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刘恒于1997年发表在《中篇小说》上的作品，最早刊登在《北京文学》杂志，与刘恒之前的《黑的雪》（后改编为《本命年》）等沉重、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刘恒是北京人，早年生活在北京西单灵境胡同一带的大杂院里，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普通市民的住房紧张、生活拮据、兄弟姐妹挤在一间小平房里的真实处境。他年轻时为了结婚，把老家院子里的葡萄藤砍掉，在六平方米左右的违建房里铺水泥盖婚房，没想到葡萄根生命力顽强，从水泥地下面拱出来，把地面顶裂。这个真实经历直接影响了小说和后来电影版本张大民的房子里有棵树的情节。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原名本为《加减乘除》，意指张大民在生活开支上的记录，刘恒试图写出一个很抠门的男人对于钱的热爱和困惑，以及钱和生活琐事对他的折磨。这个主旨贯穿了张大民的人生，张大民对生活的自救来源于「贫」，即一种具像化的乐观主义。写这部作品时，刘恒已经人到中年，不再有年轻时的愤怒和沉重，所以笔调转为轻松温情，他试图用某种规训后的宽容眼光来看待世俗和一个普通小市民生命韧性。

杨亚洲版本的《没事偷着乐》将主角张大民改为天津人，增加「贫」的浓度，又因为是电影版本的关系，天津话在逗乐上更胜一筹，能迅速交代人物背景，仅是为了设定。北京亦或天津，不再是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和辐射地，而是胡同人格的容器。

张大民需要改变家里家具的布置方式来容纳一家六口人的生存空间，这是北京胡同里空间狭窄的造影，在资源极度有限的环境里，人情高度密集，隐私权稀薄，这会孕育出一种生存型幽默人格，张大民没有资本和权力，没有上升通道，生存在家族和社会的夹缝中，因此他必须用语言制造尊严。张大民调侃邻居和自己，并非出于搞笑，而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张大民需要在心理层面重构现实，再加以解释，把「苦日子」活成「乐子」，这种象征性补偿变成认知调节。张大民因为在胡同里修整住房，与邻居发生冲突，之后挨打，去医院时让护士务必「多缝几针」，回到胡同里底气变足，在胡同小孩的追问下嘟囔着「不就是十针嘛」，暗示大家自己的委屈，并以宽慰的口吻利用对方的愧疚请求邻居可以帮忙和泥盖房子。

在胡同里所有的冲突都是公开并可以围观的，张大民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 —— 嘴上永远不认输，尽管心里需要认命。「幸福生活」的定义逐步在压缩，只要有地方住，人还活着，日子就能过下去。「胡同人格」在宏大叙事下基本都是失败者，因为「存活即胜利」已经成为张大民的价值体系，张大民需要在胡同叙事里游走于困难中，并保持人格的完整。在云芳和出国归来的同事聚餐之后，收到了礼物和美金，张大民想出在送机时归还，并甩出几句颇损的片汤话来调侃云芳同事，张大民没有成为更好的人，幸运的是，张大民也没有变坏。

「没事偷着喝乐」的关键字在于「偷」，在儒家的伦理框架中，家庭是命运的共同体，家庭是最基本的伦理单位，家庭成员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镶嵌在亲情网络中共生。张大民的痛苦根源绝大多数不是来自社会压力下的自我困境，而是家族结构里的关系压力。张大民偷出来的快乐不是自我实现的成功，恰恰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缓和。这是非常东方的幸福观念 —— 幸福来自于关系稳定和情绪平衡。

「偷着乐」是中国式存在主义，张大民不能改变世界结构，但不得不改变情绪结构；张大民无法逃避，他需要一种在无法掌握命运之余偷个懒，再去低烈度反抗。加缪讲究「真正的反抗是活下去」，张大民不仅要活下去，还必须活得有点趣味。张大民不能像强者一般去改变世界来证明自己，只好用适应社会来保全自己。「偷着乐」是一种弱者的道德，张大民需要开着玩笑把无力改变的处境扭转为精神优越，但偷着乐又不是自我安慰和矮化，这种姿态消极却温暖，张大民没有被动接受局限，而是主动选择乐观，这是诚实。

某种所谓的意义其实只是行动之后的幻觉和副产品，并不是行动的前提。张大民的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时候不是在被生活欺骗，而是在生活质问时明知故犯。如果兴奋和快乐需要「偷着」来获得一丝快慰，则证明快乐本身是一种违规，张大民在符号秩序中没有合理的享乐位置，《没事偷着乐》则把这种别扭的结构合理化。偷着乐不掺杂着虚假，反而是人无力改变时对创伤掌控的最低主权，偷乐是最为合理化的叙事。

《没事偷着乐》是九十年代末中国普通人精神状态的心酸画像，小说里反复出现「从此他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每一次幸福的后面又是更大的波折，小说最后一句是「谁也无法阻止张大民用五彩油漆来粉刷他们的幸福生活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是油漆味儿的」。电影结尾时张大民因为钱不够，让云芳和小树坐缆车，自己背着母亲爬山，他们在铁道汇合。从那一幕开始，张大民没再开过一次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