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时间漩涡中不小心降落在了公元1100年到1500年之间的地球（特别是欧洲部分），你可能会注意到当地的主要物种正处于一种令人困惑的进化阶段。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建造高耸的石堆并互相戳刺，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心理缺陷：他们会收留那些除了制造噪音和掉毛之外毫无经济价值的小生物，喂它们吃比自己孩子吃得还好的食物，并把它们称为宠物。

在中世纪，获得一只宠物的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别人送你一个、你掏钱买一个、或者让两只现有的宠物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生物学共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手段第四种方式，法律界通常称之为偷窃。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294年的英格兰查尔格雷夫，一位名叫威廉·英格莱斯的绅士不仅失去了一只猫，还失去了理智。他起诉了约翰·萨利和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娜，控告他们非法扣留了他的猫科动物财产。威廉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表示，他的精神损失是如此巨大，即便给他6便士（这在当时大概能买到两加仑不错的啤酒，或者半个像样的灵魂）也无法弥补。

而在另一则13世纪的警世故事里，一位巴黎主教发现自己陷入了两名神职人员的争端中心。两个人都声称一只狗是自己的。这只狗显然是个投机主义者：第一位神职人员教会了它用前腿走路（大概是为了在弥撒时看起来更虔诚）；第二位把狗偷走后，不仅给它改了名，还教它用后腿直立行走。主教的裁决充满了所罗门般的智慧，他把狗判给了小偷，给出理由无懈可击：这只狗听从小偷的指挥，对新名字摇尾巴，却对原主人那充满怨念的呼唤置若罔闻。

“馈赠”是获得宠物最常见的方式，这通常意味着你可以把照顾动物的麻烦转嫁给别人，同时还能获得慷慨的美名。然而，在正式的礼物交换网络中，宠物的界限往往很模糊。假如有人送你一只灰狗，名义上是为了让你去狩猎野兔，但如果这只狗大部分时间都睡在你的天鹅绒垫子上流口水，它后来可能变成了一只宠物。

如果我们把目光缩小到那些除了“存在”之外毫无用处的动物，比如哈巴狗、笼养鸟和猴子，我们会发现，富人之间的宠物交换有着令人头疼的社交礼仪。礼物的昂贵程度通常与接受者的地位成正比。爱德华一世的王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Eleanor of Castile），在1289年收到了一群鹦鹉，账本上不仅记录了鹦鹉，还记录了那些不得不伺候这些聒噪鸟类的仆人的薪水。1419年，亨利四世的王后送了一只“papegeay”（一种当时对鹦鹉的花哨称呼）给她的儿媳。

贵族女性互赠宠物被视为一种高雅的社交礼仪。1413年，勃艮第公爵送给法国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博四只小猴子——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但当时被视为极好的礼物。1475年，路易十二的母亲收到了三只小狗；约克的伊丽莎白在1502年收到了一只鹦鹉。这些动物被视为完美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说话（鹦鹉除外，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经常被转送），不会泄露宫廷秘密。

与上述情况相对的，如果一位女士送给一位世俗男性一只动物，那绝不能是那种只会坐在膝盖上发呆的生物。1290年，当埃莉诺王后收到萨勒诺公主的鹦鹉时，她回赠给法兰西国王的是十七只猎鹿犬。这其中的潜台词很明确：男人应该去猎杀东西，或者至少骑在能猎杀东西的动物背上。

男性之间互赠的必须是“得体”的动物：猎犬、猎鹰，或者马。荷兰伯爵弗洛里斯五世曾隔海送给爱德华一世一只优良猎鹰；1254年，法兰西的路易九世送给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后来被塞进了伦敦塔，与狮子和北极熊为邻，或许在某个平行宇宙里，它们可以组建一只具有异域风情的动物乐队。

当然，并非所有礼物都是祝福。12世纪的八卦专家沃尔特·马普在《宫廷琐谈》（De nugis curialium）中讲述过一个因动物馈赠而引发不幸的故事：古英格兰国王赫拉从一个侏儒那里得到了一只小猎犬，并被警告必须一直抱着它。结果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诅咒：赫拉和他的随从从此注定永远骑在马上流浪，除非那只狗自己跳下来。鉴于那是只被宠坏的狗，它大概觉得被人抱着挺舒服的，所以这一天永远没来。

有些礼物的送出是伴随着眼泪和政治压力的。阿瑟·普兰塔吉奈特（莱尔子爵）的妻子莱尔夫人，就曾是被迫的捐赠者。她有一只名叫“珀尔科伊”（Purkoy，源自法语 Pourquoi，意为“为什么”）的小狗。1534年，安妮·博林看上了这只狗。王室内廷成员约翰·赫斯写信给莱尔夫人，语气不容回避地催促此事。在多方压力之下，莱尔夫人终究低头，将爱犬献给了王后。到1月20日，小狗显然已进入内廷。弗朗西斯·布赖恩爵士在写给莱尔子爵的信中转述道：“她那只小狗模样端正，又深得王后喜爱，在我手中停留不过一小时，便被殿下亲自抱走了。”

此外，神职人员则是另一个宠物聚集地。约翰·布罗姆亚德曾愤怒地布道，指责高级神职人员收受狗、鸟和水果，就像他们在收集宝可梦一样，却完全忽略了拯救灵魂的主业。

史料中很少记载购买宠物的事，原因很直接：它们太便宜了，对于大多数记录者来说，花钱买一只猫并不比买一个萝卜更值得大书特书。一个例外是埃莉诺·德·蒙德福特（Eleanor de Montfort）伯爵夫人，她在1265年郑重其事地记录了购买一只猫的费用。这只猫被送进了她的私人房间，虽然名义上是宠物，但鉴于当时的卫生状况，它大概也兼职充当某种生物武器防御系统（抓老鼠）。

尽管猫的经济价值一直是个谜，但在早期爱尔兰法律《卡特斯莱赫泰》（Cat˙slechtae 直译为“猫之条款”，听起来像是由猫起草的）中，逻辑变得奇妙起来：

在威尔士，海威尔·达（Hywel Dda）国王制定的法律则更加具体，甚至带有一种幽默感：一只小猫从出生到睁眼之前值一便士；睁眼后值两便士；一旦它抓到了第一只老鼠，身价立刻飙升到四便士。

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布莱吉赖德修订本》规定了一个评估皇家御猫价值的仪式：

至于狗，它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主人的阶级。国王的宠物狗值一磅；贵族的宠物狗值一磅；自由人的宠物狗值120便士；而隶民（aillt）的宠物狗值4便士。

在巴黎，鸟贩子们组成了一个行会，专门向那些觉得生活太安静的人兜售噪音制造者。到1292年，甚至出现了专门制作鸟笼的工匠。1483年，路易十一在临终前突然对宠物产生了狂热的兴趣，大概是想通过购买大量的狗、麋鹿和驯鹿来证明自己依然充满活力。他付出的价格远超市场价，这让全欧洲的宠物贩子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普通猫不值钱，但进口猫就是另一回事了。从14世纪开始，来自叙利亚的虎斑猫成为了欧洲的顶级奢侈品，曼图亚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就是这类疯狂收藏家的典型代表。她为了得到几只叙利亚猫，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跨国折腾。

1496年，伊莎贝拉给威尼斯的曼图亚人安东尼奥·萨林贝尼写了一封信，让他为她找三四只叙利亚猫，因为她的房间里有老鼠问题。两年后，伊莎贝拉仍在寻找猫，1498年9月，她收到了威尼斯圣安东尼奥修道院的一位保利诺修士的来信。他听说侯爵夫人想要两只叙利亚猫，并向她保证他会尽力满足这一请求。

一位名叫托洛梅奥·斯帕尼奥洛的倒霉廷臣在威尼斯看到了一只戴着铃铛的绝美叙利亚猫，它的主人是一位极其年迈的老妇人。尽管托洛梅奥挥舞着金钱和伊莎贝拉的大名，老妇人及其儿子都断然拒绝。托洛梅奥在信中气急败坏地称这对母子“愚不可及”，这恰恰证明了真爱无法买卖。

故事还没完。另一位廷臣乔瓦尼·贡扎加居然从修道院的“可怜修士”那里偷了一只猫，结果弄丢了。后来，另一位代理人特雷维萨诺受托转交一只猫，结果猫从阳台越狱了。为了掩盖这一失职，特雷维萨诺请求伊莎贝拉假装收到了猫，以避免“丑闻和闲话”。伊莎贝拉居然同意了，并配合演出了这场“皇帝的新猫”的戏码。

叙利亚猫也出现在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与她在威尼斯的乐器制造商洛伦佐·达·帕维亚的通信中。1498年11月，洛伦佐通知伊莎贝拉，他已经寄出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叙利亚猫，尽管他会试着找一只更漂亮的。不幸的是，这只小猫在到达威尼斯之前就死了。伊莎贝拉不得不写信给洛伦佐，让他再找一只“有很多斑点的漂亮猫”。另一位威尼斯的通讯员安蒂马科向伊莎贝拉保证，他们仍在为她寻找这样一只猫。

直到1499年，在经历了无数在失败、死亡和盗窃后，洛伦佐终于成功送来了一只“来自大马士革的最美丽的雌性叙利亚猫”，并在信中补充说，为了找到这样一只美丽的动物费了很大力气，这只猫的获得成本如果折算成今天的货币，大概能买下一艘小型游艇。

利用自家动物繁育宠物的做法通常是非正式的，相关的书面记载甚少。不过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主人之间经常交换动物进行繁殖，而不会出现此类问题或需要正式的书面请求。

贡扎加档案馆的一封哀怨的信中包含了一个请求，要求归还一只从卡斯特尔戈弗雷多的房客雅科波·安东尼奥·斯特拉家中带走的猫。它被送到曼图亚是为了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一只猫交配。作者希望这只家庭宠物能尽快归还，也许是担心侯爵夫人会喜欢上这只猫并将它据为己有，留在她众多进口的叙利亚猫中间。

在佛罗伦萨的玛格丽塔·迪·多梅尼科·班迪尼与普拉托的丈夫弗朗西斯科·迪·马可·达蒂尼之间1395年至1402年的通信中，内容多次提他们的猫。这些内容包括努力为他们的母猫寻找合适的配偶来繁殖小猫（玛格丽塔在佛罗伦萨找不到，就把猫送到了普拉托的弗朗西斯科那里），通过马车在两个城市之间运送猫，作为宠物被赠送，以及猫试图逃离房子的危险（他们多次尝试把猫拴起来）。

伊莎贝拉的秘书卡兰德拉在1511年给她的儿子费德里科写信，详细描述了一只名叫法妮娜的小狗的分娩过程。生下来的小狗被命名为“泽菲罗”（西风），以纪念伊莎贝拉最爱的狗“奥拉”（微风），兰德拉向小费德里科保证，这只狗将是“世上最可爱的”，这大概是每只小狗出生时都会收到的标准评语。

宠物死后去了哪里？考古学家对此感到头疼。虽然骨头不说话，但主人会说话——而且说得很多。当安妮·博林的狗“为什么”摔死时，没人敢告诉她，最后只能由国王亲自开口，考虑到亨利后来砍了安妮的头，这大概是他对她展现出的为数不多的温柔时刻之一。

12世纪的修道院院长蒂埃里为他死去的哈巴狗写了一首长得离谱的挽歌，虽然他承认这只狗“连一只老鼠都比不上”，但他还是悲伤地问道：“它有什么用呢？”然后自己回答：“它的职责就是在主人膝下嬉戏。”

在文学作品中，修女的宠物死亡是一个常见主题。约翰·斯凯尔顿写了一首关于麻雀菲利普被猫吉布咬死的诗，模仿了罗马天主教的安魂弥撒：

简洁，有力，充满了对猫科动物捕食本能的无力感。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比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寻找猫更戏剧化，那就是她哀悼狗。1511年，当她最爱的“奥拉”从土崖上跌落摔死后，整个宫廷陷入了瘫痪。她的秘书卡兰德拉在信中描述了那一天的惨状：奥拉和另一只狗因为嫉妒争风吃醋，互相追逐，最终失足坠落。伊莎贝拉哭得如同丧母。她让人制作了一个铅棺材，是的，给狗用的铅棺材，并计划为它修建一座宏伟的坟墓。

但这还不够。整个意大利的文人圈都被动员起来了。诗人们闻风而动，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纷纷寄来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挽歌——这是一个拍马屁的绝佳机会，如果你能为侯爵夫人的死狗写出一首感人至深的诗，你可能就会获得资助。费德里科从罗马写信说，连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都在写诗赞美这只死狗。

不过，治疗悲伤的最好办法显然是养一只新宠物。几个月后，费德里科送来了三只小猫。卡兰德拉在信中如释重负地报告：侯爵夫人爱上了其中一只小猫，她亲吻它，赞美它，给它做了一个特制的小床。至于那只引发了无数诗歌创作的奥拉？好吧，她已经有了铅棺和诗歌，这就够了。

费德里科显然继承了母亲的怪癖。他在成年后委托著名艺术家朱利奥·罗马诺为他的一只难产死去的小狗设计坟墓。在提香为他画的肖像中，他并没有像传统贵族那样手按剑柄，而是温柔地抚摸着一只毛茸茸的马耳他犬。毕竟，如果你不能在自己的后花园里为一个除了爱你和流口水之外一无是处的生物立一块碑，那么成为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还有什么意义呢？

内容参考： Medieval Pets.Walker-Meik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