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巢》原作者：(斯洛文尼亚)弗拉基米尔·巴托尔

译者：汤姗华

面世83年来，首次中文版

本文仅对2011年North Atlantic Books出版的《鹰之巢》英文版的引语、后记等进行翻译：

目录：

英文译者：Michael Biggins

（翻译自斯洛文尼亚语，并编写后记）

《鹰之巢》最初写于1938年，是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的一种寓言。在1960s年代，它得到铁托Tito（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各地的邪典般的推崇，而在1990s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它被当作该地区冲突的寓言来阅读，并成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畅销书。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之后，这本书再次获得了新生，因为它在早期 描述了狂热教派中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世界，在斯洛文尼亚的新版本中销售了超过2万册。

"《鹰之巢》是斯洛文尼亚作家弗拉基米尔-巴托尔Vladimir Bartol在60年前首次出版的文学经典，是一部经过巧妙研究和介绍的历史小说，讲述了世界上最早的政治恐怖分子之一、11世纪伊斯玛仪教领袖哈桑-伊本-萨巴赫的阴谋，他用毒品和肉体享受欺骗他的追随者，使他们相信他会把他们送到来世的天堂，从而为他执行自杀任务而毁灭自己。《鹰之巢》被完美地翻译成了英语（还以其他18种语言出版），他把即使是最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人也描绘成人类--无情、凶残，但也受制于人类的美德、罪行和悲剧。迈克尔-比金斯（Michael Biggins）撰写的后记介绍了作者的生活背景，将他的写作与独裁征服的兴起（将导致爆发二战）并列在一起，以及在作者的祖国斯洛文尼亚和世界各地对其出版的各种反应，使这部极好的杰作更加完善。这本书绝对是东欧文学书架上的必备之物，也是一部从头到尾都非常引人注目的小说。

“由于它所有的煽动性的的想法，和有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先见之明，《鹰之巢》仅仅作为一个娱乐性的小故事也是成功的......巴托尔设计了一张激情，冒险和牺牲的拼贴画，不断变化着。书中的异国情调被描述得淋漓尽致，人物也很有魅力，很复杂--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狂热的目标，要一心一意地献身。"

"《鹰之巢》......是一部精雕细琢、未被注意的小型杰作，它提供了......大量的 精心策划、处死的细节以及象征性、互文性和哲学解释的广泛潜力"。

"无论谁想了解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战略的成功，都应该阅读巴托尔。就好像奥萨马-本-拉登自己在读完《鹰之巢》后才构思出他的组织的最强大拳头一样！日期的排列是致命的： 这部小说于1995年在伊朗出版，显然非常吸引人，以至于在四年内被再次翻译。1996年，对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自杀式袭击便开始了"。

翻译版权©2007年，Michael Biggins

North American Trade Edition © 2007.

英译本 © 2011年North Atlantic Books出版社

后记 © 2004年 Michael Biggins

Forough Farokhzad手写：

我为花园感到遗憾

没有人想过花

没有人想过鱼

没有人愿意相信

花园正在死去

花园的心在阳光下膨胀

花园

正在慢慢忘记它绿意盎然的时刻......

《鹰之巢》由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tive Arts and Sciences赞助，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公司，其目标是发展一种教育和跨文化的观点，将各种科学、社会和艺术领域联系起来；培养艺术、科学、人文和治疗的整体观点；以及出版和分发关于心灵、身体和自然关系的文献。

-伊斯玛仪教派的最高箴言

出处：Omnia in mensura et numero et pondere disposuisti 《所罗门智训Solomon's Book of Wisdom》

对应中文版的封皮：秩序存于万物的尺度与数量之中

译者迈克尔-比金斯（Michael Biggins）在该版本的后记中写道："对《鹰之巢》最盲目的解读，可能会强化一些刻板的观念，即中东是狂热分子和不问世事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专属家园......但细心的读者读完《鹰之巢》后 应该得到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在出版这本书时，我们的目的是打破可恨的刻板观念，而不是强化它们。我们在《鹰之巢》中赞美的是，作者揭示了任何意识形态如何被有魅力的领袖所操纵，并将个人信仰演变成狂热主义。《鹰之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对信仰体系的论点，这种信仰体系会削弱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和思考能力。哈桑-伊本-萨巴赫的故事的主要结论 并不是伊斯兰教或宗教本质上使人倾向于恐怖主义，而是任何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其他的，都可以以戏剧性和危险的方式被利用。事实上，《鹰之巢》是针对1938年欧洲的政治气候而写的，当时极权主义势力在欧洲大陆上集结力量。

（高情商求生欲 ~哈哈）我们希望这些角色的思想、信仰和动机不被视为伊斯兰教的代表，也不被视为伊斯兰教容忍暴力或自杀性爆炸的任何证明。本书中提出的教义，包括伊斯玛仪教派的最高格言"万物皆虚万事皆允"，并不符合历代大多数穆斯林的信仰，而是属于相对较小的教派。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推出了本书的此版本。我们希望你能阅读并欣赏这样的书。

反对意识形态：

弗拉基米尔·巴托尔和《鹰之巢》

弗拉基米尔·巴托尔（1903-1967）在1938年约9个月的时间里，在斯洛文尼亚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小镇上，写下了《鹰之巢》，这也是他唯一留下的有重大声誉的书。当他写早期的草稿时，在北面不到30英里的地方，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强行吞并。在西面50英里处，就在另一条边界上，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经常追捕亚得里亚海沿岸城镇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并且已经在寻求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斯拉夫王国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在几百英里以北和以东的苏联，斯大林最血腥的大清洗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受害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后脑勺。在这种动荡和威胁中，斯洛文尼亚及其母国南斯拉夫暂时成为一个相对安宁的岛屿。如果说巴托尔在这种情况下写下的这本书 被证明是对当时统治欧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魅力十足的领导人和操纵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逃避，那么这本书同时也是对它们的深刻沉思。

最重要的是，《鹰之巢》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本好书--想象力丰富、博学多才、充满活力、幽默风趣，故事背景设定在异国他乡，但书中人物的抱负、梦想和不完美却具有普遍可识别性。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鹰之巢》都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作品，最近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鹰之巢》的译本已成为畅销书。尽管《鹰之巢》表面上看似通俗文学，但它同时也是一部精心制作、尚未被发现的小众杰作，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精心策划和执行的细节，以及象征、互文和哲学诠释的广阔潜力。

巴托尔本人是来自的里雅斯特的斯洛文尼亚族人，曾在巴黎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学习，最终定居斯洛文尼亚首都，从事文学创作。1927年（24岁），巴托尔在巴黎求学期间，一位斯洛文尼亚同胞了解到巴托尔作为作家的抱负，建议他借鉴《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中"山中老人"的情节，作为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素材。这个故事是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伊朗时听到的，讲述的是一个强大的地方教派军阀，据说他利用大麻和一个秘密的少女花房欺骗年轻人，让他们相信他有能力将他们带到天堂，并随意将他们带回人间。因此，他赢得了年轻人的狂热忠诚，能够派遣他们到世界任何角落执行自杀性的政治暗杀任务，从而扩大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巴托尔将这一主题铭记于心，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对这一故事的广泛历史背景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发明了自己的小说情节和结构。完成这部小说成为他的激情和存在的理由。他在日记中恳求命运之神让他活着完成这本书，并将其安全地交到印刷商手中。经过长达十年的漫长酝酿，在巴托尔于卡姆尼克Kamnik镇度过的紧张而隔绝的几个月里，这部小说经过四易其稿，终于跃然纸上。从各方面来看，巴托尔在此期间都非常快乐，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知道自己正在创作一部杰作的人应该是快乐的。

不幸的是，这部杰作面世的时机并不完美。《鹰之巢》的发展轨迹首先因1941年至1945年德国和意大利吞并斯洛文尼亚而中断，然后又因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文学意识形态而中断，多年来，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种威胁。此外，该书的主题和风格与二战前后斯洛文尼亚文学的主流趋势完全不同。在语言上与世隔绝的小国，作家们往往有一种强烈的需要，那就是书写特定小国的生活，这或许是一种帮助证实和巩固国家存在的方式。由于《鹰之巢》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斯洛文尼亚特色，因此他的作家朋友们将巴托尔称为"斯洛文尼亚遗传密码中的一个错误"。这是一部以伊朗西北部为背景的冒险小说，书中有些地方写得类似于《一千零一夜》，围绕着该地区讲巴列维语的什叶派穆斯林本土居民与塞尔柱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展开-这部小说可读性强、研究透彻，用简洁的散文风格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展开了悬念迭起的情节，而不是通常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地主和城镇居民之间的矛盾故事。巴托尔本人曾说过，多年后，他的一位老同学在街上找到他，告诉他："我读了您的译本，非常喜欢。""什么译本？"巴托尔回答道。"那本胖胖的小说，某个英国或印度作家写的那本，"那人解释道。"你是说《鹰之巢》吗？"巴托尔问。"是我写的。"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不屑地挥挥手说："走吧，离开这儿。你骗不了我。"然后他走开了。普通读者难以想象，一个斯洛文尼亚人能写出如此完全脱离自己历史经验的故事--这肯定是外国人写的。巴托尔本人认为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占大多数，表达了他所谓的"对自己时代的痛苦哀叹"；另一类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有更广泛的历史感，但占少数。毋庸置疑，巴托尔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类，即被普遍误解的一类。

巴托尔在《鹰之巢》一书中的优势之一是，他能够在小说中几乎不露痕迹，让他笔下的人物讲述故事。小说中没有作者的声音，没有作者的评判，也没有作者的指示，读者不知道该支持哪个人物，该指责哪个人物。事实上，读者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拥护在故事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变得困惑和矛盾。巴托尔当然想写一本神秘的书。文学史家们从巴托尔的传记、个性和其他作品中寻找理解《鹰之巢》的钥匙，但作者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仍被隐藏起来。《鹰之巢》对各种解释持开放态度，这也是该书令人受益匪浅的原因之一。

也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鹰之巢》作为一部广义上的历史小说，虽然是高度虚构的十一世纪塞尔柱统治下的伊朗。从这一角度出发，读者可以欣赏到小说对历史背景的严谨研究，普遍没有不合时宜的史实，对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冲突起源的描述，以及对一千多年来该地区原住民对外来占领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根深蒂固的怨恨的阐述。作者善于在这一环境中塑造富有同情心、复杂而又与时俱进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志向和恐惧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超越了人们对异国情调风景的固有期待，使这部以历史为重点的小说读起来特别逼真和感人。

对《鹰之巢》的第二种解读将其意义牢牢地固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托尔所处的时代，将其视为二十世纪早期欧洲极权主义兴起的寓言代表。在这种解读中，伊斯玛仪教派的超理性主义领袖哈桑-伊本-萨巴赫成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综合描述。事实上，巴托尔原本打算将他的书的第一版献给"贝尼托·墨索里尼"，当他被劝阻时，他提出了一个更通用的献词"献给某位独裁者"，但同样被否决了。无论是哪种题词，几乎都可以肯定是一种大胆的讽刺，但他的出版商正确地看到了当时动荡时期的风险：读者流失、当局恼羞成怒。其中一些人物似乎取材自当时新闻片中的真实人物。哈桑的得力助手阿布·阿里（Abu Ali）向鹰之巢士兵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其方式让人想起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鹰之巢城堡夜间隆重的照明仪式可能暗指纳粹党的灯光集会和火炬游行。伊斯玛仪教派严格的组织等级制度、一些人物与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应类型的人物之间的广泛相似性、意识形态作为对大众的蛊惑的核心作用，都与当时德国、意大利和苏维埃俄国存在的社会和权力结构产生了共鸣，哈桑核心圈子逐渐提高的知识水平和与意识形态的临界距离也是如此。

最近，另一种解释试图说服我们，《鹰之巢》是理想反应了斯洛文尼亚对当时威胁斯洛文尼亚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的影射小说--换句话说，是哈桑作为希特勒解读的镜像。这种解读着眼于巴托尔在的里雅斯特周边地区的出身，以及他对意大利从1920年代开始在这些地区统治和迫害斯洛文尼亚族的无可争辩的愤怒。巴托尔与斯洛文尼亚恐怖组织"Tigers"的头目私交甚笃，"Tigers"成员在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对意大利机构和个人进行暴力袭击。(该组织在斯洛文尼亚的名称"TIGR"实际上是四个主要争议地区名称的缩写：的里雅斯特Trieste、伊斯特拉Istria、戈里齐亚Gorizia和里耶卡Rijeka[意大利语Fiume])。1930年（27岁），当他的朋友被意大利人抓获并被判处20年监禁时，巴托尔在日记中简介而不祥地写道："Zorko，我会为你报仇的。"哈桑的正面特质--他的理性、智慧和机智--以及他在小说后期对他的另一个年轻自我伊本·塔希尔（ibn Tahir）的启示性告白，即他一生的工作都致力于将伊朗的巴列维族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支持这种观点：即这部小说是对被压迫的斯洛文尼亚人的伊索（寓言）式的劝诫，其重点是颂扬解放运动领袖哈桑/Zorko的人格魅力和马基雅维利式的聪明才智。

但是，尽管对鹰之巢的这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解读可能很诱人，但最终却显得肤浅而平淡。首先，哈桑的民族主义--巴托尔不合时宜地借鉴了几百年后产生于18世纪欧洲思想的意识形态--如何能与哈桑更详尽阐述的虚无主义、他对所有意识形态的摒弃、他对权力作为宇宙统治力量的接受以及他对权力本身的无情追逐相提并论？此外，任何有自尊心的人，不管是斯洛文尼亚人还是其他人，怎么会把一个基于玩世不恭地操纵人类意识和人类生活以达到操纵者自己的目的的宣言放在心上呢？试图将《鹰之巢》作为一部隐晦的民族解放论著，也与巴托尔本人自相矛盾地宣称作者不关心政治背道而驰。最终，它们是以简释繁的、自相矛盾的，将这部读起来感觉像一部多面的、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一部二维的意识形态的空谈。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以及对《鹰之巢》的解读，这种解读必然是特别诱人的，因为美国已经遭受了东方复仇女神的哈桑式打击，并以不可估量的破坏力进行了反击。这种解读将把鹰之巢视为一个预言性的愿景，即使不是，至少也是对21世纪初的基本冲突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预示：一方面 是一个灵活的、不可预测的后起之秀，依靠一个相对较小但紧密交织、自我牺牲的特工网络；另一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笨重的帝国，不断处于守势，而且很可能在其采取的每一个重点不突出、出于政治动机的进攻性步骤中为其对手招募新兵。今天基地组织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故事可能是一个不经意间掩盖了一千多年前类似斗争的半湮没记忆的拼贴画：受伤和受辱的普通民众容易接受激进和复仇形式的宗教的召唤；操纵性的激进意识形态向其新兵许诺以超凡脱俗的回报来换取他们的最终牺牲；傲慢、自我满足的占领国，其主要目标是从其占有的土地上攫取新的利益；以及激进领导人的不祥预言，即有一天"甚至远在世界另一端的王子也将生活在对其权力的恐惧之中"。但无论我们在巴托尔笔下的十一世纪和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之间找到多少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都不能预知未来。鹰之巢没有提供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也没有提供任何展望未来的窗口，只有对历史进行细致而有同理心的解读所能提供的清晰视野。诚然，美国读者可以从《鹰之巢》这样的书中学到很多东西，晚学总比不学好：得益于巴托尔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历史复杂性和连续性（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基本教育是这部小说的有益副产品之一。

任何一种解读都是可能的。但所有这些解读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即《鹰之巢》是一部文学作品，因此它的主要任务不是以线性的方式传达事实和论点，而是做只有文学才能做的事情：在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挂毯中，为细心的读者提供发现更深层、更普遍的人性真理的途径，发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以及我们的观念如何塑造我们周围的世界--从根本上说，认识我们自己。巴托尔并没有明显地介入叙事，以他想要的方式引导我们理解。相反，他用微妙的线索和一些虚假的诱饵来设置场景--就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然后让我们从错觉中分辨出真相。对《鹰之巢》最盲目的解读可能会强化一些刻板印象，即中东是狂热分子和不容置疑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专属家园。(那么，如何看待欧洲六十年前产生的黑衫皮衣暴徒大军呢？） 真正变态的解读可能会发现这是在为恐怖主义道歉。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但细心的读者应该会从鹰之巢中得到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首先，鹰之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包括所有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违背常识，许诺用生命或判断和选择的自由来换取前往安拉的国度。当然，还有哈桑对伊斯兰教义及其宗教替代品的长篇启蒙抨击，他围绕自己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对真理的追寻以及接连不断的幻灭展开叙述。他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专注于经验、科学和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来超越个人危机。但是，这种实证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超理性主义，将人类经验中的情感方面视为非理性和无效，从而使自己变得教条。在极端情况下，哈桑的理性主义宣扬没有绝对的道德约束，权力至高无上，是世界的统治力量，必须操纵较低等的人类以实现最大的权力和推进他自己的目的--这在他的教派的最高格言中得到了明确阐述："万物皆虚，万事皆允"。

然而，巴托尔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弱点可能比哈桑本人承认的还要多。我们可以短暂瞥见他对一生的对手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的刻骨仇恨，尼扎姆-穆勒克在小说中是他的主要死对头和复仇对象。我们两次看到了他突然感到宇宙中的孤独和脆弱时的惊恐。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他自相矛盾地揭示出，他一生最大的驱动力是对自己国家的塞尔柱统治者的强烈憎恨。我们看到他多次无声却明确地拒绝了情感和肉体联系的机会，尽管他内心深处同样明确地渴望这些机会。所有这些非理性的冲动都威胁到了他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加以压制，但在压制这些冲动的过程中，哈桑抹杀了自己人格的某些方面。结果，哈桑成了一个情感畸形、智力超群的人--他的悲剧性在于他所掌握的巨大权力。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哈桑将他策划的各种相互关联的事件称为"我们悲剧的下一幕"，但似乎并不清楚他所指的是谁的悲剧。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当哈桑展望未来时，他提到了"我们这些掌握着这一机制线索threads of this mechanism的人"，意指刺客教派的可怕机制。除了让人联想到哈桑作为木偶大师的形象（他的确是），这些具象的线和机制还与他阉人仆人经常用来将他吊到塔楼房间的滑轮和绳索操作的升降机相呼应。考虑到哈桑在那个简陋的升降机里也感到很脆弱，他不知道如果阉人突然意识到他们被贬低的状态，决定切断绳子把他摔死会发生什么，哈桑作为意识形态大师和操纵者的最终形象变得非常模糊。在书的最后几句话中，他被神化了，他升上了他的塔楼，将在那里度过余生，编纂伊斯玛仪教法和教条，再也不会出现，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哈桑这个人物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他把自己推向了理性的极致，以理性的名义自愿与人类社会分离，屈从于自己"机制"的"线"，他使自己成为了这场悲剧最突出的受害者。

小说中许多情感的火花不是通过叙述或对话产生的，因为叙述或对话是以理性为主导的，而是在一些主要人物之间不经意的、微妙的口语交流中产生的。这些稍纵即逝、有时看似不经意的情感描写--不自觉的面部表情、眼神、脸红、肢体语言、压抑的情感涌动--远比言语更能表达人物的真实情感。这些情感交流通常是不完整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代表的是不完整的时刻，部分原因是所谓的更高境界（就义士而言，是意识形态；就女孩而言，是责任；就哈桑而言，是"理性"）总是设法在它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之前就将其压垮。然而，这些都是小说中最明显、最能揭示真相的时刻。

个人主义哲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放异彩，他们将人际关系中这些高度紧张的诚实和脆弱时刻视为神力显现的主要媒介。作为对教条主义宗教和社会科学中类似的还原论倾向（当时主要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反击，个人主义对人类个性的各个方面给予了同等的重视，从生物、社会和历史到心理、伦理和精神。与巴托尔同时在巴黎学习的还有他的一些年轻同胞，他们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心理学家安东-特尔斯滕雅克（Anton Trstenjak）和诗人爱德华·科奇贝克（Edvard Kocbek）。尽管弗洛伊德和尼采作为巴托尔的早期影响最常被提及--当然哈桑也完美地体现了他们的教诲--但鹰之巢最终对综合人类发展的重视表明，如果有任何意识形态对巴托尔仍然重要，那一定是类似于个人主义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的双重座右铭开始变得有意义了，这些座右铭显然相互冲突，多年来也一直是评论家们感到沮丧的根源。如果说"万物皆虚，万事皆允"象征着给予伊斯玛仪教派精英的许可，那么与之无关的副座右铭"秩序存于万物的尺度与数量之中Omnia in numero et mensura"则具有最终的警示意义。万物都有尺度，不过分。换句话说，怀疑论和理性是重要的资产，但过度依赖怀疑论和理性而牺牲同情心，就会导致哈桑的悲剧，就像他的有意和无意的受害者一样。

巴托尔将自己的许多品质和个人兴趣融入到对哈桑和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描绘中。他热衷于哲学、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一位业余昆虫学家，（与另一位比他年长四岁、著有《洛丽塔》一书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样）是一位狂热的鳞翅目昆虫学家。在这个登山爱好者云集的国家，巴托尔与他们中的佼佼者一起登山。与一位年长他三岁的法国著名作家一样，他也是一位热情而熟练的小型飞机驾驶员--而这一切只是他作家生涯的前奏。一个如此兴趣广泛、如此渴望体验的人，要么是被生活所迫，要么是痴迷于生活。在私生活中，巴托尔是后一种性格类型的典范，但在他的小说中，他选择了前一种性格类型的极端写照。

在1957年（54岁）出版《鹰之巢》时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年长的巴托尔-现在对读者更加关心了-写道：

（Michael Biggins -2004年8月）

弗拉基米尔·巴托尔（1903-1967）是南斯拉夫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也创作戏剧，短篇小说和戏剧评论。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后，巴托尔在的里雅斯特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卢布尔雅那去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绝版了，在他的同胞中几乎无人知晓。

迈克尔·比金斯MICHAEL BIGGINS翻译过许多斯洛文尼亚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目前，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系任教，并为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的图书馆馆藏进行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