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割让台湾的背景其实大家在课本上都学过，那就是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有关的“前传性”背景，那就是中法战争。

在中法战争之前，台湾还不是“省”，只是“道”——没有巡抚，只有道台，而台湾也是中法战争中的一个分战场。因此，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台湾才正式升级为“省”，而它的首任“省长”，也就是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铭传。他出身于淮军，发迹于太平天国，是一个典型的“洋务派”官员。中法战争期间，他就在台湾抵抗过渡海而来的法国鬼子。关键是在他的任内，台湾正式启动了近代化建设：修铁路、架电报、开矿厂、筑炮台...这些功绩也让刘铭传被称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继任台湾巡抚的叫邵友濂。百度百科对此人的标签为“清末外交家”，但我觉得他是个%&*#￥。首先，他因为嫌洋务化太烧钱，就暂停了台湾的各项改革；其次这个人没什么气节——早在中日朝鲜开战的时候，他就害怕未来战争扩大化会波及台湾，于是就说自己与部下不合，后来又装病，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调离。

邵友濂走后，和他“不合”的台湾布政司唐景崧就成了一把手。近两年有不少非著名学者写了关于他的书，多少有点“洗地”——看过他在中法、中日的表现后，我依旧觉得唐景崧这个人是个纯粹的机会主义官僚。在中法战争前，这位唐景崧只是一个吏部候补主事。虽然是“京官”，但充其量是个“储备干部”的虚职。他的发迹全靠“黑旗军”，也就是刘永福。

在2017年大大视察广西的时候，曾经称刘永福是一位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英雄——指的就是他在中法战争期间，领导“黑旗军”，奋勇抗击法国鬼子的事迹。但是你要注意，当时刘永福和“黑旗军”可不是清政府的部队，而恰恰是一支“反清”的部队！

所以唐景崧就捕捉到了这一点——我要是能诏安刘永福，我的官运那还不亨通？所以，他就自告奋勇前去说降，没想到还真让他办成了。而刘永福和黑旗军后来就都成了他的部下，跟他一起来到台湾。不过，唐景崧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刘永福。在台湾时，凡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比如台北，驻扎的都是唐景崧的嫡系部队；而刘永福和黑旗军则被派驻到台湾岛的另一边。

一转眼《马关条约》已经开始正式谈判。就和俄乌一样，“谈判”历来都是边打边谈。日本人就是这时候趁机把黑手伸向了台湾，马上出兵占领了澎湖，让台湾门户大开。而此时，唐景崧好像做出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决定，他电告清政府，强烈反对割让台湾。

听起来很“英雄”是吧，其实这里暗藏玄机。在电文的后半，他表示“奴才有一计能防止台湾被割让，那就是让各国洋大人来台湾开租界！”这是驱虎吞狼？还是养虎为患？显然，唐景崧的小算盘打的飞起，核心就是要保留住自己的台湾“一把手”的地位，如果能够让洋大人“利益均沾”，日本人必不敢来，他就还能继续做他的台湾巡抚！

这馊主意台湾人民可不答应！不管是地主、农民还是什么身份，台湾各阶层人民都因为《马关条约》发出了强烈抗议，时刻做好武装准备，保家卫国。唐景崧一看，这还得了？这要是一起事，还不马上拿我祭旗？我还是赶紧溜吧！不过此时他已经溜不掉了，台湾人民已经把他看管起来了。

带人看住唐景崧的，就是当时领导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的义军首领，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丘逢甲。这个人当时31岁，是台湾苗栗人，也是一个类似“康圣人”的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封建知识分子。虽然当时他们这些义军首领已经对清政府绝望了，但还是想把唐景崧留在台湾，劝说他用指挥正规军一起抗日。

既然跑也跑不了，唐景崧只得答应做这支抵抗义军的“吉祥物”。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和丘逢甲协同作战，也不启用当地征召的兵员，只用自己当年从广东带来的队伍。多年以来，这支队伍在台湾已经养尊处优，既不训练，也没纪律，战斗力基本为零。

1895年农历五月初六，日寇从基隆以东的底澳登陆，经由三貂岭、瑞芳而指向基隆和台北。面对来势汹汹的侵略者，唐景崧除了少数队伍还能抵抗一下，大多数都是一触即溃。一周之后，唐景崧麾下的一群残兵回到台北。不知是PTSD了，还是干脆放弃了做人的权利，这群残兵在城内纵火劫掠。而唐景崧不仅不平乱，反而趁着闹事，自己化妆逃出，乘坐一条英国船逃往厦门。还在抵抗的丘逢甲一看主将溃逃，也认为大势已去。继续抵抗2个月后，丘逢甲也离开了台湾。

虽然“带头大哥”离开了，但是抵抗义军还有后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身苗栗的一位客家人，也是台湾的抵抗领袖徐骧。当时，他还是一个“庠生”（就是学生），他写到：“吾台，吾民父母之乡也。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在于是。台亡，吾民将安归乎?诸公皆健者,义薄秋云，气吞百川,际此生死存亡之交，何兴乎来，执梃以为刘公助。庶几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成则建造新邦，熠耀千古，败则举吾民之骨血与全台俱尽焉!是亦亡国之荣也。”

和徐骧一起的还有苗栗的另外两个庠生，姜绍祖和吴汤兴。他们组织起一只新的义军，在新竹、苗栗一带持续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支队伍的领袖们都非常年轻，大多是出身于基层的知识分子，而战士们大多来自当地的农民群众。就和徐骧在檄文中写的“执梃以为刘公助”，他们也受到了当时还在台湾的刘永福“黑旗军”的支持，并被正式编入刘永福的“民团”。

刚才我们提到，刘永福在被诏安后，就跟着唐景崧一起来到台湾，后来又因为不信任，而被派驻到台南。当台北陷落后，他就成了清政府留在台湾官职最高的官员。日军开战后，刘永福马上就发出告示，表示要和台湾人民一起坚持战斗。

其实，早在月初，日本的军舰就已经开始进攻台南门户安平口。然而没想到，刘永福抵抗顽强，亲率精锐驻防，让日本人的计划落了空。因此，日本侵略者只能利用训练优势和武装代差从北往南陆上推进。就是在这个时候，刘永福和徐骧联合作战，不断骚扰日军步伐。最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溜之大吉的清朝官员甚至都不如本地“匪徒”——根据记载，当时参加台中作战的就有此前被清政府定性为“土匪”的简精华、林义成、黄荣邦的部队。

虽然刘永福、徐骧打的非常顽强，但是他们的战术是以城市为中心——此举可以对日本侵略者造成比较大的消耗，但完全无法拦住他们侵略的脚步。在这些惨烈的战斗中，吴汤兴、姜绍祖以及清军部将杨紫云、吴彭年、杨泗洪等先后英勇战死，壮烈牺牲。随即，日军完全攻占了台中区域，并正式向台南大举进攻。

1895年农历九月初，日军已经兵临嘉义城下，此处距离台南府城仅剩40余里。而另一波来自海上的日军企图绕后登陆，前后夹击。徐骧此时悍不畏死，率领义军和高山族同胞700余人，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极为惨烈，因为义军几乎只有冷兵器，而日军不仅有枪有炮，甚至还有一部分骑兵。义士们士气不退，浴血奋战，最终在日军的炮火下全部壮烈牺牲，徐骧本人也在这场战斗中以身殉国。

然而，此时的刘永福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越南的刘永福了。多年的官场经历，早已腐蚀了他的骨气。因此，在看到情势无法逆转的时候，他还是投降了：一方面宣布同意台湾割让，并要求日军厚待百姓。另一方面，他又给日军去了密信，将之前给日军造成伤亡的义军描述成“台湾土人”，而自己“决无由我动兵攻击之行动”。

但日本人根本不给他面子，要求刘永福必须自己亲自到日军本部来请降。见状，有人建议刘永福退到山地继续游击，但是此时刘永福已战意全无，只想保住自己。因此，农历九月初，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也和其他的清政府官员一样，抛弃了在台湾的部下和人民，自己化妆逃上了英国轮船。

虽然日军最终侵占了整个台湾，但是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持续不断，并且先后涌现了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抵抗领袖。而日本人也一再升级自己在台湾的军事部署、恐怖统治和皇民化教育。《赛德克巴莱》的故事就取材于“已末之役”35年后的“雾社起义”——1230名高山族同胞冲进警察所，消灭日警30余人，成功占领雾社全区，后又转进山区坚持游击1个多月，最终在日军飞机大炮的镇压之下，800余人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