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一南一北有两个强大的势力，一个叫做良渚，一个叫做红山，而联通南北的，正是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

当然，用现在的话来说，“山东”这个称呼更让人熟悉。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最东的地方之一，尤其是胶东半岛延伸出来的部分，可以最早看到太阳升起，因此这种地方诞生的文化对于太阳有着特殊的崇拜。其文化辐射范围大致在如今山东全境、河北东部、江苏北部这块区域，在距今5500至3900年间，海岱地区由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龙山文化所占据。

长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海岱地区南北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面貌，靠近北方的城市就偏向小农经济，靠近南方的城市就偏向市场经济。

但是随着南方良渚社会的崩塌，原本的市场经济运作出现问题，最终北方小农经济占据上风，并迅速崛起，将海岱地区吞并。

通过对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上的刻画象征符号分析，当时的大汶口文化已经发展出具有较高辨识度的符号体系，距离文字仅一步之遥，由此可见，其文化之繁荣。这也是的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陶的技术传统、嵌绿松石装饰品的风尚对陶寺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大汶口文化极具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南北两边都受到周围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北方文化面貌就偏向于龙山文化，而苏北地区因为和良渚文化接触比较密切，就更偏向良渚。花厅墓地显示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传统的结合，就表明了当时存在两大文明体的对抗和碰撞。

彼时的大汶口文化已经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已进入阶层社会的发展阶段[1]。

不过要说大汶口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其文化中对于太阳的崇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象征符号。

有关这个象征符号的解读，引发专家学者的热议，诸多专家均认为该符号与天象崇拜有关。徐凤先博士新近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她认为，该符号符号既表示“日出东方”的天象，也表现族徽“昊”即“皞”字[2]。

而在文献之中也提到过三皇五帝当中的“少昊”正是生活在这片区域，并且是东夷部族的首领。

传说中，少昊出生于江水（古代山东西部的一条大河）边。

在文献记载中，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话：“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而《山海经·大荒东经》则曰少昊之国有六座日月所出之山，如：“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等等。

这里的地理范围很明确，先讲大海之外，有少昊之国，再叙大海之外大荒之中的六座日月山，说明这日月所出之山均在少昊国范围之内。凤凰总管百鸟，然后再有燕子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鹦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除此之外，他又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事务。

传说自然不可全信，但是传说背后所代表的文脉表明在海岱地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开始重视对于太阳运行周期也就是历法的研究。

传说中少昊手下有凤族8个，凤族在少昊集团中地位最为尊贵，掌管天文历法，指导部落农桑。

而通过专家的研究与实地走访，认为这一符号的原发地，是来自于陵阳河遗址[3]和大朱家村遗址[4]。杜升云与苏兆庆先生在陵阳河遗址实地进行的天文考古勘察结果为，“昊”刻符描绘的是陵阳河实地春分日观测寺崮山日出天象[5]。苏兆庆先生还认为，大朱家村遗址东侧的屋楼崮山主峰春分、秋分日出天象，也是“昊”刻符描绘的景象[6]。2009年，“陶寺史前遗址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课题组，在苏兆庆先生的引导下，在大朱家村遗址东边台地上，进行天文专线实地勘测，基本证实了屋楼崮山主峰日出点为当地春分和秋分日出天文准线的判断[7]。

虽然“昊”刻符作为象征符号，不能明确表达“仲春”、“春耕”、“热”、“仲秋”、“秋收”、“日出山头”、“晨”、“旦”这些语素，却明确包含这些语言含义相关的宗教象征意义[8]，都是基于源发于寺崮山或屋楼崮山春分和秋分日出天象崇拜。

而另一个大汶口M7 5出土的一件背壶[9]，上面的朱彩绘“圭”形图象，似乎也具有着特别的含义。有学者将该符号释为“昊”即“皞”字[10]。专家认为，这件背壶上的“圭”符号，至少可以视为描绘圭表测日影或立表观日的象征符号。这个彩绘符号，巧妙地利用背壶的横鋬耳绘制立表的底座，立表的顶端，描绘的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那么，大汶口M75出土的这件朱绘圭表测影或立表观日象征符号的背壶，意味着大汶口文化还存在着立表观日天象崇拜。

从遗存现象上来看，大汶口遗址墓地的规格显然比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墓地要高，却未见陶尊刻画“昊”象征符号；而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墓地，不见“圭”象征符号。从天文观测技术传统角度讲，“昊”是“定点历”或“地平历”观测技术体系，“圭”是圭表观测技术系统，准此，大汶口文化内部，不同的地区可能采用不同的观测技术体系，因而存在不同的天象崇拜信仰。

而这种天文观测技术后来被陶寺文化所承袭，在继承大汶口文化地平观测天象崇拜和立表观象崇拜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集成、改造、完善，从而创新功能更多、更精确、更强大的天文观测技术体系。建立起具有20个节令地平历体系，和可以实现大地测量的圭表测量系统。

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生业无疑以农业为主，不过通过对于其社会结构的分析，商品经济可能是社会的经济主体。

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和居址的考古资料，已初露商品经济和商人“中产阶级”存在的端倪，比如焦家遗址墓地墓葬出土葬具者占60%，凡104座墓葬占总数48.4%随葬数量不等的玉器[11]，说明焦家遗址的人们多数是比较富裕的。

以藤花落城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社会当中，大部分居民之间象征着社会身份的贫富分化却不甚明显，这一点，不仅在藤花落城址中，在其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城址中也同样存在，故孙波先生认为：

我理解，这也就是山东龙山文化社会中存在着“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这样的社会阶层特征，只有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才能产生。

龙山时代开始，半月形地带文化与政体的兴起，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以专营农牧两侧中间商贸（边贸）为经济基础的新兴“半月玉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掀起的新浪潮，得益于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以流行“华西系玉器”为特征。半月带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张弛先生所说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绿洲农业与中亚地区连为一体，更主要是因为同时期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大发展，形成了半月带商业经济的畜牧方需求与供给侧。而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晋南、甚至包括关中地区，即传统的小农经济区，则成为半月带商业经济稳定的农业方供给和需求侧。

通俗讲，半月带文化与文明中心的兴起，是以农牧双方边贸中间商起家的。考古上表现为石峁集团与齐家文化、陶寺文化流通相同的“玉币”货币体系，绵羊、黄牛、冶金术、粟、黍也在这三大政治文化集团间共享。

而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同“农牧交错半月带”最近的是陶寺文化，自然成为半月带商业经济稳定的农业供给方的“近水楼台”，率先在中原地区脱颖而出，得益于半月带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理念的全方位刺激与带动。山东龙山文化则没能搭上“半月带”商品经济“新贵”的“班车”，不屑于像石峁集团那样，完全脱离产业，做纯双边市场贸易，玩“贸易关税”、“玉币金融”、“华西系玉器国际国币体系”等等新商品经济套路，最终落伍了。

到了距今3900年之后，山东龙山文化急剧衰落。文明起源进程中断。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同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两条道路的长期斗争、竞争与较量。最终立足于小农经济的黄河中游地区由于集权政治体制，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而战胜了商品经济社会，最终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13]。

参考资料

[1]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徐凤先：《天空之光如何照亮文明——中国早期天文学与文明若干专题研究》，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42~55页。

[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3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2期。

[5]杜升云：《山东莒县史前天文遗址》，《科学通报》1986年第9期。

[6]苏兆庆：《莒县遗珍》，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7]孙小淳等：《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中国科学史杂志》第31卷，第4期，2010年12月。

[8]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

[9]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0]陈五云，刘民钢：《释“昊”》，《华夏考古》2003年2期。

[11]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12期。

[12]孙波：《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略论》，《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孙波：《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略论》，《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