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不见，我回来了。近段时间除开工作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大量的阅读和废稿，以力求通俗简练但又不失深度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正值开会期间，舆论管控较平日更为收紧。

今天，我们来空谈一下家庭和教育。

作为一个能在较好的环境中成长的幸运的普通人，我也曾是优绩主义的狂热信徒。但我逐渐发现，被优绩主义所定义的“胜利者”，往往要为胜利付出长远而沉痛的代价，但他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因此我才成为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激进异见者。这对我而言不是萝卜白菜，而是蜜糖砒霜。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现象：

为什么衡水的毕业生对母校的感情会是复杂的？为什么海淀鸡娃和毛坦厂复读生，两种不同阶层的人要忍受同一份痛苦？为什么有些家庭会主动支持衡水甚至豫章书院的管理模式？

关于以上这些引人注目的这些现象，我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释力的说法，来自韩国学者张庆燮。他提出了一个叫“压缩现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韩国，但对整个东亚社会都很有启发。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东亚社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张庆燮发现，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会不太一样。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牺牲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的概念逐渐退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社会。

但是韩国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韩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韩国的现代化战略可以概括为“先增长，后分配”，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来打造出经济竞争力，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几乎全部交给了家庭。

换句话说，一个个韩国家庭，才是韩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家庭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养老、育儿、教育这些责任全都不太用社会操心，出了问题家庭自己来扛。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韩国家庭的自愿配合。韩国家庭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代际向上社会流动”，不论经济条件优渥还是贫困，他们都会在教育上不计成本地投资，培养出来之后无偿交给社会，这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韩国高考内卷的奇观。在“读书是阶层向上流动的最稳妥方式”的胡萝卜面前，韩国家庭对教育热情是如此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较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受教育程度极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只是一半。假如韩国故事可以一直这么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会被卷死。韩国人民可以追着胡萝卜永远前进，直到星辰大海。

硬币的一面有多么轰轰烈烈，另一面就有多么不堪直视，而它们是同一个故事，有因必有果。

韩国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现代化，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之后，家庭本身撑不住了，出现了“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低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恐婚。

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家庭，开始变得过载，家庭却没有办法给自己减负，因为人们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态，社会也不支持。这其实也是东亚性别议题与西方性别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东亚社会的男男女女，往往对于另一种性别抱有隐约的愤恨，因为在“东亚传统特色”的二元性别建构中，男性和女性的核心价值分别被“经济能力”和“生育能力”捆绑得死死的。他们无形中都背负着“必须组建完美家庭，为社会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负担，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东亚社会的内卷难题也在于此。张庆燮把韩国家庭称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但是这种恶性竞争，却很有可能造成学历的恶性贬值，甚至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东亚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东亚家庭愿意自我牺牲、自我压榨，享受吃苦，延迟满足，换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机会。同时家庭的内卷也催生了学校和课业的内卷：不断严格的管理模式，总是狼来了的“学生减负”。单极化的评价标准，只会塑造单一化和扁平化的个体，从而实现了内卷的代际传递，哪怕工业化和现代化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经济跃迁，但他们的世界观也许还有大量农业社会的残余。这样卷了两三代人之后，工业化确实成功了，统计数字是那么的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续的土壤被挥霍一空，东亚家庭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过劳死了。环顾四周，这确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家庭，美好的、田园诗式的精神归属，其本质可能已经异化为刻在宿命中的苦难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