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1648年

16世纪基督教会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新教的诞生，伴随着改革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教宗的宗教领袖地位开始摇摇欲坠，早期新教有四个教派：信义宗、改革宗、重洗派和圣公会；在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不知所措后，罗马的天主教廷开始进行自我升级——最终诞生更加具有宗教热情、重视纯洁性和高度组织化的耶稣会，如此两位打手都已经全副武装，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同盟之间漫长而血腥战争，世俗霸权的野心和狂热的信仰混杂在一起，整个欧洲都在大剑、枪炮和鲜血中燃烧。伴随着战争的代价逐渐超出双方的承受底线，自由的宗教选择权终将到来，而这一点就要彻底终结从中世纪开始就存在的政权和宗教信仰绑定。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另一条路线上，一部分在欧洲的郁郁不得志的新教徒在经过漫长的考虑后，终于坐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航船，他们也并不孤独，因为还有许多立志要将基督传遍世界的传教士也纷纷登上了前往世界各地的航船，基督教将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而在全世界内传播开来。

1520年，这篇马丁路德收到教宗的通榆，一个要求其忏悔和指控异端、谣言诽谤的罪行汇总，根据惯例，他有60天的时间来回应，在第60天他来到威腾堡焚烧了数册《教会法典》和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作品，并且把通榆也扔进火中——这就是他的回答，这股燃烧的火焰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德意志地区，它已然成为了德意志地区公然违抗教宗的象征，罗马教会也发誓要用火焰让这些异端罪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诚心忏悔。

那什么是新教呢，根据恩斯特·特洛尔奇的回答，它主要在四个方面做了回答：

在路德追寻基督教义的过程中，他认为人只要自信上帝便可以得救，这种说法被称为“因信称义”，反过来，罗马教会所主张的是因信加上功德才能称义，所谓的功德就是通过德行，接受教会教义并且为教会付出，如果单凭信基督就可以获救，那么既不需要神父，也不需要弥撒，包括整个罗马教会都是累赘，他们滥用了人民对于救赎的信仰，绑架了真正的基督徒，让所有人如同牛马一般为了他们人世间的特权服务，他们才是真正的应该被送上火刑架的敌基督者！

因此，路德坚持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属灵地位，这种信义宗在德国城邦之间迅速扩散，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发誓要粉碎这个邪教，但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一令到底的政权，其中各个邦国有着非常独立的军事和宗教态度，于是结果就是内战爆发，归顺了信义宗的人们纷纷把雕像和神父赶出他们的教会，还废黜了弥撒仪式，修士和修女纷纷各自结婚，包括路德自己，因为他没有在《圣经》中找到不允许修士组成家庭的依据。在1546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中，各个王国有权自己决定他们的信仰，禁止一切非信义宗（马丁·路德）的新教，天主教如果改宗那么要放弃全部财产，现在让我们回答那四个问题：

重洗派是宗教改革的另一个教派，就像所有的改革都会产出一批激进分子一样，重洗宗通过学习使徒，一个个作为重新以个人的方式信仰基督的人重新施洗，他们的另一个观念是关于教会本质和教会与市民政府关系，真正的教士应该不参军、不做官、不发誓，这一视作政教分离的先驱，尽管在这个时代还太过超前，就算是官方的新教，也有一个授予神职的教士负责看护一定范围的区域，同时教会也会和政府有着密切的沟通，获取资金和帮助，这样看起来好像和天主教没啥区别。

在瑞士，茨温利延续了马丁路德和重洗宗的改革，他比马丁更加信服圣经，他们去除了罗马教廷的许多传统象征，比兔壁画、蜡烛、雕塑和音乐，在英格兰，他们被称为“清教徒”，一个完全不受政府束缚，有真教徒组成的修会。苏黎世政会显然不会坐视不管，在1526年的异端审判中，所有重洗派都被溺死、烧死和刺死，这也是宗教改革时代的常态。

宗教改变的不是一个人的信仰，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整个基督教法下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个时候宗教仍然和世俗政权有着密切的关联，欧洲爆发的战火不仅仅是一场对于信仰的争夺战，也是一场对于世俗霸权的争夺战，各个国家和教会都是其中不同的玩家。对于教会来说 这场游戏远比想象的凶险，因为世俗的政权可以通过妥协和退让来解决争端，但信仰从来都没有退路，只有一个正统会延续下去，留给失败者的只有火刑架。重洗派的四个信条如下：与神同行的门徒身份；有伦理的爱所有人；所有教徒必须都是信徒的会众观；政教分离的组织形式

重洗派同时被路德教和天主教双方宣布成异端，因此在欧洲遭到了及其悲惨的迫害，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一个人自由拥有自己信条的权力。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简直稀疏平常，但在16世纪，这一点会完全的摧毁整个社会结构，即使对于重洗派的屠杀再多么的让人良心动容，卫道者也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一位年轻的母亲写信给她的女儿，她因为是重洗派即将被审判，而她的丈夫，女儿的父亲在两个月前就死于对于重洗派的审判，她希望女儿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背上了罪恶感：

在路德教和天主教打的不可分割的时候，法国的加尔文创建了改革宗，也被称作加尔文宗，成为这个信仰游戏的第三方的阵营，加尔文和路德一样相信新教的四个信条，但在《基督教要义》中，改革宗教会有四个职分：牧师、长老、教师和执事，他们相信神具有绝对主权，也就是“神的主权”作为核心教义 路德教则把“因信称义”作为核心教义，“神肯定了自己的全能，从一只麻雀落地到每一个人老去”。如果路德的主体是“义人必因信而生”，那么加尔文的主体就是： “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似乎是某种预定论，路德认为国家至高无上而不是教会，加尔文则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因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都不能代表上帝的主权，因此他其实同时抵制了两者，这一点客观上促发了后世代议制政府和现代宪政。

信徒从日内瓦回到自己的国家，加尔文宗于是迅速的扩散开来，在法国，他们被称作胡格诺派，在尼德兰，他们是对抗西班牙天主教的主力，在苏格兰，加尔文宗促成了一种神奇的历史情况：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被信奉另一个宗教的君主统治，就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外号“血腥玛丽”，玛丽是一个及其虔诚的天主教徒，看不得新教徒或者其他的宗教兴风作浪，对于这些异教徒的恐怖政策迫使他们大量逃离英国，而诺克斯——另一个加尔文宗的信徒则回到了苏格兰，开始指挥反叛对抗罗马天主教，这也是英国北方教会对抗君主任命体制的主教的序幕。

在数量庞大的新教对罗马教会产生的冲击中，教宗保罗意识到罗马教廷必须有一次来自内部 的改革，他任命了“圣爱会”中的九人组成改革委员会，通过一次普世公议会，保罗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会内部的陈腐，1540年他批准成立了被称为耶稣会的新修会，这个修会的目标很简单：恢复罗马天主教会在英诺森三世下所有的双重属灵权力和世俗影响力。在基督教覆盖的各个土地上，耶稣会兴起了一股针对新教的反抗运动，这体现了罗马全新的战斗姿态，这次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天主教面临欧洲接近一半国家的背叛，它还是将新教的浪潮挡了回去，到了16世纪末，新教依然只占据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区域。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场天主教自己的宗教改革，在新教兴起的早期，16世纪的20—30年代，整个罗马教会和聋了一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为什么它的反应如此迟钝，其实是有政治上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在教宗克莱蒙七世时期（1523——1534），他因为财富和扩大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力方面，转而操作教宗国和法国结盟对付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很生气，因为教宗显然背叛了他与查理五世之前在意大利的协定，他于是派出军队去攻打罗马，威胁教宗如果不撤回外交决议，就要在普世公共议会上审判他。结果查理五世做的显然太好了，1527年5月，神罗的军队攻破罗马城，在永恒之城里劫掠、抢杀、奸淫长达几个礼拜，克莱蒙七世跑到附近的城堡避难，但最后还是被迫投降，最后忍受了神圣罗马帝国半年的监禁。他的后续者教宗保罗三世原本看起来一点变化也没有，但这次罗马之难似乎点醒了他，他立刻组织“圣爱会”调查各项事务，这个委员会最后给出了一份正式报告：

1540年，保罗三世批准了耶稣会成立，根据伊格修衲的比喻，他们是耶稣的骑兵，灵活机动，训练有素，可以自由派遣到各个需要天主教作战的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修会，他们在较为传统的三个誓言：守贫、贞洁和服从修道院院长外，还增加了第四个誓言：誓死效忠教宗本人。耶稣会具有极强的积极性和在世界上重新开拓耶稣的领地的意愿，因此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上都留下了其成员的足迹，甚至是那些基督教福音从来没有踏上过的陌生土地。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耶稣会甚至暂时的逆转了新教狂潮，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对决中，加尔文宗和耶稣会总是冲锋在前，各自都要求人们有高于国家和政治纽带的忠诚，因为这个时候人们认为宗教的真理是可以确认的，如果一边是真理，那么另外一边就一定是谬误，其实对决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在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宗教宽容，也就是完全接纳某个民族内部宗教多样性，但会在很久之后才成为主流。

早在1492年，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在世界范围开始传播开来，这与使徒时代之后的大公基督教时代有着相似的内核，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大公传教时代再次到来，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发起的环球冒险不仅仅是一场争夺香料的比赛，在内心深处，这也是一场关于神圣信仰的热诚。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在16世纪，基督教变得以另一种形式“大公”起来，但其中不乏迷信和冲突，这在某些地方被称作基督教帝国主义。

印第安人十分渴望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他们也同样想要放弃这个信仰。在1524年至1531年之间，法兰西斯会会士们给一百多万墨西哥人施洗，这种集体洗礼的做法和中世纪早期北欧的集体归正产生出的效果是一样的：对基督教象征无知，巫术化与迷信同时产生。

在东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基督徒国王应该向神负责其臣民的属灵利益。结果，这个葡萄牙在东方的商业帝国中心，成了一座拥有很多巴罗克大教堂的城市。这里有一位大主教成为天主教会权威在整个东亚的代表，而且葡萄牙当局要确保在他们基督徒国王的领土内没有偶像崇拜。然而葡萄牙人遇到了一个问题，这是西班牙人在美洲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他们接触到高度发展的东亚文明和远比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强大得多的古老宗教（中国的本土化信仰，包括儒释道的为人处世的思维，这些和基督徒的处事方法差别是很大的，而基督徒往往很难在他们身上打开缺口）。这对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接近亚洲民族的方式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通过征服来使当地人归信的政策在印度、日本和中国都作了修改，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摒弃，转而采用了适应政策。

1630，四百多位选民聚集在英格兰南部，准备乘船前往新大陆，道尔克顿用一场布道作为告别，他选择的是《撒母耳记》：

这里我们可以对清教徒有一个大致的影响：圣经、与神立约的子民、前往神所指定的地方。他们自认为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上帝选中的人。为了把故事说清楚，我们得往回看，在清教徒的发源地，也就是英国，在宗教改革期间也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教派，和路德的改革源于修道士，重洗派的改革源于祷告会，加尔文宗的改革源于学者的书桌不同，英国的改革可以说源于国家事务，英王亨利八世由于婚姻（本质上的王位继承）和财政的问题，成立了圣公会，国王自己担任教宗，自此和罗马天主教彻底决裂。

但亨利不认为自己背叛了天主教，事实上，这个时候圣公宗和罗马教会惟一的区别就是教宗的最高主权问题，其他的和天主教一模一样，马丁·路德反抗罗马之后，亨利还亲自写文章抨击他，称其为“毒蛇”，教宗很开心，授予亨利“保教功臣”的头衔——现在英国的国王仍然有这个头衔

但是在亨利去世之后，爱德华六世治下的英国开始同情新教改革，这种摆动产生了英文的圣经和公祷书，但1553年爱德华去世之后，这种新教路线戛然而止，上位的是血腥玛丽，浓度极高的天主教徒，于是政策开始一边倒，这种暴政引起了非常多的不满。直到伊丽莎白一世开始，英国国教才显示出其既非天主教，也非改革宗的特点，政治上需要妥协和调和，这一点被完整的投射到了宗教上，终于英国社会开始走向一个复杂的融合（非常的不容易，人们是什么时候相互理解了，那一定是已经流够血了，什么算够了，没人再想流就算够了）

但是有人不同意！

这些人就是被玛丽赶出去的新教徒，他们在流亡期间继续读着圣经，形成了更加激进的宗教改革思想，他们宣称个人的义和民族的义，他们，这些极端的宗教主义者，被称作“清教徒”，可想而知，在流了这么多的血后，大家都想好好过日子，清教徒不同意，那走的只能是清教徒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这艘船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出发，前往今天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它的名字叫做五月花。

其实在被迫离开之前，他们有三个时期参与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清教改革是英国的第二次宗教改革，它首先出现在伊丽莎白时期，成员多是被玛丽放逐的新教徒，它强调圣徒的内在生命和重生的信息（信徒），这是后来基督教福音派的根本，包括建立一个在严明的神法统治下的民族，这对于美国的民族特征有巨大的影响。由于伊丽莎白的宽容政策和政治手腕，清教徒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特征，用伊丽莎白自己的话来说：你可以允许这些狗叫，只要他们不咬人。

这个时期另一本对于清教徒思想意义重大的书是《殉道史》，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英格兰人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上帝选民，所有人都和上帝有一个“属灵契约”，凭着者这个契约所有基督徒才能成为神的子民，也凭借这一点，所有的基督徒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和上帝有过协定。随着伊丽莎白去世，詹姆斯一世继位，他非常赞同君主制和宗教元首的地位，这其实就是独裁君主的引子，借此拉开了国王和议会&清教徒的对抗。

真正促使清教徒完全放弃改革希望，动身前往新大陆的是詹姆斯的后继者，查理一世，他有一套自己君权神授的理论，到了宗教改革的这个时候，那大多数宗派其实都接受不了这一套说辞了，其中有一个代表，就是克伦威尔。最终在内战中，克伦威尔击败了查理一世，并且将其斩首而死——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鲁莽的决定，这意味着清教徒运动最终失去了权力，因为即使是神的圣徒也不能抹去几百年来英国的王室传承，查理一世从一个暴君变成了传统的殉道者，他的刽子手就是清教徒，这变成了英国人对其的广泛印象。而圣徒的统治在克伦威尔之后也随之消亡，这个国家又回到了君主制，而在大洋彼岸，还有成千上万的圣徒在尝试建立他们心目中“神的国度”。

宗派是现代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特征 虽然听起来这个宗派有些保守和老派，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有拥有自由的宗教选择，才会出现这些宗派，而在之前人们没有这种权利。在宗教改革的时代（1517-1648）尚未结束，理性与复兴的时代（1648-1789）就已经到来了，16世纪和17世纪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就是接受宗教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但是我会将你这么说的权利捍卫到底。”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即使他们不能识别它的来源，也会接受这个被经常引用的宣言。他们之所以接受它，并不是因为它属于基督教，而是因为它属于现代。

伴随着联结起全世界的航线，基督教开始走向全世界，它已经在北美埋下了种子，这里将会成为未来基督教运动的中心，而其上新生的国家将从骨子里就带有基督教的信仰，而且极度偏执，因为它的缔造者就是一群在欧洲格格不入的清教徒，正常人是很难理解这种狂信徒的思维方式的，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群狂信徒慢慢建造了一个新的帝国的底层逻辑。

在欧洲，16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新教和天主教都相信有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王国，1562-1598在法国加尔文宗（即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徒发生了血腥的内战，尼德兰也有和西班牙发生类似的战争，而这些都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序曲，欧洲的天主教同盟即将与新教同盟在德意志尽其所能的互相厮杀，这场战争会塑造出很多的英雄和大帝，也会造出无数的累累白骨。

当惨烈的战争结束时，过去的政府决定人民宗教的制度已经饱受质疑，于是自由的宗派制度开始成为可供选择的方式，战争结束同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规定：加尔文宗和信义宗与天主教都是基督教的表达方式，同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宗教，至此，由中世纪开始的基督教与权力的联合被彻底粉碎了，每个国家内都塞满了各种不同的基督教信仰者，慢慢的已经无法再从其中去区分开彼此了。这也和现在的国家越来越相似了，政权和信仰分离的时代正在快速的接近，不，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它就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