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家里，是为了躲避那令人窒息的热风，免受尘沙的袭击。这种尘沙像针刺般地伤人肌肤，使之发红，溃烂。但是在卡斯蒂亚区的小木屋里，在曼佳切利亚区的竹栅泥屋里，在加伊纳塞腊区的辣味饭馆和小酒馆里，在堤岸区和阿玛斯广场的富豪宅邸里，人们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消遣作乐：饮酒，音乐，闲聊。” ——《绿房子》

巴尔加斯·略萨，生于1936年的秘鲁。作家，诗人。用他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交织的利剑刺痛读者的神经。多线叙事以及回忆不断闪回，像极了南美洲那被揉成了碎片的历史进程。略萨深受“文学介入观”的影响，主张“文学必须以自己的形式对当代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进行表态，已此保护自由的权利。”揭示人所处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引导人们去认知危险。在描述自己的家乡时，略萨也本着客观的态度去讲述秘鲁文化融合过程的痛苦以及对权力的批判和揭露。《绿房子》就是这样的一本关于略萨家乡的故事，它跨越了秘鲁40年的历程，这是雨林和炮火的相遇，是欲望与痛苦的交织，是遗忘与伤口的对抗。

略萨的结构主义手法将每一个场景的文本都拆解开来，看似不同时空却息息相关。像一条江河穿越过两座城镇，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就这样未曾谋面又息息相关地活着，脚下的河水流过了上一个城镇的血，透过了毛孔，透过了每一个生活的场景，说着不同的话却有了一样的感情。结构主义的写法可以拆解读者的阅读感受，迫使读者来到自身的“客观”层面，看着南美密林下着的绵绵细雨。在结构中寻找线索也成为了我们探寻书中人物的重要手段，像拼图一样的阅读体验也是略萨在文学上的独特之处。略萨把《绿房子》分成了5条主要的故事线，像是一棵大树，长出了5条树根，相互纠结缠绕，展现，比较，放大，暗讽。

第一根：鲍妮法西娅

鲍妮法西娅是来自本地的土著女孩，她的曲折命运是反映了略萨对于各种“文明”的控诉。宗教势力强行介入了土著自身的“文明”。在这里，信仰被重新定义，道德被强行歪曲。鲍妮法西娅服从了西班牙教会的奴役，但在她因为善心而放走了20位土著女孩时，她注定不与这里的“文明”附和。她被赶出教会，被拉丽达收养。本以为渐渐被现实世界接纳，却又遇人不淑，与之结婚的丈夫利杜马杀人被捕，怀有身孕的她无依无靠，被何塞菲诺引诱成为妓女，甚至丢掉了自己的名字，改名塞尔瓦蒂卡。鲍妮法西娅一次又一次地交出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直面妥协，最终过着被他人奴役被他人抛弃的一生。她的价值观被重塑，变成了随波逐流的叶子，飘流在了皮乌拉和圣玛丽亚·德·涅瓦镇之间。正如她身后千千万万的南美土著人，在炮火与子弹的洗礼中度过惶恐，在宗教与权力的挤压中度过压抑，又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随波逐流，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在太阳下，他们的嚎哭寂静无声。

第二根：伏屋

边缘人物的生存像是走着一条连接万丈深渊的钢丝绳，那怕有一丝丝的重心不稳都会全盘皆输。随着移民潮祖上来到秘鲁的日本人伏屋，就是这样的边缘人物。他是亚洲移民不幸命运的缩影，也有些南美民族独有的气质。伏屋的命运是悲惨的。拥护站在道德反面的权力，又被这权力陷害再抛弃，伏屋并没有勇气去反抗陷害他的人，却将他的不幸有施加于他人。他很精明，在这弱肉强食的丛林活了下来，在人生的有限时间里，不断拥有就要不断逃避，不断逃避就要不断失去，他始终冲不出那片现实的丛林，他得了麻风病，双腿瘫痪，被阿基里诺送到了隔离病人的荒地，满身都是那片丛林带给他的烂疮，散发着令人呕吐的恶臭，他缩成一团，分不清哪一块皮肤是好的，哪一块皮肤是差的，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是如此模糊。

第三根：安塞尔莫

安塞尔莫是一位点题了的人物，他在皮乌拉第一次建好了“绿房子”，一所什么人都能收纳进去的妓院。在这个远离文明的世界，兽欲横行的社会，绿房子竟是所有人放下生活的防备，释放欲望和感情的地方。它建立在皮乌拉人的想像中，制造了一个漩涡，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混乱里，把沙漠和森林连接起来。后来神父的火把烧尽了绿房子，以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为名，以道德为名，以权力为名，人们拍手称快，称为壮举。可时光流逝，人们遗忘了伤风败俗如何脏了自己“圣洁”的心，再也不想相信头顶的太阳至高无上，绿房子从未消失，等到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又再次出现。安萨尔莫看似是悲情的，却也是最幸福的那个人，他一辈子即使不顺利也是遵照着自己的本心生活的，弹奏着他爱的音乐，在众人的拥护下离去，最后烧了绿房子的神父来送了他最后一程。安塞尔莫顺从欲望，给了这濒死的大地一点热量，他是悲剧世界里的“无用之用”，演奏了一曲击穿秘鲁人民历史的悲歌。透过他的视角，读者能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皮乌拉和圣玛丽亚·德·涅瓦镇。

第四根：胡姆

“冲突”是略萨在《绿房子》里的情绪基调，他所描写的冲突可以分为具象的和暗喻的。暗喻的有安塞尔莫所代表的人欲欢乐和神父所代表的伦理道德，伏屋代表的底层困境和警察富商狼狈为奸所代表的上层腐化。具象的正式胡姆为代表的土著人面对现代化的浪潮，“文明”冲突的残酷。这是历史难以回避的问题，每一个新世界的开拓都伴随着血与泪悄悄渗入泥土，而他们永远离新世界差了一步，基因里的故乡被不断唤醒却又没有勇气回忆。胡姆没有过多的描写，读者无法感知他个人的情绪，却能感知他所代表的原始土人的反抗情绪。他代表了略萨在本书注入的斗争性，他失败了，被“文明”割去了头发，吊在了木头柱子上，却留在了这片大地的记忆里。胡姆和鲍妮法西娅一样，他们都是一场无声的嚎哭，但相比起交出命运的鲍妮法西娅，胡姆更显得凄惨和悲壮。

第五根：四个二流子

四个二流子是围绕在几个鲜明主角周围的“那些人”，忠诚和背叛并存，善意与罪恶同在。最鲜明的是利杜马和何塞菲诺，他们量都是父系“文明”社会带来的产物，也是鲍妮法西娅悲剧命运的阴影。利杜马生性暴躁冲动，因与他人冲突打赌而被判十年监禁，怀有身孕的鲍妮法西娅被所谓的好友何塞菲诺引诱为妓女。最后出狱的利杜马暴打了何塞菲诺，却不是为了鲍妮法西娅，而是为了他名誉的“贞洁”。其余二位更是人生命中略过的人影，他们恨我们都恨的人，一起怀念我们都怀念的人。他们也正是在这场“冲突”中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的缩影，将自己的情绪置之事外，是略萨文学介入观念的反面。他们一起为“绿房子”收了尾，继续存在于皮乌拉，继续存在于涅瓦镇，继续存在于无人描写的历史里。

《绿房子》的写作手法被称为“联通器法”和“中国套盒式”，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立体，没一个位面都式不同的视角去看秘鲁社会的每一面。结构主义曾被认为是像字母或数字那样的机械排列组合，但是略萨给予了结构主义更加活跃的生命力，像是搭建了一个凌乱的积木塔，需要的这去探索每一个位面。《绿房子》的阅读体验像是在看一部电影，有远景，近景，还有特写，以场景的不断切换推动故事发展。这些都反映了巴尔加斯略萨思想开放和蓬勃的艺术追求，正是他不断地创新让小说对于现实而言有了更强的影响力，他将一块重重的石头砸向了我们内心的湖底，呼喊着我们看向那个波诡云谲的“文明”现实，倾听每一寸土地的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