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结束为期一年的出国交换，从伦敦飞回北京。还在西伯利亚上空时，就收到了张老师的微信：你下飞机给我电话，你师兄在站上五天没有消息了。

如果科研分小作坊和正规军的话，我们组绝对是后者。我有几十个师兄，有的在做博后，有的去了公司，还有的已经找到了教职。他们大部分我都不熟，只有一个师兄我最熟，张老师指的就是他。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年级只差一级，还一起在剑桥待过几个月。但这都不是我和他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总找他帮忙。每个像样的课题组里总会有这样一个学生，同级还在阿巴阿巴的时候他已经子曰诗云了。师兄就是这种人，我第一次参加组会时就看出来了，此后四年便逮着他可劲薅。论文看不懂找师兄，软件装不上找师兄，代码写不对找师兄……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薅他，全组学生都在薅他。我甚至怀疑我们这个小领域全国至少一半的研究生都找他帮过忙。他还没毕业就有30多篇文章。当然，绝大部分不是一作，是他帮的忙。他年初结束交换回国，那时起我们的联系逐渐变少。一方面是因为时差，另一方面是他心血来潮，经常跑去我们组在贵州深山里的观测站待着。我们组在那里有一台和FAST差不多的望远镜。但是诸位读者恐怕没有机会见到了，因为它已经在一次雷击后坍塌了，这就是我即将要讲的故事。各位也不可能在任何公开的消息中找到这台望远镜的痕迹，因为它是部队建造的。关于本文泄密的问题，各位也不必担心，文中关于此事的所有信息均和事实有一定出入。何况部队的任务在坍塌之前已圆满完成。

事情还要从我研一的时候说起，那年我在雁栖湖校区上课。有一门课叫“射电望远镜设计与实现”，同学们有机会动手搭望远镜，因此名额有限，非常抢手。抢课最重要的是网速，大家为了网速各显神通，甚至出现了图书馆二楼哪个角落的网最快这种校园传说。我那时忙着谈恋爱，无暇寻找网速快的角落，自然抢不过人家。我把这个倒霉的消息告诉了张老师，没想到我们组的几位老师跟那门课授课老师很熟，最后我“走后门”选上了这门课。

没想到的是，原本的授课老师喜提了一个大项目，去新疆了，于是就请我们组的几位老师轮番代课。这下可好，我是一秒也不敢开小差了。过了几星期，教室后面多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带着眼镜，坐姿笔挺，每节课都认真做笔记。不知为何，他俩的出现让我更加严肃紧张。就这么在组里老师和解放军叔叔的眼皮下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学期，期末成绩竟是各门课中最高的。

后来我偶然得知，那两个解放军叔叔来自同在怀柔的某部队院校。他们要为星际航行试验通讯技术。大概就是用大望远镜往天上发信号，看看航天器能否收到。为了节省时间，控制风险，他们打算直接复制一个缩小版的FAST。负责FAST的几位老师不仅太过繁忙，而且万众瞩目，如果他们投身了另一个项目，难免让外人察觉，有泄密的风险。于是部队的人打算请国家天文台其他团组的老师和学生帮忙。正巧遇上我们组的老师来代课，在和台领导沟通后，这个美差就落到了我们组头上。具体的建设和运行由部队负责，我们只做参谋。等军事任务完成后才对外声称开始建造，“建造期”为三年。这三年由我们负责改造这台望远镜，大概就是换上搞天文要用的接收机之类的。如果改造提前完成，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独家使用这台望远镜收集数据，三年期满后交由国家天文台统一管理。我的专业是天体物理，有人称为“搞科学的”，另一些同学的专业是“天文技术与方法”，有人称为“搞技术的”。参与这项秘密任务的主要是我们组“搞技术的”同学们。我和师兄均没有涉密。

我出国前，部队的任务完成，望远镜正式转为民用，我们开始着手改造。这时候最需要人，于是我这个所谓“搞科学的”也被拉过去打杂。实际上，由于我对仪器设备一窍不通，基本没帮上什么忙，当地的米粉、腊肉、脆哨等美食倒是吃了不少。那时有个“搞技术的”同学跟我说，这台望远镜的电磁环境好得不正常。FAST频谱中常见的RFI在这里都看不到，在1100MHz到1400MHz频段的导航卫星信号竟然完全没有。他们先是怀疑仪器出了故障，一番检查后无果，转而怀疑是部队的人显了神通，反复追问仍是无果。最后有个同学提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猜想，有人把通过贵州上空的GPS，伽利略和GLONASS卫星全打爆了……但是没有人当真。那时每个夜晚我们都在控制室外的空地上吃烧烤，每个人都对这台望远镜寄予厚望。火光所及之处欢声笑语，火光之外是静默漆黑的大山。我们围着中央的篝火，仿佛一个飘荡在宇宙中的星系。

我回国的时候，望远镜已经投入科学运行。得益于技术进步，这台望远镜可以根据设定的程序自动开展巡天观测，大部分时间里望远镜旁边都无需派人值守。只需定期派人到机房更换硬盘。修改观测程序或监测望远镜状态都可以在远处的控制室完成。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已知或未知的射频干扰。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些人已经魔怔了，对任何一点来自地球的电磁信号都深恶痛绝，以至于到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但这也怪不得我们，人类要以自己的渺小丈量宇宙的深邃，日日蚍蜉撼树，很难不魔怔。何况我们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按照最初的计划，至少有一名同学或老师会值守在控制室里。但是没过多久，未经任何正式的讨论或表决，值班的地点就变成了附近的克度镇。想必是因为这台望远镜的表现实在太过出色，没必要时刻看着。

我一下飞机立马拨通了张老师的电话。他跟我说，大家处理数据时发现某些时刻的数据特别差，但没人知道造成这一问题的确切原因。毕竟好的数据大都相似，烂的数据则各有原因。

师兄怀疑有什么东西在望远镜上面和主反射面之间形成了“驻波”。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我们常见的驻波源于信号在望远镜反射面和其他部件之间的反射，当主信号与次级反射信号满足干涉条件时，就会在接收到的连续谱背景中激发波纹结构。通过波纹结构的周期大致可以推算出导致“驻波”的物体和反射面之间的距离。最常见的罪魁祸首是馈源舱。师兄推算这次的来源比馈源舱还要高一些。因此决定到望远镜现场亲眼检查一下。我翻看了我们课题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师兄的确在群里发了几张图，并进行了分析，但我没有看懂。我对他的高见往往是一头雾水，他对我的谬论却总是一针见血。

师兄一个月前就到了，站上没有任何通讯信号，他每天开车回到镇上和张老师联系。我猜也许他只是懒得往返折腾，在站上住下了。但我还是决定马上去看看他，因为他向来不注意自身安危。

我们在剑桥时他跟我说：“人总是要死的，所以要趁活着给世界留下一点贡献，比如论文。”

我与之相反，我谨小慎微，无比惜命。我想活，活着才能看到答案。

这几天组里大部分人正在开SKA科学大会，剩下的要么是新生还没去过那个地方，要么不了解师兄的行事风格。我索性独自飞往贵阳。落地后直奔平塘县克度镇，组里在镇上租了一间民宿作为我们的值班室。我输入密码开门，屋里空无一人，东西却收拾的井井有条，像是做过大扫除。按照我们的规矩，每个来此值班的人在离开前都要做一次大扫除，以便下一班入住。我想，难道师兄回北京了。但是楼下的工作车少了一辆，应该是他开走了。我翻出车钥匙和一些必要物资，开另一辆工作车进山。

为了赶工和保密，从镇上到观测站并没有铺装路，只有卡车压出的土路。这对汽车兵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我却是极大的挑战。为了翻过这几座山，某位神通广大的同学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三辆手动挡的破丰田。我上一次见这种车还是在藏区的一个庙里，车上挂满了五彩哈达。我早忘了怎么开手动挡的车，一路走走停停，到达控制室时天色已晚。

控制室外的空地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师兄恐怕不在这里，这意味着我还要继续深入。但是我打算在此过夜，天亮以后再启程。一来这一路的颠簸让我浑身酸痛，二来我觉得晚上开车不安全。我好像听谁说过，控制室所在的山头距离望远镜只有三公里。中间相隔的大山屏蔽了外部的一切电磁信号，保证了优异的电磁环境，也让这段路难于登天。

我掏出钥匙，打开控制室的大门，用手电照了照，里面空无一人。桌上放着一个篮球。我不由得感叹，师兄也太爱打篮球了。这里既没有篮筐也不可能有人陪他打球，他把篮球带过来干什么？但是我随即想起，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师兄偶尔会突然凭空比划几个篮球动作，有时是后仰跳投，有时是胯下运球。拿着球比划总比无实物表演强。我检查了控制室的每一个房间，均不见他的踪影。走出屋子，天已经黑透，夜晚的深山让我害怕。我打算在车厢里过夜。这车只有两个座位，后面全是空的，平时用来拉物资设备，现在让我睡觉正合适。

我关上手电，把背包枕在头下，试图让自己入睡。但我失败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我朝左翻身，又朝右翻身。我睁开眼睛，我睁开眼睛了吗？我的内心升起疑问，这个问题随后变成了一千根扎在我的后颈的针。我赶忙摸索手电，我的手碰到了手电，把它打飞了出去，手电碰撞到车厢壁，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整辆车都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不，是整座山，不，是群山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什么声音？我慌忙去摸，我抓住了，按钮，按钮，按钮，咔嗒，我打开了手电。还好，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打着手电找回了自己的理智。刚才的轰隆隆是远处的雷声。这里太静了，如果没有这阵雷声，我唯一听到的就是自己的耳鸣。这里太黑了，不仅没有灯火，连月亮和群星不知所踪。在这里，听人和聋人，视障者和视健者全都一样，唯有意识在颅内回响。

要下雨了。

我随即坐起来，爬到驾驶座上。如果下雨，山路会更加泥泞，以我的车技肯定无法开到望远镜旁。我必须趁下雨前赶到望远镜旁，如果师兄不在就赶快出来。这荒山野岭中唯一的路连接着望远镜和控制室。虽然距离上次到访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我对这条路还保留着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应该先驶下这个山坡，再经过无数个上山的U型弯和下山的U型弯，就能抵达望远镜。

我发动汽车，卤素灯射出两束暗黄的光柱，像两只手拼尽全力把厚重的夜幕拨开一条缝隙。现在回想，那晚发生的怪事，此时已早有端倪。可是经历过这一切后，我已经不知道是我产生了幻觉，还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开车经过第一个U型弯时，我看到向正前方的密林里还有一条笔直的路。两条路宽度一样，都是被大车压实的土路。我没有多想，依然凭借记忆掉头上山。在第二个弯道，我又看到了通往另一个方向的岔路。此后的每一个弯道都有一条岔路，每一条路都一样宽，一样黑，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通往未知的时空。有些岔路甚至更加平坦，我一度怀疑这些岔路是在我出国期间新修的，它们也通往望远镜。然而，如此多延伸向各方的岔路不可能都通往望远镜，也许其中有一条是捷径，可我无从分辨。我只能凭借自己的判断选择那条上山的路。越往前走，我心里越慌，或许我已经错过了正确的路口，或许前方是死路一条，又或许我已经到达了某个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等大雨引发泥石流，我将被掩埋山下。也有可能在某个山头上陷车，然后饿死在这里，为这座无名山头增高两米。死亡的恐惧已经淹过了胸口，我呼吸困难，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便开始学着电影里的人回忆自己的一生。

据大人说，小学时的我总是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把我引向了宇宙。我从大人口中得知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地球在太阳系，太阳系外有银河系，银河系外有一百个银河系（那时一百就是我所能理解的最大数字）……这些星系组成了我们所在的宇宙。浩瀚无垠的宇宙始于一场大爆炸，今天还在变得越来越大，像一个膨胀的气球，我们就是生活在气球皮上的人。这种说法让我感到不安，是谁在吹气球？假如有一天气球爆掉了怎么办？对气球爆炸的担忧使我夜不能寐，可是身边的大人无一能解答我的问题。他们只好说：你长大研究物理去吧。然后顺势把话题引到好好学习上。他们的引导奏效了，我的小学成绩一直很好。那时我们实行划片区入学，我家那片的初中很烂。于是我的父母多方打听，得知区重点初中有一定的自主掐尖名额，又烦人托撬帮我联系到了初中的校长，拿着我的成绩单和一摞奖状外加若干礼品登门拜访。最后把我塞进了重点初中。

我还算争气，毕业后考入了重点高中的竞赛班。选拔考那天，大约有两百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做题，但是没人监考。卷子上的题我一道也看不懂，明明中考时惯性还不是力，怎么问我惯性力朝哪个方向？我心想这一点也不公平，我不能被这样一场超纲的考试拒之门外。于是我就抄旁边同学的卷子，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作弊。

我的大学是本省一所老牌985，但我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城市规划专业。给领导送不少礼才转到物理系。那几年凝聚态物理火热，有个一个做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的老师非常厉害，我就投到了他门下。读了两年，实在是对凝聚态提不起兴趣。有一天，一位上海天文台的老师来我们学校作报告，儿时的疑问重新被唤起。我决定研究生转换方向，去读天体物理。我那时的导师很好，不仅没有将我扫地出门，还鼓励我遵从自己的兴趣。可惜他不认识天体物理领域的老师，只得我自己联系。于是我就上网给国家天文台的老师发邮件，希望去那里实习。只有一个老师回复了我，就是张老师。

车翻过了山顶，眼前的路转为下坡。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至少目前没有走错。

我开始设想前方未至的道路。我要找到师兄，然后尽快毕业出国做博后。土鳖已经不值钱了，去海外洗个澡变成海龟是唯一的出路。然后申请海优。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杰出青年或者优秀青年，或许学术界已经没有普通青年的容身之处了。为了某天可以回答儿时自己的追问，我必须继续向前。设想一下，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像孙连成一样沉迷夜观天像。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务正业，除非他是某个天文系的教授，或者某个天文台的研究员。

我又想起了我的课题。这是第一个我自己提出的课题。我的能力远不足以独立开展研究，这实在是迫不得已。原先老师们商定的课题需要使用南非望远镜的数据，而对方仅愿意共享有限的数据。我在剑桥只有一年，不能浪费这宝贵的机会。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无需更多数据的研究。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有价值，也不确定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我经常担心自己在某个细节上由于学艺不精而疏忽大意，导致目前的结果全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科学研究需要试错，可我的人生恐怕经不起试错。

我不能停，我必须前进在正确的路上，尽管我无法确定哪条路才是正确的。空气逐渐潮湿，我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这时，我的车轮轧上了沥青路面，是机房前的停车场。我到了。师兄的车就在前方。但车里没人，副驾放着几张草稿纸。我打着手电四处查看，还是不见他的踪影。我又往里跑，呼喊他的名字，没有回应。望远镜边缘有一圈检修用的走廊，扶手是钢管，地板是菱形纹路的钢板网，有些地方距离地面有几十米高，如果摔下去恐怕凶多吉少。我一边走，一边用手电筒透过钢板网向下照。钢板网随着我的脚步颤动，让本就恐高的我双腿发软，我只得用另一只手抓紧钢管，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没带手表也没带手机，刚挪了半圈，天空中开始飘雨，远处的云层开始闪光。我强迫自己快点挪，我怕闪电击中望远镜会把我电死。又挪了大约5度，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被电死，因为我手里的钢管和脚下的钢板网没有电势差，电流不会流经我的身体，就像高压电线上的鸟。恐高战胜了触电的风险，我又放慢了挪动的脚步。

等我沿着望远镜走完一圈时，天空开始电闪雷鸣。我跑回车里躲着，据说车身是个法拉第笼，可以保护成员不被雷击。不一会儿雷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瓢泼大雨，我坐车里又累又困，听着雨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敲击声把我惊醒了，我一看，一张人脸贴在我的车窗玻璃上。

是师兄。

我赶紧给他开门，他坐到副驾上，手里拿着几张草稿纸。我问他去了哪里。他没有回答，只顾把那几张草稿纸放到手套箱里。

他说：“这是FRB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已经发现的和未来发现的所有FRB，你拿去发。”

我当时只顾着问他这几天的情况，丝毫没察觉他这句话的诡异。他叫我放心，他只是在这里思考问题。

“这片山区很玄学，”他说，“你心里有什么就能遇见什么。”

我看他全须全尾，就不再担心，跟他说先睡觉吧，等出去了给张老师报个平安。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境总是难以描述。不仅因为场景快速变化且毫无逻辑，更是因为在梦里人总有一种先验的认识，哪怕这种认识和所见所闻并不相符。好像有人把这个世界的设定预先输入了我们的大脑。比如眼睛看到的是一只青蛙，大脑却知道青蛙是王子。梦的残像如同在数学考试前对标准答案的匆匆一瞥。梦醒时分，我们只能复述最终结果，却无法写下推导过程。

我梦见我和师兄站在望远镜的正上方，脚下却空无一物。我问师兄这是怎么回事。师兄说来不及了，问我要不要来。在梦里，我知道他指的是去外星访学，虽然我没看见任何飞碟。我摇摇头，因为我还没有申请去外星的CSC补助。

师兄说：“好吧，等我回来跟你说。”他往前走了几步，我几乎看不到他了。

我连忙问：“你怎么回来？”

他说了什么，但我没有听清。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耀眼的金光。

我睁开眼，原来是天亮了。身边的座位上空无一人。我下车四处寻找，雨已经停了，却不见师兄的踪影。他的车里没有人，也没有草稿纸。我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分不清哪件事是梦，哪件事是现实，也许两者都是梦，也许两者都是现实。我跑回自己的车里，打开手套箱，看到了那几张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公式，字迹潦草。

我开车返回镇上，路上并未发现任何岔路，路面也干燥坚硬，仿佛暴雨仅限于望远镜上空。我向张老师报告了我的经历，他对我的精神状态表示担忧，让我好好休息。他们正在组织更多人去山里搜救。

我回到北京，开始仔细研究那几张草稿纸，这混乱的字迹和跳跃的思维确实像出自我师兄之手。我没有完全看懂，但是仍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

我努力回忆那晚的经历，希望能想起师兄最后一句话，我依稀记得他在那句话里提到了一个地点。也许我们能在那里找到一些线索。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并非没有听清，只是记忆在醒来后迅速消退了。可是我越回忆，这个梦的内容就越模糊。我只好趁它完全褪色前把这一切写了下来。

参与搜救的同学后来告诉我，那晚之后，望远镜悬吊馈源舱的铁塔全部坍塌。师兄仍然下落不明。

2025-12-04，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