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实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活动。

在我们固有的印象中，政治，似乎就意味着一定要站队。

这是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的残酷的斗争。

哪怕你不站队，中立派，本身其实也属于一个队伍。

福柯，是一个社会运动人士，他积极地投身到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当中。

可是我们却似乎很难对其进行站队分类。

在福柯所身处的那个时间段，政治运动，是社会的主流。

他自然难以避开这时代的洪流。

从福柯的作品来看，1968 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点，福柯自此之后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

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让我们简单看看那个时间段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事。

1969 年，美国，反对越战的抗议运动。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

1964 年，美国，民权运动。

当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次年通过《选举权利法》，黑人民权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在一开始，福柯认为人类的解放希望，在于高雅艺术。

从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福柯对于巴塔耶、布朗肖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中“越界”的“极限体验”，十分关注。

可是他的想法在变化，他逐渐认识到世俗政治领域才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战场。

在过去，艺术常常被视为超脱于世俗政治的精神寄托，人们期望通过艺术来实现灵魂的升华和对自由的追求。

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政治问题的凸显。

如民权运动、性别平等问题等在现代社会日益成为焦点，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行动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这当然不是说艺术作品没有用，充满力量的黑人音乐，反映种族不公的绘画，成为了运动的有力武器。

但真正推动变革的，是人们走上街头的政治抗议、为改变法律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就如同福柯从对艺术的寄托转向政治行动一样，社会中的人们也逐渐明白，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福柯成长于萨特思想盛行的知识氛围中，然而，他却对萨特所代表的普遍型知识分子概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对于萨特而言，普遍型知识分子是一种自由精神的象征，是 “普遍事物的代言人”，以真理和正义掌握者的身份发声。

我们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这种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意义，尤其在萨特所经历的战争背景下，他以绝对的道德标准看待政治决策。

例如 “忠诚” 与 “背叛” 成为衡量人们在战争中行为的关键。

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体现为要么支持抵抗、要么勾结敌方的选择。

并且战后法国共产党因在抵抗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而获得了很高的道德和政治地位，影响了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

但福柯的经历与视角有所不同，他经历战争时尚未成年，在法国战后政治局势动荡、方向不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普遍型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普适性道德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回应现代社会复杂多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和多元的系统，单一的、抽象的普遍真理在面对诸如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环境恶化、科技伦理等具体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

比如，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复杂问题时，仅仅依靠一种普遍的道德呼吁或者笼统的正义观念，并不能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能源转型、国际间责任分配等具体问题提供有效的行动方案。

福柯提出了专才知识分子的概念，包括教师、工程师、医生和顾问等。

这些专才知识分子手中掌握着能够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力。

他们不同于普遍型知识分子那种站在抽象的道德或真理高地进行言说，而是深入到具体的专业领域，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发挥作用。

教师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他们在教育改革、学生发展、社会阶层流动等政治和社会相关的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教师能够通过课程设计、教育方法的选择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认知，进而对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作用。

在一些社会变革时期，教师还可能参与到教育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为改善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等问题贡献力量，其决策和行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医生

医生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生的专业判断和建议成为政府制定防疫政策的重要依据。

他们参与到医疗资源的分配决策中，比如决定哪些地区、哪些人群优先获得疫苗、医疗设备等资源。

同时，医生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对医疗伦理问题的处理，如临终关怀、器官移植等问题的决策，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伦理和政治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专才知识分子的角色表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知识和权力在具体领域中深度结合，通过专业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依赖于普遍型知识分子那种宽泛的、脱离具体情境的理论和呼吁。

专才知识分子成为了现代社会问题解决的核心力量，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交织，推动着社会在具体层面上的变革和发展。

福柯所阐述的论辩术，是一种在政治讨论中具有鲜明特征且潜藏危险的模式。

这种模式以一套总体性的主义框架为基石，它秉持着一种绝对化的理念，即认为唯有自身所依托的这一框架才能够为政治讨论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任何不接受该框架的个体或群体，都会被视为必须驳倒的敌人，而不是可以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伙伴。

这种论辩术模式在现实中有诸多体现，并且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与宗教界的门派之见以及司法程序中的某些极端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在宗教历史中，不同教派之间常常因教义解读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将其他教派视为异端并试图铲除，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包容。

在司法程序方面，当刑事检控演变为一种片面追求胜诉而忽视真相的过程时，也会陷入类似论辩术的困境，将被告人完全置于敌对位置，而不是客观地寻求正义。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论辩术的危害更加凸显。

某些大国常常以自己所秉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绝对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等进行无端指责和强力打压。

这种行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和共同利益的考量，而是从自身的主义框架出发，将其他国家视为异己，强行划分阵营。

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阻碍了国际合作的正常开展，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在国内政治环境中，论辩术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

当不同政治团体或群体过于执着于自身的理论框架，拒绝与其他群体沟通和妥协时，社会就会陷入内耗和对立，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和发展合力。

福柯深刻地指出了论辩术的“贫瘠化”效应。

这种模式很少能催生新的思想，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关闭了与其他观点交流融合的大门。

当人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真理，并将其作为政治活动的依据时，哪怕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许可，都可能带来极大的危险。

历史上苏联的语言学或基因学论战就是惨痛的教训，最典型的就是李森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污蔑。

当一种单一的、绝对化的观点占据主导，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也会因此停滞。

与论辩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问题化的政治讨论模式。

问题化并不忽视论争中所涉及的主义框架，毕竟这些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进行政治思考的重要理论资源。

然而，问题化的核心在于从问题本身开始思考，而这些问题往往来源于我们在社会中的切身体验，并非是从主义框架中直接衍生出来的。

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讨论中，问题化模式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意义。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这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复杂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如果按照论辩术的模式，可能会有部分国家或群体从自身的某种理论或利益框架出发，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或者将责任完全推诿给其他方。

但在问题化的视角下，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某一个单一的理论或政治框架内。

这个问题涉及到环境科学层面，如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气候变化的科学模型预测等；

同时也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包括如何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以及如何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在社会公平方面，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群影响不同，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而减少碳排放的措施也可能对贫困地区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保障社会公平；

国际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维度，各国在减排责任分担、国际气候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需要进行协商与合作，这涉及到国家主权、国际利益平衡等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

在这种问题化的讨论模式下，不同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都可以参与进来。

各方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际体验出发，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多个框架中进行思考，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某一种模式或理论能够提供完整的答案。

这种多元的、开放式的讨论促使人们寻求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共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如教育改革、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问题的讨论中，问题化模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鼓励人们从实际面临的问题入手，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思维定式，整合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促进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这种模式反映了现代社会话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福柯所提出的论辩术和问题化这两种政治讨论模式，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话语和政治实践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论辩术警示我们要避免陷入单一、僵化的思维框架，而问题化则为我们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指明了积极有效的思考方向。

关于社会问题，福柯说了很多。

既提到了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又提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福柯自己，他自认自己就是一个专才知识分子，但是他并没有广泛地承担专才知识分子在社会体系中承担的那种特定责任。

他更应该被称做──尽管他自己从没用过这个词──一位“批判知识分子”，既不以普适原则的权威身份说话，又不借重特定的社会或政治职责，而只是凭借他的历史学识和分析技巧来言说自己。

既不是“妄言永恒存在的人”，又不是“生与死的战略家”

批判知识分子只提供思维工具──对战略可能性和策略可能性的清醒认识──以供那些政治战壕中的斗士作战使用。

本文章内容框架，来自牛津通识读本《福柯》一书。

关于政治，我们不方便说得太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该书进行阅读，或者对福柯的政治之路进行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