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曾去过一趟辽宁，但因为行程安排实在太过随意，想看的地方基本都没看上。究其原因，可能是我没办法以一个游客的思维来看待这里。

虽然我生于吉林，长于北京，完全不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但从中学到大学，从喧嚣热闹的沈水之阳到碧波荡漾的北方明珠，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恰巧都在这里度过，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这里形成，辽宁的风土人情无疑已经成为了我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对这里怀有故乡般的感情。

每次回来我也从没制定过什么旅游计划，一般都是和好久不见的朋友们聊聊天、吃吃东西，在浑河畔散散步，在东港吹吹风。但这次我在整理博物馆笔记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明明在沈阳生活了那么久，本地的博物馆也去过不少，唯独辽宁省博物馆很不幸地成了“灯下黑”，从来没有去参观过。

巧的是，上周末有个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沈阳办婚礼，让我有了个非回去不可的理由，也趁着这个大好机会，我在周六参观了辽宁省博物馆。这次参观给带给了我不少惊喜，但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令人不满的体验。

这是第一次用文章的形式记录省级博物馆，在我看来，省级博物馆是展示一省文脉流传和沿革变迁的重要窗口，有责任、也有义务完整展示和表达所属省份各个时期、各族人民的历史记忆。因此在笔记里我也会添加一些省份的基本信息和我个人在当地的见闻经历，不少内容比较主观，大家看一乐就好。

辽宁省，简称“辽”，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而得名。省会为沈阳市，下辖14个地级市，其中大连市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全省常住人口4182万人，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209.4亿元，处全国中游水平。辽宁地势多山，丘陵地形的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9.5%，省内第一大河流是辽河，全长1383公里，汇入渤海。

提到辽宁，抛开由“东北”这个泛化的地理、历史、人文架构所涵盖的普遍印象，独属于“辽宁”的文化名片有什么呢？也许你能想到沈阳的故宫、大连的海港、鞍山的钢铁、本溪的水洞、盘锦的大米和宇宙尽头大城市铁岭的那位给无数人带来欢乐的小品王。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红山文化在这里铸玉为龙；慕容鲜卑的铁骑在疆场上奔腾；赫图阿拉城里天命汗努尔哈赤高举七大恨，自此建州龙兴；京师的刑场上，袁崇焕的目光遥望这片土地，轻吟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里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是东北亚地区的十字路口和经济枢纽，也是历史上汉族农耕文明在东北方向实控区的地缘极限，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地带，也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而作为辽宁省历史文化的展示窗口，辽宁省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其建馆之初名为东北博物馆，后改为辽宁省博物馆。它是国家文物据以“择优认定、定期评估、动态调整和稳定支持”的原则，从全国31个省博物馆中进行评估排名选取的8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官方定义为“代表中华文明的地方所属重点博物馆”，基本可以看做官方公认的省博TOP8），尤以其体系完整、品质精良、精品荟萃的书画收藏蜚声中外。

就我个人的博物馆参观经历来看，目前国内省及以上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的主流布展思路似乎有两种：

一是以当地历史文化中最璀璨的部分为核心，以省内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为绝对主角来搭建常规展览，例如湖北省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二是以所在地区在王朝更迭中不断延伸的血脉长河为基底搭建出的“通史展”为核心陈列，并以“玉器展”“瓷器展”等专题展加以补充，形成相对完善的展示阵容，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

就我个人的观展偏好，我更喜欢第二类“通史展”的展现方式，因为相比于着重展现高光部分，对于不出彩的时期干脆闭口不提的布展思路而言，其能更完整清晰地表达所属地区的历史全貌和变迁进程，在地区文化展示上也“更负责任”。辽宁博物馆也在此列，参观时明显能感受到辽博在布展思路上参考了国博，和我们之前记录过的“古代中国”一样，辽博搭建的通史展“古代辽宁”常设展同样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叙事主体，“明清玉器展”“明清精品瓷器展”“辽代陶瓷展”等补充陈列也相当值得一看。

废话说的差不多了，让我们正式开始这次笔记吧。

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一样，辽博按照王朝更迭的时间顺序，将“古代辽宁”划分成五个展区，我们还是按照国博笔记的思路，以五个展区所属的时代为划分，简繁有别地看一看这里的文物和它们承载的故事。

1.白玉猪龙

年代：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出土地点：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征集而来

说到辽宁省博物馆史前时期的馆藏珍品，最闻名的就是这件白玉猪龙。辽博选用它作为博物馆的象征和标识，足以证明其独特性、代表性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石器时代的辽宁主要分布着三种史前文化，分别是距今7300年—68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6000年—5000年的红山文化以及存在于为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最为知名，考古成果和出土文物都相对更出彩的就是以“玉”和“龙”两种元素闻名于世的红山文化，我们之前在国博笔记中记录过的文物“中华第一龙”C形玉龙也来自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在地理分布上，其核心分布区主要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处于同一时期且确有密切交流，但两种文明的交流融合程度及其对夏文明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红山文化“以玉礼神”和“唯玉为葬”的习俗确实为“玉”这一矿石介质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共祖之一。

征集到这件白玉猪龙的建平县是震惊世界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地，这里墓葬，女神庙、祭坛、积石冢、金字塔等遗址和珍贵玉器的发现，是5000年前红山文化社会形态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的确凿证明。辽博通过模型复原展现了考古过程中牛梁河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原貌，让观众们能更直观地看到玉器在红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由复原模型可见，此墓有随葬玉器7件，数量多、体积大、用料精，墓主头部两侧各有一大型玉璧，勾云形玉器放于右胸，下方压住一玉箍，右腕上套一玉镯，双手各握一玉龟。经分析此墓主为一老年男性，地位尊崇，应是一名大巫。而真正的出土文物就被放在复原模型旁边，观众对比欣赏起来直观便捷又印象深刻，在整个“古代辽宁”的布展设计里，辽博对红山文明和牛梁河遗址的展示确实算相当上心的了。

说回玉猪龙。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性形象，至今出土件数已逾20件，一般出土于墓葬中且成对佩戴在墓主人胸前，是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辽博藏有的这件白玉猪龙是已知红山文化玉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规整、也最为精致的一件。其材料为岫岩玉，扁圆厚重，肥首大耳，吻部前突，口微张，獠牙外露。体蜷曲如环，吻部与蜷曲之尾衔接，犹未断开，背部有一穿孔。参观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件白玉猪龙比我想象的要大不少，又因为白玉上的雕刻痕迹比青玉更明显，且器型更大雕工更复杂的原因，这件文物在我看来比国博的玉龙要更具冲击力。

2.彩绘双腹陶罐

年代：新石器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村

除了红山文化，新乐文化和夏家店文化的珍贵文物，辽博也有馆藏，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这件彩绘双腹陶罐。

它属于距今4000-35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经考古研究发现，这一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夏文明同时期，且已经发展到青铜文明时代，拥有呈立体分布的城堡群、彩绘陶器、仿铜陶礼器及成组玉器，社会礼制已基本形成。而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因为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夏家店地区的土层中垂直分布了两种文化，根据土层的上下关系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

即使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日常使用的器物仍旧以陶器、石器、骨器为主。彩陶器类有罐、罍、尊、鼎、鬲等，纹饰以兽面纹、龙纹、云纹等为主体，迁回曲折，线条极为流畅，这件彩绘双腹陶罐便是其中代表。它“上下双腹如葫芦形，在磨光的黑陶地上绘朱黄两彩花纹，颈及双腹饰回纹三道，间以叶蔓纹，并巧用陶地的黑色，使之成为三色相间，显得花色繁丽富于变化，对比强烈的色彩和变化无穷的图案具有特殊的神秘感”。在大甸子村发现的数百座墓葬中，仅此一件，甚为珍贵。

史前时期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物

1.龙纹陶片

新时期时代早期文物，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查海文化早于红山文化，其出土的两件龙纹陶片采用浮雕手法，一为蜷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龙身蜷曲，有鳞无足。其形象和纹饰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和一同发现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龙崇拜。

2. 女神头像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出土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主室两侧，用黄黏土掺草禾塑成，被发现时伴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下唇贴蚌片代齿，根据头像的面部特征分析，女神应属于蒙古人种。辽博展示的为复制品，真品现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值得商榷的是，这一展区展示的“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五帝时代的三大集团及主导活动方向图解”两张展板上的内容都是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的学术上的推测。辽博应该是出于彰显“红山文明对中华文明源流的独特重大意义”的目的把它们挂在这个地方，在如此高级别的博物馆里展示未确定的学术推论，口吻又如此言辞确凿，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合适。

1.卷体夔纹蟠龙盖罍

年代：西周

出土地点：1973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村青铜窖藏

和大部分博物馆展示的墓葬青铜器不同，辽宁省博物馆展示了大量出土于大凌河沿岸的窖藏青铜器。从出土位置看，这一批窖藏青铜器基本沿大凌河古道南北排列，出土器皿的时代跨度至少从商代延至战国时期，器型交错混杂，其中以燕国的青铜器为主，因其不出土于墓葬，在没有铭文的情况下，辨别来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在青铜器作为身份、权力、财富象征的商周时期，青铜器随着主人一起埋进墓葬是常态，但将如此珍宝其埋藏于河流两侧、山脚之处的原因却让人疑惑不解。目前学界主流有两种假说观点：一是祭祀说，其认为窖藏出土的商代、周初青铜器的主人是西周初期活动于燕地的殷商遗民，因为周初的宽仁政策，这些殷商移民带着青铜器来到燕国，并依照商代“郊”“褅”等自然崇拜的祭祀方式，将这些青铜器作为祭祀献给山川河流。

二是逃难说，有史学家认为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的是末代燕王喜。《战国策·燕策三》和《史记·刺客列传》都记载有：“（秦）诏王翦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这一历史事件。喀左大凌河古道是当时由中原去往辽东的必经之路，因此这批青铜器可能是燕王喜和太子丹在匆忙败逃中不堪重负仓促埋藏。当时，燕王喜和太子丹还抱有击败秦军，重返旧地取出青铜器的希望，所以并未将这些青铜器埋藏在过于隐秘的地点。

回到文物本身，顾名思义，这件卷体夔纹蟠龙盖罍是一件是一件耗材极多、留存极少的青铜盛酒器，其又铸于限制饮酒、酒器大大减少的西周初期，因此更加难得。这件罍纹饰以浅浮雕为主，通体以雷纹衬地，两面四分，上下四层，每面上腹饰有对向变形卷体夔纹，下腹饰兽面纹，底部及圈足饰夔纹。当然，最引人注目还是“罍盖上铸有一条蟠踞的龙，形如蜥蜴，头上一对瓶形角，双足着地，肘部微曲，似随时要发力跃起，动静之际，栩栩如生”。

同样造型的蟠龙盖罍在四川彭县、湖北随县也有发现，从其纹饰风格和铸造技术来看，应同为当时中原文化的产物。同样款氏设计的罍在辽宁、四川和湖北的出现，是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已经覆盖中华大地广阔地区的生动证明。

夏商周时期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物

1.伯矩甗

西周，蒸食器，甑部内腹上近口沿处有铭文六字：“白（伯）矩乍（作）宝蹲（尊）彝”。此器铭文与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现藏首都博物馆）相同，为同一家族同组的器物。

2. 饕餮纹大鼎

商晚期，商代王畿（目前认为是河南省中北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以及山东省西南一部分地区）以外出土的最大铜鼎。

3. 聑文 （zhe）方鼎

商代，鼎属于商末贵族，在燕国任右正之职，是商代王畿外唯一发现的大型方鼎，器型浑厚庄严，字体清秀。

4.鱼尊

西周，形体近觚形，喇叭口，起四棱脊，内侧铭文：“鱼”，为家族族徽。作为一件尊，此器器形独特，西周早期有瘦高、趋向觚形的尊，“鱼”尊即具有此特点。

5.鳐鱼形铜饰件

春秋时期，车马具，为鳐鱼形，背面有二桥状钮。大的可用做马额前的当卢，小的可做穿连马头革带的节约，形状生动，用作车马饰极具巧思。这种海鱼至今仍出没于渤海湾一带，表明当时这类青铜文化已与海洋结缘。

6.金柄青铜短剑

战国，2011年出土于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辽河流域流行以T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从使用规格来看应该是上层贵族生前所用，极有可能是小国君主或部族首领的器皿，是被燕国同化的山戎势力的文化遗存。

1.花树状金饰

年代：三燕时期

出土地点：1973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票房身村

最近刚好对五胡十六国历史感兴趣，正在通过读书和看视频各种方式恶补这段之前一直没太弄明白的历史，恰巧辽宁在十六国时期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前后燕和高云、冯跋建立的北燕的领地，辽博有关三燕的展品也不少，例如这件花树状金饰就有明显的鲜卑文化特点。

慕容鲜卑喜爱佩戴金器，金步摇历来被认为是慕容鲜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史载鲜卑慕容部的莫护跋因学习中原的汉人，爱戴步摇冠，被诸部呼为步摇，音讹而成慕容，是慕容部得名的由来（另一说是 “慕二仪之道，继三光之容” ）。

此步摇以锤鑠(yè)制成，基部四角各有一穿孔，基座之上有很多条分枝，大的有13长枝，3短枝，共16枝，每枝上缠有小环四、五个，并均系有桃形金摇叶数枚，枝叶繁茂如花树，仿佛一树金花正在绽放。与中原地区妇女使用的“垂珠步摇”相比，其在花树状枝干上缠绕桃形金叶，只有步摇叶片而无垂珠，金叶片随身形摇动而作响，也被称为“摇叶步摇”。我们之前在国博见过牛头鹿角金步摇冠、马头鹿角金步摇同样是慕容鲜卑留下的文物，更加造型奇特、美丽华贵，可惜上次去忘记了拍照，也没能在笔记里介绍。

2. 鸭形玻璃注

年代：北燕

出土地点：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冯素弗墓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是辽博在这一时期最重量级的文物展品，其质薄透明，表面微见银绿色锈浸，以吹管法成型。“体横长，形如鸭状，流如大张之鸭嘴，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成型后，采用粘贴法，用贴粘玻璃条组成细部图案。颈部饰一周锯齿纹带，象征鸭颈的花羽，背上则装饰以玻璃液引长的细条粘出的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又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造型生动别致。

经检验，其材质更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的钠钙玻璃，经考古和历史专家推测，它可能是产自罗马帝国，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从叙利亚或地中海沿岸一路向东，来到北燕的珍贵输入品。

这件器物的主人是北燕的宗室大臣冯素弗，他是文成帝冯跋之弟，昭成帝冯弘之兄。《晋书》说他“慷慨有大志，姿貌魁伟，雄杰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并总结为“跋之伪业（晋书奉东晋为正朔 其余朝代都是伪朝），素弗所建也”，他死后，作为皇帝和兄长的冯跋非常悲伤，曾“七临之”。

据参与了发掘工作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先生回忆，冯素弗墓先是被农民发现并私自盗挖后才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当时鸭形玻璃注已经被农民带回了家，在农民上交文物后指认其放在了冯素弗墓木质棺材的内部胳膊旁边，是冯素弗生前的心爱之物。

关于这件造型奇怪的珍贵器皿的用途目前尚不明晰，因其重心在前，不注水时，器身不稳。将水由鸭嘴注入，鸭腹中水量充至一半时方才平衡，器身才能放稳。所以目前也有两种猜测：

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件欹器，《荀子·宥坐》记载：欹器是君主用来置于座右以为戒的容器，鲁桓公生前非常喜欢这种欹器，座位右边总是放着一个。这种器，若注水“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寓意“满招损，谦受益”，故宫博物院里就陈设着一件1895年“光绪御制”的欹器“铜镀金戒盈持满”，就像文献描述的一样，往容器中倒水，水浸到一半时，容器正好垂直吊挂；如果将水倒满，容器就自动翻转，水会倾泻一地。

第二种说法是，此器是用来盛放珍贵液体的。历史学者认为：既然器皿原产自罗马帝国，那么远在天边的罗马帝国不可能按照东方文明所谓“满招损，谦受益”的特殊要求生产客制化的礼器。同时，考古学家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不同地点发现了不少鸟形玻璃器及残留物，经过检测发现其中有化妆品、葡萄酒、玫瑰精油的残留，因此认为玻璃器鸭形玻璃注这种大肚子、小口的器皿就是用来存放珍贵液体的。相比云里雾里的欹器，这种说法相比更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我个人是更相信这一种说法的。

3.铜鎏金木芯马镫

年代：北燕

出土地点：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冯素弗墓

这是目前全世界考古发现的唯一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完整双马镫实物，其中间为木芯，桑木条揉成，顶尖向外揉成圆三角形镫身，分档处又填补三角形木楔，使踏脚承重不致变形。镫的外面包钉鎏金铜片，镫环内侧加钉了一层薄铁片，上涂黑漆，工艺精细。

虽然关于马镫的发明时间和发明者，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马镫最先于公元4－6世纪在中国普及使用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只有在中国发现了马镫早期流行的丰富而确实的证据，这件鎏金木芯马镫更是中国率先使用甚至发明了双马镫的强有力的唯一物证。

最早的镫约出现在三世纪，是单镫，三角形，悬于马腹左侧供紧急上下马时使用。有观点主张，中国在4世纪初通过使用单镫积累经验进而发明了双镫，从此骑乘时可以人马合一，马具发展至此才算完备。此后马镫传入欧洲，对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马镫的发明，除了中国发明说，历史学界还有些不同的观点：

一是斯基泰发明说。斯基泰墓冢中曾发现一个大银瓶，上镌刻驯马图，垂挂一件绳制马镫。

二是趾镫起源说。所谓趾镫，就是套在脚趾上的辅助性马具，不能像马镫一样套在整只脚上。趾镫起源说还可细分为“印度说”、“云南说”。印度趾镫尚未发现实物，是根据印度桑奇大塔和马图拉地区的浮雕材料以及其他的图像资料判断而来。而古滇国则被发现在青铜贮贝器上，但根据多件贮贝器的反复对比，云南趾镫的运用远未达到流行的程度，还处于尝试的阶段。

三是匈奴发明说。近年在蒙古国东部据认为是匈奴人的遗址中出土两件严重锈蚀的像是马镫的残铁器，但相关材料过于零碎，而且草原地区古代遗址墓葬的族属和年代确定历来非常困难、争论很大，这个观点还需要更多证据的发现和深入研究论证。

战国至隋唐时期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物：

1.鎏金镂空铜鞍桥包片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喇嘛洞墓地，墓葬年代为3世纪末到4世纪初，发掘出了整套头盔、铁甲、马具组成的具甲骑兵套装，还原了当年鲜卑骑兵的着甲情况。

2.唐三彩三足罐

唐代，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韩贞墓。此罐侈口，鼓腹，下有三只小兽为足。肩部饰弦纹，施白釉及钴蓝色斑彩，间隔堆塑铺首和团花。腹部堆塑的飞狮施蓝、黄、绿、白四色釉，昂首翘尾，怒目张口。堆塑，主要以捏、贴、雕、塑等技法为主，为唐三彩之珍品，

3. 彩陶舞马俑

唐代，通体施黄釉，马身残存描金痕迹和红、黑彩绘痕迹，右前足抬起。《旧唐书》记载，唐玄宗时期的舞马阵容相当可观，《明皇杂录》则记载有：“玄宗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部，有名称曰某家骄，其曲曰《倾杯乐》。数十马皆衣以锦绣，络以金铎。每乐作，奋手鼓尾，纵横应节”的桥段，此为舞马场景的再现。

1.青瓷飞鱼形水盂

年代：五代

出土地点：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

一般博物馆这个时代的展区都会叫做宋元时期或者宋辽金元时期，而辽宁长期地处辽金核心领土范围内，两代文物种类繁多。于是辽博直接把从来没粘过边的宋扔了出去，将辽金时期单独列为一个展厅，而这里最热门的珍宝，莫过于这件青瓷飞鱼形水盂。

这件水盂为白瓷胎，通体施青釉，釉色润泽晶莹、青翠欲滴。其造型如昂首卷尾的龙鱼，上颚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商桥，呈“U”字形。双翅和鱼尾上设计有圆形“水珠”，使整个器物似一条出水游龙，鱼鳞泛出粼粼波光，显得生动鲜活。这样造型的器物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仅此一件，充分展现了制瓷工匠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这件水盂的烧造年份、窑厂和用途目前均无准确定论，虽然器物出土自辽墓，但辽代并没有烧造青瓷的瓷窑。根据器物本身的艺术特点和耀州窑纹饰清晰“刀刀见泥”的特征，一般认为这件器物是五代时期的耀州窑烧造的，后被辽国贵族获得。其器型内隔成前后两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文房用具中储存研墨用水的盛水器，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其不具备文房用具水盂的特征，应为酒具中配合盏台使用的酒盏。

2. 鎏金银扞腰

年代：辽

出土地点：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

这件文物是回收所得，收到时已作此圆形，其是以长形银片 “用银胎模制锤鍱，再经錾花，表面鎏金而成。中间为仰视祥云托火珠，双龙对坐，隙处加饰细线蕃草纹。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故辽博曾名之为“鎏金银冠”，认为是辽代贵族祭祀时头戴之物。

然而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其实际用途为“扞腰”，即“捍卫腰部的物件”，实际上是契丹妇女大袍后腰的带饰，原应为弧形长片，两端设有长方形带扣，丝带或革带穿过带扣系结于腹前。和我想象的相反的是，这个看起来纹饰繁美，像是正面的展示部分在真正穿戴时是要横陈腰后，抵于两胁的。而其反面在两端拴系的宽阔丝质腰带后，才应横束于腹前，并系大结，以固定饰片的位置。我想如果真的戴反了的话，骑马时怕不是就要被扎死了。

3.卤簿钟

年代：北宋

传世品

虽然把大宋从布展安排里扔了出去，但辽博的辽金是时代展区还是有不少北宋文物的，其中最显眼的就是这尊卤簿钟。

其钟体高大雄浑，下缘为八波曲状钟脚。其钟身由弦纹分隔成六层：第一层为钟顶，上铸双龙钟钮；第二、三、四层凸铸“卤簿仪仗”与“宫卫”纹饰，皆宋代服制；第五层为山林、树木、屋宇、人物；第六层钟口下缘为八波曲状的钟脚，沿口缘上部凸铸一周海水江崖纹，在钟脚上方凸铸了八个开光，开光内按八个方向序列凸铸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与“四神”相间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方凸铸了“四仙”，共同构成一幅气势磅礴，山势连绵的山水图卷。

而所谓“卤簿”，《汉官仪》有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那么为什么铸有北宋天子仪仗的一口钟跑到了金国的土地呢，原因我想大家也都猜得到：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金人南下黄河攻陷汴京，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宋投降。次年三月，金军在大肆劫掠后，将退位的徽宗赵佶与钦宗赵桓、两位皇后、太子以及皇室其他成员、近臣、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押往金国。此钟便在当时随宋徽宗、宋钦宗一同被掳往金国，成为徽、钦二帝亡国蒙尘的见证。

有意思的是，因钟身上刻有“大清乾隆年造”六字年款，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件卤簿钟都被认为是清代制品。1991年，辽宁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卤簿钟进行墨拓时，工作人员在“大清乾隆年造”年款下发现了上下各有一个右向的人物影像，证明原铸钟面的两个浮雕人物曾被后人铲掉，其痕迹仍然留在字迹下面，“大清乾隆年造”六个字实为清代加刻。

又因其钟口部有“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正好对应了金代实行严格的铜器检验刻记制度，结合铜钟装饰带上的城楼居中，下开五门的图案。最后经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研究后得出了“北宋仅仅在最后9年才在汴梁宫殿中建了一座五个门道的城门，其他时间地点均无可能，钟上的门楼形象应是扩建后的宣德门”这一结论，将卤簿钟铸造年代精确到宋徽宗宣和年间。

因此这件卤簿钟其应当是从开封被掠来后，被金人存放于为燕京宛平县仰山寺，在乾隆年间加刻“大清乾隆年造成”六字年款后运至承德，后由汤左荣盗运至其奉天官邸，最后才解放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的。

辽金时期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物：

1.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式长盘

辽代，辽三彩是辽瓷中最华丽的品种，其脱胎于唐三彩，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釉色主要为黄、绿、白三种，此件为其中精品。

2. 银釦玻璃方盘

辽代，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叶茂台辽墓，此方盘为磨花玻璃制品。色调深沉，形体厚重盘面磨光，下面有四个锥形足，产自古代中亚伊斯兰国家，极其罕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境。辽代统治者始终与其邻近的阿拉伯、波斯、加兹尼、喀喇汗、高昌回鹘等国家和民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或相互联姻的方式保持着外交关系。

3.漆木双陆棋

辽代，1974年出土于法库县叶茂台七号辽墓。这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唯一较完好的双陆棋，因棋盘长边处分别雕有一个月牙形纹样，纹样左右各六个圆坑(计十二个)谓之双陆。双陆是古代一种“博戏”，是在由印度传入的波罗塞戏的基础上由曹植融合六博的特点创设的，在唐代的时候更是火爆到不论玩什么游戏运动项目，都要以双陆棋收尾，清以后玩法逐渐失传。

4.鎏金银面具

辽代，契丹贵族死后，面部常覆有金属制成的面具。面具按照死者面部特征、性别及年龄，用金属薄片加工打制而成。同时，死者周身各部位还要穿上银或铜丝网络，这是辽代契丹葬俗中最为奇特的部分，也是契丹人独有的殡葬习俗，虽然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金缕玉衣就是了。

5.“正隆五年”白瓷买地券

金代，此器主人为“东京辽阳府辽阳县辽阳乡瓷窑务”王兴，买地券是以地契形式给亡者在阴间买下栖身之所的凭证，多置于墓内。此券板略呈圭形，下端两侧内截,置于酱釉虎形底座内，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说明土地的四至确立墓主对地的所有权，不受鬼神侵犯。

因为馆藏的国宝元青花在特展区，明清玉器和瓷器又单独成馆，所以“古代辽宁”的元明清部分基本没有重量级文物，元明文物更是比较常规，我们就简短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

1.定辽大将军铜炮

明代，兴城宁远古城征集。定辽大将军铜炮是中国现存最长的红夷大炮，身长三米多，是明末宁远保卫战中明军胜利的关键火器。它采用了先进的铸造方式，使得炮管更大、耐用性更高，而又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 炮身前部铭刻有“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可见这尊铜炮是吴三桂出资制造的。

关于宁远保卫战，吴三桂一方曾有这样的记录“十月初八，奴贼马步六万有余，拥载大炮，排山倒海而来，其势甚恶。本镇严阵以待，仍密调大炮列之阵内。贼不知我阵内有炮，蜂拥直前，伺其渐近，本镇连发数炮，直透中坚，奴贼纷纷落马，不可数计。贼亦发炮打我，炮连发不断”的记载，可见明清之交双方军队都已广泛装备火器了。

2.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清代，信牌木质，作出廓壁形。上部作朵云形，周边起棱，饰一回首行龙，下为圆形，绿色宽边，中部下凹，红底金字，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八字。“宽温仁圣皇帝”是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时上的尊号，这件信牌是传达诏令，调遣官兵的凭证，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之前有看过。

至此，“古代辽宁”常设展正式结束。

除了“古代辽宁”，辽博还设有明清玉器展、明清瓷器精品展、中国古代碑志展、中国古代铜镜展、中国古代货币展、辽代陶瓷展、满洲民俗展、中国历代玺印展、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展等常设展览，因为后面还有特展和其他文物要说，我们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其中我个人看得最起劲，认为最具特色的是辽代陶瓷展和明清瓷器精品展，放一些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吧。

辽代陶瓷展

明清瓷器精品展

时间：2024年7月5日到2024年10月7日

刚巧赶上了这个特展开幕第二天。这个展览的主旨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资源中的廉洁思想、廉洁元素来凸显社会价值，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任务展，辽博拿出了不少很有诚意的展品，很值得一看。

1.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

年代：元

这件瓷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件民间流传、由国家征集的元青花重器。1976年，沈阳的杨永盛先生于鞍山文物收购站征集到这件散失民间的珍贵文物，将其定名为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

目前公认的馆藏元青花存世仅有300余件，国内闻名的凤首扁壶、昭君出塞罐、折枝花卉纹象耳瓶出土时均为残件，而此件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基本保存完整，胎体硕大厚重，通体青花绘纹饰五层，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晶洁、绘画生动。青花发色青中泛紫、淡雅柔和、气韵非凡，八棱罐这一器型更是全世界只有两件。这一文物填补了国内传世元青花瓷器鉴定标本的空白，在中国陶瓷的研究、断代、鉴定等相关领域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唐风图

时代：南宋

作者：赵构、马和之

这件字画取材于《毛诗·唐风》的十二首诗为蓝本，宋高宗赵构书诗文并序，马和之作画文意图，后藏入清代内府《石渠宝笈》著录。

《唐风图》现存的有三本，其中以辽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马和之版最为出色，该画卷为绢本淡设色，长827．1厘米，因此我只能拍摄其中的一部分。我个人的体验看来，大多数文物看照片和真品的观感是完全不同的，青铜器的奇绝震撼、瓷器的釉色纯美、字画的工笔细致都不是普通影像可以传达的，真的推荐大家走出家门，去附近的博物馆看一看。

3.桃源问津图

年代：明

作者：文徵明

文徵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画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这幅桃源问津图图写陶渊明《桃花源记》文意，以“异时同图”的表现手法，将渔人溪行、舍舟入洞、问津、延客等不同时空的连续情节，巧妙地绘于同一画幅。

这一展区还展示了不少珍贵的书画文物，如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明代文徵明《漪兰竹石图》《行书梅花诗》、赵梦頫《陶渊明故实图》和清代于成龙、刘墉、林则徐甚至著名文物（印章）爱好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本人的书法作品。不过多展示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时间： 2024年6月5日至2024年10月7日

这个特展是辽宁省博物馆联合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其中的百余件艺术珍品艺术臻品都来自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以及该国家博物馆旗下多家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囊括了油画、水彩、雕塑、陶瓷、家具、服饰等，种类繁多。

其实这个特展从去年开始已经在广东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国家大剧院展出过了，今次终于一路北上来到辽宁，感觉英国人的想法是既然文物要出趟差就干脆出个彻底，这批文物除了休展和海关报备的时间都在连续展出，已经一年没有回到英国本土了。

其中最重量级的展品便是透纳的《沉船浮标》真迹。

《沉船浮标》

作者：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透纳是英国绘画史上的天才人物，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他在艺术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把风景画与历史画、肖像画摆到了同等的地位，他的出现使得以风景画为代表的英国美术成功跻身于国际艺术之巅。

透纳以善于描绘光与空气的微妙关系而闻名于世，尤其对水气弥漫的掌握有独到之处。因其对光线的把握和对色彩的巧妙运用，被后人奉为印象派的先驱。他从沉船、火、自然灾害等现象中获得创作的想象力，也沉醉于描绘现代机械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变化，其胸腹中的意境已经达到与造化相契合的境地。

1851年底，透纳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幅《沉船浮标》是他生命中最后完成的几幅作品之一，是在他1807年所绘制的一幅展现泰晤士河河口景色的画作上，耗时6天再加工完成的。

画面中，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几艘船只正在风暴中危险地上下颠簸。天空被彩虹所占据，彩虹的尽头落在了一艘船的背后，一道闪光照亮了中间那艘船只的船帆，而画面左下角的一只船上身影模糊的人乎已陷入危险境地。海上的浮标通常被用来警示危险水域，透纳在画作前景特意加入了两个飘浮着的浮标，其中的一个绿色浮标上还标有英文字母“WRECK”(沉船)。

在《沉船浮标》这幅画作中，“透纳首先让我们看到光明和彩虹，然后又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可能发生灾难的黑暗与风暴地带。艺术家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艺术期刊》称其为“透纳晚期最好的作品”，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也将此画作描述为“在他高贵的手忘记其灵巧之前所画的最后一幅油画”。

其余的部分展品我选取一些也放在这边，大家自行欣赏吧。

这个特展出色的展品还有很多，基本算是全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艺术家艺术风格的转型、审美的演变和他们对自然风光和城市场景的描绘，以及对贵族、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活的记录和情感寄托。

虽然特展是收费的（50元/人），但很值得一看。

辽博目前的陈列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整个展览看下来，虽然也称得上是精彩纷呈，但总让人觉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比起来，辽博似乎缺少一些足够出名的国宝级重量文物，在震撼程度上差那么点意思。而先前我们说过，真正让辽博名列“8+3”阵容之中的是其丰富的书画收藏。

可惜的是，书画是不可能作为常设展品展出的。中国古代绘画的两种基本材质是纸与绢，它们非常脆弱，光照、温度、湿度的变化都会对书画作品造成严重影响，哪怕展出和转移过程中出现点失误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更不要说长期暴露在展厅里接受游客们360度无死角的闪光灯服务了。因此国内大多数博物馆对馆藏书画真迹的展览方式都是平时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保存，隔个几年才拿出来临展几个月。

辽博的国宝级书画藏品众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溥仪从故宫偷运而来最终被截获的清宫收藏珍品。辽博的书画特展对比其他书画大馆算是频率比较高的，一年内总有一件书画国宝会亮相一次，当然了，搞突然袭击的我这次是一件都没有看到。常驻沈阳的朋友们可以时刻关注特展信息，千万不要错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好机会，下面例举一些辽博收藏的国宝级书画供大家参考。

1.晋 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原《洛神赋图》卷为设色绢本，是由多个故事情节组成的类似连环画而又融会贯通的长卷，现已失。现传世的摹本中比较优秀的是宋代的四件，辽博藏本《洛神赋图》应是南宋高宗时期所做的摹本，忠实保留了六朝时期原本的构图。

《洛神赋图》将画卷分为“惊艳”“陈情”和“偕逝”三个部分，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极富诗意地还原了曹植原作的意境与情致，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如梦如幻般地交融，虽过千年仍熠熠生辉。

2.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周昉绘制的一幅粗绢本设色画，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 可能因为馆藏的是原本的原因，辽博在文创方面也相对着重宣传这一件。

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仕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 全图六个人物的主次、远近安排巧妙，景物衬托少而精。两只小狗、一只白鹤、一株辛黄花使原本显得孤立的人物产生了左右呼应、前后联系的关系。半罩半露的透明织衫，使人物形象显得丰腴而华贵。

3.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董源的山水画意境深邃，层次丰富、构图巧妙，富有节奏和张力，体现了他对自然景观的深入观察、理解和感受。此图被认为是董源江南风格的典型作品之一，其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开阔平静的水面中浮一渔船，渔人悠闲作业，江水蜿蜒于起伏的群山之间，洲渚错落，零星房舍隐约掩映于山林。自南宋以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这种画风逐渐被世人所重视，到了元明以后几乎成了山水画主流，统治山水画坛近千年。

4.北宋 宋徽宗赵佶《瑞鹤图》

宋徽宗赵佶，号宣和主人，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他一生钟情书画，有极高的艺术天赋，不仅促进了宋代画院的建设和院体画的发展，而且开创了笔迹瘦劲飘逸、自成一派的“瘦金体”。此幅《瑞鹤图》为赵佶31岁时所作。

当时汴梁宣德门上空彩云弥漫，18只丹顶鹤在宫殿上空盘旋飞翔，又有两只立于殿脊左右鸱尾之上，是一派仙鹤告瑞的景象，于是宋徽宗亲自作画，描绘了这次祥瑞情景。画毕，他意犹未尽，在画卷的左侧又提笔书写了自己独创的瘦金体，记述了这幅画的来历和故事:“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这也是他理想中的家国场景，可惜大艺术家终究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十五年后，他就要和卤簿钟一同前往北方了。

5.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原本是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原作已佚，此卷是北宋宫廷的摹本，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游春的情景。游春队伍共有八骑九人，前呼后拥，浩荡如花团锦簇。虽说画的主题是“游春”，背景却不落半点墨痕,既不见青草绿木,又没有春水鲜花，然而观者竟能感受到风和日丽的春天气息，足见作者的非凡才能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此画最大的谜团是画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虢国夫人，至今众说纷纭。

6.唐 欧阳询 《仲尼梦奠帖》

此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行楷作品，是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其上有多位名人洋洋洒洒的跋文，并有章总御书引首:真迹无疑。帖上共有152枚各年代的鉴藏印，见证了该作长达1000多年的收藏历程。

梦奠的意思是指死亡。这个词语的来源是《礼记·檀弓上》中记载的孔子临终前的一个梦境，孔子在梦中坐在两楹之间进行祭奠，之后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梦奠”后来被用来比喻死亡，此帖便是对于这个故事的短记。

此帖书法“笔力苍劲古朴，用墨淡而不浓，以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带清晰，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为欧阳询晚年所书，清劲绝尘，诚属稀世之珍”。

7.唐《万岁通天帖》

《万岁通天帖》又称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氏章集》，硬黄纸本，行草书，是东晋王羲之等七人十帖的摹书法精品。

武则天当政时，琅邪王氏后人王方庆献上一本家藏的墨迹，内容包括了王羲之在内的王氏家族28人的书翰，共计十卷。武则天获得此帖后，未以帝王权威据为已有，而是复制拓印，仅留摹本收藏于内府，将真迹缋还给王氏（结果王羲之真迹全部绝迹）。朝代更迭，世事变迁，摹本传至宋代时已残缺不全。明清之际，所剩残卷又遭遇两次火劫，重新修订编整后，顺序错乱，篇幅减短，从最初的十卷28人书，变为7人共计十帖。后被末代皇帝溥仪携出清宫，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最终装裱成为这卷《万岁通天帖》。

此外，辽博还藏有东晋《曹娥诔辞》、唐怀素《论书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北宋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南宋高宗赵构《草书洛神赋卷》、元赵孟頫《秋声赋》《行书归去来兮辞》等等书画作品200余件，在此不再列举了。

写了这么多，我想对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之丰富，大家也有了一定的印象，根据辽博年初临展的规划，今年12月会开设一个《丰神有仪——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人物画展》，如果有想前往参观的朋友们完全可以蹲蹲看。

那么作为一名亲身观展的游客，我就把这次参观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吧：

优点：

缺点：

一句话评价：瑕不掩瑜，辽宁省博物馆依旧是全国博物馆中最优秀的一批，如果来到沈阳旅行，一定要来看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