如那颗从口腔穿过头颅的子弹。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那五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