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6日，第二季播出过半时，《是，大臣》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最高赞誉。在英国下议院的一场辩论中，公务员事务大臣巴尼·海霍起身发言：“有时候，公务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政府运作的方式。事实上，那些观看《是，大臣》的人可能会认为，只有‘汉弗莱爵士’们才真正懂得政府如何运转。”这部关于统治阶级的情景喜剧，如今正被统治阶级引用，这无疑是证明其影响力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在该节目回归前夕，一位知名政治评论员曾写道：“周一晚上，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爵士、国务大臣乃至普通的助理秘书都会冒着让国家‘自行运转’半小时的风险，守在BBC2频道前——因为《是，大臣》回来了。”这绝非夸张：这部剧不仅引起了被统治者的共鸣，也让统治者们为之痴迷。

时任首相撒切尔亲自索要了第一季的完整录像带，并宣称自己是该剧的超级粉丝（她称其为“精彩的剧集”，还对BBC总裁表示，这些录像带“让我和家人度过了一个既有趣又引人入胜的圣诞节”）。来自各大主要政党的许多其他政客同样对该剧赞不绝口。有传言称，这部情景喜剧曾在白厅的学术研讨会上被讨论过，甚至有不止一位高级文官说：“现在，汉弗莱爵士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当然，这种热情部分源于虚荣。套用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那就是不被人议论。”政客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一些公务员（尽管他们有着传统的保密文化）或也无法完全免疫名声的诱惑。

部分原因也源于自我保护的愚昧。就像有人穿着印有“我和傻瓜一起”的T恤，许多官僚认为这部剧只是讽刺政客，而许多政客则认为它只是讽刺官僚。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大臣》就像是西斯敏斯特和白厅居民的罗夏墨迹测试，他们的反应往往比剧集本身揭示了更多信息。然而，这部剧在政界中的受欢迎程度远不止于此。

虽然一些政客为自己获得的额外关注而感到高兴，但还有许多人不仅对剧情的准确性印象深刻，还感到有些不安，有时甚至对其讽刺感到有些震惊。这确实像是让阳光照进了神秘的魔法世界，对于那些熟读巴杰特（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政客和官僚来说，这似乎并非完全是件好事。对于这些更敏锐的人来说，《是，大臣》现象既充满娱乐性，又令人不安。

至于广大观众，这部剧很快就成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好的政治老师。与学术界的故作高深、大报评论员的虚情假意、以及小报专栏的吹捧偏见相比，这部情景喜剧似乎直接面向普通选民，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展示了权力走廊和办公室内真实发生的事情。

换而言之，第二季在比第一季更具吸引力，随着剧集的走红，越来越多的内部人士愿意私下与编剧分享秘密。特别是政客们，他们排着队提供自己的轶事，内容通常是关于公务员的，但有时也会承认自己和下议院同僚遭遇的一些小插曲。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该剧的热情尤为有益，因为在此之前，来自内部人士如玛西亚·法尔肯德和伯纳德·多诺霍的秘密投入（加上芭芭拉·卡斯尔近期出版的克罗斯曼式日记）虽然宝贵，但却使得这部情景喜剧在中右翼视角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越来越多的保守党议员（他们认为现在遭受党鞭惩罚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小）站出来提供自己独特的视角，这一点受到编剧的热烈欢迎。这部本来就很现实的剧作，如今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甚至一些公务员也开始更加谨慎地联系编剧。尽管公开场合，许多人仍对提及该剧感到些许不满——他们僵硬地称其影响“有益”（“大概像鱼肝油吧，”乔纳森·林恩调侃道），内政部负责人伊恩·班克罗夫特爵士则轻蔑地说，虽然他觉得剧集“挺有趣”，但他更喜欢看《智力大对决》和《叫我出牌》。

但私下里情况就不同了，安东尼·杰伊后来证实：“节目播出后，事情就容易多了，我们甚至被邀请到常务秘书的办公室，不过这种机会很少，仅在他们想表达自己立场时发生。最终我们与文官系统建立了一种模糊的合作关系。例如卫生部的常务秘书帕特里克·奈恩就让我们参观了私人办公室，展示了大臣日程表，这非常有帮助。”

“我们的最大优势在于，”杰伊说，“与我们交谈的人知道我们不会透露消息来源，他们也知道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修改，这样就无法追溯到他们了。”

然而，这种对细节日益精准的关注不仅赢得了赞誉，也引发了一些隐晦的威胁。

在第一季播出期间，杰伊和林恩接到了一通意外来电，来自时任税务局主席劳伦斯·艾雷爵士，严格来说，他的级别是常务秘书长。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剧，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两人受宠若惊，对与现实中的“汉弗莱爵士”会面感到好奇，欣然接受了邀请。

两位编剧来到位于滑铁卢桥旁萨默塞特大厦的税务局总部，穿过一连串上锁的铁门和长长的石板走廊，爬上楼梯后，他们来到会议室，迎接他们的是全部十一位董事。显然，这顿午餐与他们预想的轻松愉快截然不同。

在每人一小杯雪莉酒后，他们坐下享用了一顿拘谨、冷淡、像学校食堂一样的午餐，冷盘配生菜、黄瓜和亨氏沙拉酱。在两位编剧努力咽下嚼劲十足的火腿和丝丝缕缕的生菜时，收到了一些礼貌的赞美。但随着午餐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围绕着他们节目信息的来源。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位编剧礼貌地敷衍了事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并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让他们如释重负的是，午餐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

劳伦斯爵士在他们离开时握手，喃喃道：“告诉我你们听到了什么。我很乐意帮忙。我可以告诉你们听到的是对是错。”杰伊和琳恩都向他道谢，然后穿过奇怪的迷宫回到外面的世界，对自己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深感困惑。

谜团很快解开。那天下午，他们安排了与常驻政治消息来源玛西娅·福肯德的另一次会面。听完他们的经历，她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们：“天哪！你们不会上当了吧？”他们尴尬地解释了发生的事。她听完摇摇头，怜悯地叹了口气，然后告诉了他们真相。

“税务局，”她说，“是白厅的警察部门。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想弄清楚你们知道什么，信息从哪里来。”林恩一脸茫然，反驳说劳伦斯爵士其实很帮忙：“他提出帮我们核查信息。”她再次摇头叹气：“当然了，这样他就知道你们的信息来源了。”

安东尼·杰伊对白厅的运作并不陌生，他试图缓和气氛，强调他们没有泄露任何秘密。“我肯定他们看得出来，我们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他说道，“他们大概是想看看我们只是几个无害的滑稽人物，还是个真正的颠覆分子。”林恩忍不住插嘴：“颠覆性？太离谱了！我们可是剑桥毕业的。”法尔肯德意味深长地眯起眼睛：“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知名剑桥五杰）也是。”

林恩好奇地问：“为什么税务局是白厅的警察部门？”法尔肯德解释：“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人的海量信息。了解你和所有人的一切：你挣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花在什么地方，去哪里，做什么工作——他们能从收据里算出大部分信息。而且他们还拥有全国最全面的剪报服务。”

她还模仿税务稽查员的语气：“林恩先生，看看这张剪报，照片里的人是你吧？在酒吧外面，正坐进一辆有司机驾驶的劳斯莱斯。还有一张：你开着保时捷。还有这张，你在戛纳电影节喝顶级香槟，根据我手上的收据，是四瓶唐培里侬。还有，你从卡普酒店出来。告诉我，林恩先生，你是怎么凭借一年五万一千英镑的收入就能做到这一切的？”

在与玛西娅·福肯德会面后，杰伊和林恩都觉得她过于偏执了，即使以威尔逊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也未免有些过分。但几周后，林恩才不得不重新考虑她的话——他被税务局审计了。事实上，这项调查持续了整整三年。

林恩后来回忆：“如果我真的逃税，那对《是，大臣》的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是钓鱼执法还是纯粹巧合？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但每年十二月，包括被审计的三年，我都会收到劳伦斯·艾雷爵士和税务局的圣诞贺卡。”

这样的经历提醒所有参与《是，大臣》的人，他们嘲笑的是国家机器，而非某个不起眼的附属机构。无论外界如何赞誉，精准的揭露总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杰伊和林恩将此视为荣誉的象征，证明他们击中了目标，信息传递到位。

这部剧的影响力也让演员们深受鼓舞。当他们重新聚在一起排练第二季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乐观情绪。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在这部情景喜剧中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编剧一样，演员们都获得了适度但令人满意的加薪。保罗·爱丁顿（哈克）每集1000英镑，奈杰尔·霍桑(汉弗莱）800英镑，德里克·福尔兹（伯纳德）400英镑，其他常驻演员也有小幅加薪。

演员之间的关系融洽。奈杰尔·霍桑回忆：“保罗、德里克和我相处得很好，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恶言。”保罗·爱丁顿的回忆也大致相同，他说他们遇到的唯一问题是，在扮演角色时，有时会用真名称呼对方。

不过，一些细微的矛盾总是潜伏在表面之下。这些矛盾大多源于霍桑和爱丁顿的性格差异。

霍桑本质上是个内向的人，而爱丁顿则外向得多。尽管霍桑的性取向在戏剧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且从未引起同事的不适，但他不愿公开此事（直到1995年被媒体“出柜”，令他既受伤又愤怒）。他坦言自己“不善交际””（“我不想融入喧嚣的名利场”）。相比之下，爱丁顿更放松、更外向，拥有一种霍桑既钦佩又略感烦躁的自信。

霍桑形容他的搭档“虚荣得令人感动”，并评论道：“他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并为自己是加里克俱乐部（以其独特的氛围和严格的会员制度而闻名）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霍桑补充道，每当需要到海外宣传《是，大臣》，爱丁顿通常主动请缨，在外期间“被当成真的大臣对待，并乐在其中”。另一方面，霍桑则形容自己更喜欢“平凡的生活，热爱乡村，朋友多半与戏剧或政治无关”。

因此，他认为自己与爱丁顿的关系“非常友好”，但从未成为“挚友”。霍桑还不确定自己对爱丁顿的尊重和钦佩是否得到充分回报。他后来坦言：“我总觉得他认为德里克和我都不够格。我不是说他觉得自己更优秀，只是他的支持可以更得体一些。”

这种不安全感往往会被德里克·福尔兹一贯的乐观性格所缓解，他总能让排练气氛轻松愉快。尽管根据霍桑的说法，爱丁顿也“不赞成德里克轻松的方式，特别是在涉及他的作品时”，尽管“作为一对搭档，他们相处得非常好”。这种差异以典型的英国方式存在，在情景喜剧的整个播出过程中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审视，而且当然也从未对团队内部的总体积极情绪造成威胁。

“我甚至不知道奈杰尔会有这种感觉，”德里克·福尔兹后来评论道。“他掩饰得很好。我绝对不能同意他对保罗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非常爱他们俩。能和他们俩在一起，看着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一种享受。保罗常对我说，‘这对你来说一定是大师课吧’我会说，‘你在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每周站在奈杰尔和我中间，对你来说一定很棒’我们之间有这种玩笑，乐趣无穷。”因此，三位主演重返第二季时，都期待重新点燃荧幕上的默契。

与此同时，幕后制作人团队也并未满足于重复过去。制片人/导演西德尼·洛特比回归时，决心让剧集达到新高度。在这部情景喜剧即将复工前不久，他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剧集必须继续追求准确性和真实性，不仅在政治体系的呈现上，还包括主要角色的刻画。特别是哈克，他必须避免落入漫画式的刻画，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已经成长了许多。

“我们必须消除大臣的新手气质。”洛特比说，“编剧们已经抓住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必须展现他的真正专业素养。他是政治专家，我们需要看到他如何成为权力中心。我不是指成为首相，而是指他如何获得完全的控制权——或者不能。”

两位编剧同意洛特比对角色的看法，同时也希望探索更广泛的政治主题。两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希望触及撒切尔政府所强调的诸多问题。

杰伊尤其对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观点产生了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力，并且成为了该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他踏上了与撒切尔同样的意识形态之旅，简而言之，就是反对官僚干预政治、政治干预经济以及道德干预社会。这也使得杰伊对《是，大臣》第二季的视角与第一季截然不同。

杰伊说：“我非常支持，不是保守党，而是·撒切尔，她更像是19世纪的自由贸易自由主义者，而非20世纪麦克米伦/希思式的保守派。如果观众在看完节目后觉得，收缩政府活动比扩张更可取，那么我个人会非常高兴。”

倾向左翼的乔纳森·林恩对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持怀疑的态度，但不过他也看到了一些共通之处。与杰伊不同的是，他从未打算在第二季或之后的任何一季中推广撒切尔主义的某些担忧，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是对整个体制而非某个特定部分的滑稽批判，而且人们仍然坚信，当前的政府和上届一样，同样值得被讽刺。

尽管如此，他们虚构的政治世界仍有一些方面需要更新，以使其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实相符。例如，杰伊和林恩都得出结论，哈克的特别顾问弗兰克·魏塞尔的性格如今太过怀旧了。

好斗不休的魏塞尔灵感来自1970年代高层的那些穿补丁外套、系红领带、亲工会的角色，无论在气质还是风格上，都不再适合新保守党政府的运作方式。特别顾问不再主要作为大臣对抗公务员的盟友，而是开始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机制，为首相提供专业的独立意见，以制衡大臣。杰伊和林恩希望“与时俱进”，但又担心过于明显地反映这种新趋势，以免引起人们对他们在评论某个政府的怀疑，于是决定彻底取消特别顾问的职位，让哈克独自应对汉弗莱爵士。

在第二季剧本完成之前，剧组还进行了几次微调。例如，媒体对政治和政客的影响显然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不仅在内容上，而且正如撒切尔本人持续的言论和着装转变所强调的那样，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形象在本季中将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此外，1979年设立的部门特别委员会也需考虑。这些跨党派小组负责审查白宫各部门的政策和表现，成为哈克和汉弗莱爵士面临的又一潜在挑战。

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全面掌握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进展，杰伊和林恩会花大约三周时间与各种新的匿名消息来源共进午餐、开会，之后再与玛西娅·福肯德和伯纳德·多诺霍（此时纳尔逊·波尔斯比已回美国任教）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在勾勒基本情节后，他们会寻找相关领域的专家，与报道过这些领域和问题的记者交谈，并查阅相关剪报库和档案。只有当他们真正深入理解一个话题并能将其与现实紧密联系时，才会开始撰写剧本。

杰伊和林恩一点一滴地将新元素与旧元素、最新事实与熟悉虚构融合，始终聚焦于最广泛的主题——超越党派、个性与时事，即政府实际运作的方式。会有新场景和新情节，但基本故事保持不变，且将继续延续下去。一如既往，他们不愿在准备工作上偷工减料。一切必须完美，每个细节都需到位，才会拿起笔记本和笔。

伯纳德·多诺霍回忆，他们总会找他进行最后的专家评审：

与之后的所有剧集一样，第二季的完整剧本早在第一次录制之前就写好了（这次录制是在1980年夏末秋初）。开拍前大约六周，他们与西德尼·洛特比以及所有主要演员见面，连续两天通读了全部七集。通读期间，演员们有机会提出任何修改或澄清意见，并提出其他改进建议。

排练开始后，剧本中的文字被视为不可更改。这不仅是编剧的要求，也受到演员的欢迎。

特别是奈杰尔·霍桑，尽管他需要背诵冗长复杂的台词，但他坚称绝不使用提词器或提示卡，所以他让编剧承诺，在演员开始任何一集的拍摄后三周内，绝不更改任何一句台词。他采用一种记忆系统，将关键短语与一系列图像关联，将一系列关键短语与一系列图像联系起来，需要研读大段文字，并尽快将所有内容记住。

相比之下，保罗·爱丁顿更务实，乐于在哈克的各种官方文件中藏提示卡，但他也希望每页内容保持不变。

与此同时，德里克·福尔兹常需长时间仔细聆听，然后精准把握他短暂但重要的回应：

剧组后来发生了一个变化：因其他项目繁忙， 西德尼·洛特比不情愿地安排彼得·惠特莫尔接手拍摄该剧。惠特莫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制片人和导演，参与过《戴夫·艾伦在大大本营》和《特里与朱恩》等节目，洛特比完全信任他能维持剧集的既定风格。

录制工作通常在电视中心 8 号演播室进行（观众约300人），一切进展顺利。作为剧集受欢迎的标志，外部场景的真实性进一步提升，这得益于首相本人的介入。

当撒切尔听说在第七集暨最后一集《忠诚问题》中，哈克将短暂拜访虚构的首相时，她亲自允许在唐宁街拍摄，甚至史无前例地允许展现哈克走进唐宁街10号的画面。这种内部支持，使团队确信他们打造的作品在每个层面都真实可信。

第二季播出前，宣传和乐观情绪远超前季。《广播时报》封面刊登了三位主演的角色照，报纸上有几篇采访和大量正面预告。这部情景喜剧在去年悄然进入公众视野，如今回归荧屏，被誉为电视界的一件大事。

《观察家报》称其为电视“最精致的喜剧”，《每日快报》则称其为多年来“最机智、最出色”的喜剧之一。从小报到大报，还有许多类似的赞美和诱人描述，鼓励观众关注这部剧。

第二季于1981年2月23日周一晚9点在BBC2播出。当晚竞争不强，ITV安排了热门警匪剧《斯威尼》的重播，BBC1则是《九点新闻》，《是，大臣》无疑是当晚最受推崇的节目。首集《仁爱社会》巧妙地重新介绍了主要角色及其共同处境。大臣依然好奇而热切，常务秘书冷静而谨慎，首席私人秘书乐于配合却常感困惑。他们之间的纽带一如既往紧密，活力依旧。

在这一集中，故事基本延续了上一季的风格：哈克惊恐地发现，就连他的司机似乎都比他更了解情况。他发现一家 15 个月前建成的新医院，如今拥有 342 名管理人员和 170 名辅助人员，却至今仍未接收任何病人。

据估计，这集吸引了约300万观众，为第二季开了个好头，既延续了上季的引人入胜之处，也如西德尼·洛特比所言，在一些方面有所改变。哈克这个角色现在更加复杂，他昔日的不安全感和虚荣心被略微敏锐的头脑和更加愤世嫉俗的灵魂所平衡。观众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好。

后续剧集以此为基础，继续兑现其承诺。尽管剧本大约半年前就已写好，但其中涉及的许多主题却看似与时事相关。包含了一些经过深入研究、洞察敏锐的故事。如内阁改组（预见了撒切尔对“温和派”的清洗，哈克惊慌失措，担心自己将被领袖流放到上议院，甚至更糟——欧洲）；追求媒体噱头（弗兰克爵士：“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大臣抱着只兔子。” 汉弗莱爵士：“嗯，那是塔村的圣弗朗西斯。” 弗兰克爵士：“这是为了什么？” 汉弗莱爵士：“我想是为了啮齿动物选票”）；甚至还有近期海外学生学费的上涨（汉弗莱爵士：“为什么不招英国学生填补空缺？”  财务主管：“英国学生每人只收500英镑！我们得招400个英国学生才能替代50个外国学生，师生比例会从1:10变成1:34！” 院长：“我们会有教室、宿舍——就像沃姆伍德监狱……或苏塞克斯大学！”）。

剧中也不乏如今观众期待的犀利分析和戏仿。例如，第二集中出现了另一段经典的文官套话：

所有潜在主题中，最反复出现的依然是政治“脏手”。吉姆·哈克如今已是现实政治学院的合格毕业生，双手沾满污点，似乎已放弃清洗的努力。例如，在第二集中，他一旦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便急切地放弃了整顿荣誉制度的计划。正是哈克性格的阴暗化，让他成为第二季中人物演变最有效的部分。然而，这部情景喜剧中。其他人物并非都经历了如此深刻的转变。

汉弗莱爵士的意义在于，作为常务秘书，他是恒定的存在，因此无需改变——他只需保持本色。在哈克踏入部门之前，他早已定型，坚定的工具主义和无耻的无道德感，意味着他不可能被拖入更深的泥潭。

另一方面，伍利则需要在汉弗莱爵士和哈克之间左右为难，始终作为两位“巫师”的学徒，以维持喜剧三角关系，因此他的发展空间也有限。本季中，他表现出从两位导师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还不足以改变现状。

另一个本应改变但保持原样的角色是哈克的妻子安妮。第一季中她仅偶尔出现，第二季中她的角色甚至更边缘化，性格也不够连贯。她在第三集出现两次，第五集出现一次，她有时听起来非常热衷于政治，并且对丈夫的事业很感兴趣，然而在其他时候，她似乎完全漠不关心。虽然她有限的出场时间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不是一部家庭情景喜剧，这种不精准的设定算是一个罕见的小瑕疵。

《是，大臣》第二季的观众人数在280万至420万之间，平均观众人数为 320 万（这确保了该剧在每周收视率上始终位居该频道前列），这对于对BBC2台来说非常可观。BBC 自己的研究人员对这部剧的调查结果也非常积极，七周的收视反应指数 (RI) 估计为 81%，比上一季提高了 7%。更令人鼓舞的是，受访者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积极，其中公务员的评价比其他受访者更为积极，该剧的收视率高达 85%。报告称：“普遍认为这部剧贴近生活（尤其是那些有公务员工作经验的人）。”

评论家们也对这部情景喜剧大加赞赏，特别称赞爱丁顿和霍桑之间的合作，当然，最受关注的话题莫过于这部剧集的搞笑程度，许多经验丰富的情景喜剧专家都将其奉为经典之作。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等机构很快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评价：该剧荣获最佳喜剧类剧集奖，奈杰尔·霍桑则荣获最佳轻娱乐表演奖。

1981年底在BBC1重播时，出了继续吸引关注和收到赞誉外也激发了观众对下一季的期待。作为了解当代政治话语最具包容性和可及性的渠道，《是，大臣》已超越普通喜剧的范畴，俨然成为英国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这是不是意味着《是，大臣》又赢了？”以好斗著称的左翼议员丹尼斯·斯金纳在最近一次有关公务员制度的辩论中在下议院高喊。

这一提及本身就提供了答案：《是，大臣》现已牢牢扎根于公众和政治意识中，以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样渴望看到它接下来会说什么、展示什么。

在第二季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可能就是第一集那家没有病人的医院的故事。这集类似于巨蟒剧团的“未受奶酪污染的奶酪店”小品，采用了一个高概念的前提，其喜剧性的简单直接令人难以抗拒。

故事始于哈克的发现，尽管这家医院目前雇用了500多名行政人员，却没有任何病人。伯纳德·伍利解释说，这座医院15个月前就已完工并配备了全套人员，但由于政府削减预算，没有剩余资金来招聘医疗服务人员。哈克震惊不已，伯纳德安慰他说，实际上医院里确实有一个病人：“副行政官被一块脚手架绊倒，摔断了腿。”

文官们对哈克为何对此事如此关心感到困惑。汉弗莱爵士被卫生和社会保障部（DHSS）常务秘书伊恩·惠特彻奇爵士问及此事：

哈克拒绝就此罢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公共政策领域弊病的典型案例。“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汉弗莱，简直是官僚主义疯长的重症！”汉弗莱爵士试图安抚大臣：“哦，绝对不是疯长，最多是小跑！”他解释说，即使医院没有病人，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是应急部门，负责处理火灾、罢工、空袭、核战、流行病、食物或水中毒”；“然后是数据与研究部门，目前正在对服务区进行全面人口统计调查”；“第三，当然是财务部门——预计账目、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预算”；“接着是采购部门，负责购买医疗和其他设备”；“第五是技术部门，负责评估设备”；“第六是建筑部门，处理医院第三阶段建设计划、成本等最终阶段事宜”；“还有维护、清洁和餐饮部门，负责休假、国民健康保险、薪资的人员部门，以及一些员工福利官员，照顾500多名员工”；“最后是行政部门”。

尽管如此，哈克还是坚决要求纠正这一令人尴尬的异常情况。他希望这家医院住满医生、护士和病人。当他亲自访问这家空荡荡的医院时，遇到首席行政官罗杰斯太太，她骄傲地带他参观空无一人的病房和拥挤的办公室，显得与汉弗莱爵士一样对现状满意：

整个场景听起来异常夸张和不切实际，但实际上，它再次植根于现实。安东尼·杰伊和乔纳森·林恩一如既往地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到了许多现实案例，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

1976年1月，考文垂一家新的老年医院宣布准备投入使用，但六个月后仍空无一人，卫生大臣在下议院解释：“它尚未投入使用，因为关于老年病和精神老年病床位分配的讨论尚未完成。”1980年，下议院披露，英国有14家新建医院要么未充分利用，要么完全空置。

不久之后，乔纳森·林恩读到一篇报纸报道，觉得特别有意思。报道说剑桥郡一家新建的医院里只有一名病人。她就是护士长，在脚手架上绊倒，摔断了腿。

等到这集被搬上荧幕时，这种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1981年公共账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哀叹 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内部官僚主义泛滥，并批评其未能协调好新医院的建设与制定合理的人员配置和人口配置计划。

这一集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被一些公务员用作非官方的培训影片。1997年至2001年担任教育与就业大臣的大卫·布兰克特曾向官员播放这集录像，温和提醒他们应更关注成果，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部门利益。他谈到这一剧情时说：“我担心如果我们不将文官系统与基层执行联系起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正如杰伊和琳恩的剧本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这集不仅模仿了真实案件，还十分奇妙的预示了未来。本集《仁爱社会》的外景是在伦敦西部的查林十字医院拍摄，内景则来自在伦敦西南部的普特尼医院的兰开斯特病房，而这家医院最终沦为故事在现实里的悲惨回响。

这一情况并未立即发生。事实上，在作为虚构的圣爱德华医院拍摄地后的几年里，普特尼医院仍然业务繁忙。1983年，它成为了一个“好消息”的来源——当时它收治了14岁的糖尿病患者桑迪·沃克，尽管沃克是一只狗；除了接受胰岛素注射，它还接受了移除肾结石的手术，全程由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承担。乔纳森·林恩也在1980年代末回到这家医院，为他的电影《逃亡修女》（1990年上映）拍摄了一些场景。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消息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管理不善、预算大幅削减以及“床位过剩”的阴暗传闻；医院急剧衰落。吉姆·哈克的诅咒降临了。

普特尼医院最终于 1998 年关闭，此后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大部分设备自关闭之日起仍留在原地，积满灰尘。2009 年，有消息称，NHS 旺兹沃思医院在八年内斥资 260 万英镑购得这块如今已破败不堪的地皮，并据称正在规划其未来。两年后，西南伦敦社区 NHS 信托阻止了该地皮的出售计划，因为它想进一步探索将全科医生诊所或初级保健小组迁入该建筑的可能性。但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2012 年，旺兹沃思议会最终以 440 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该地块，并宣布计划拆除大部分建筑，为新建一所小学和一些公寓腾出空间。2013年2月，位于场地后方的空置护士住宿楼内一面内墙最终坍塌，而关于这座前医院未来的争论仍在继续。

吉姆·哈克的愤怒之声在三十多年后依然回响，每当相关新闻出现，人们都会摇头叹息：“简直就像《是，大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