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社会科学已经有充分的理由重视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而生物科学的某些分支似乎也展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它们正以更为灵活的视角接纳社会进程与文化演进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这些转变促使学术界的两大阵营在“有机体的社会价值（social importance of the organic body）”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而这一共识有助于提升来自不同学科的解释所具有的价值。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社会过程和生物过程相互依存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得到了语言、情感等人类基本能力的支持。这些能力虽然基础，但对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语言的发展对促成了文化繁茂与经济繁荣的合作而言至关重要。于个体而言，这一发展不仅需要舌头、声带、喉部等生理发声器官的参与，也离不开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激发与引导。情感对于塑造亲密关系而言弥足重要，它既对人类察觉并应对危险的能力起着重要作用，又能展现出社会与生物的双重维度。例如，当有机体感知到威胁时，便会激发战斗或逃跑反应（The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1]，通过肾上腺素的增加、血压和心率的升高以及警觉性的提高，使个体自动（automatically）为行动做好准备。然而，人们对这种生理反应的诠释、亲历者的主观感受，以及其在事中和事后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因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当事人所接受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类型——是更偏向男性化，还是更偏向女性化——就是影响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人类社会与生物维度的关注与日俱增。如果说这一趋势凸显了身体研究的跨学科潜力，那么，之前为此奠定基础的种种尝试就更不该被我们忽视。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19世纪法国最为重要的生物学理论家之一，他着重论述了个体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间的相似性。此外，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以及20世纪初的其他实用主义哲学家则对我们身体习惯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剖析。他们指出，这些习惯是作为促进生存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其结构基础源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注意力和思想起着引导作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该领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这位拥有医学学位并在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的学者对经验（experience）颇感兴趣。然而，这些作者在强调习惯具有有机基础（organic foundations）的同时，也主张我们的习惯受社会关系塑造，可通过个体的反思和行动加以审视和改变。

身体研究领域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那些将人类存在的肉身性（enfleshment）凸显为社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社会学家与生物科学家在研究志趣上展现出的部分趋同。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促成了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然而，关于“何为身体”这一问题却迟迟未有定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身体变得愈发具有可变性（malleability），愈发难以捉摸。

随着研究者的不同，身体的意义、形态与价值也会发生转变。对于关注女性在社会中被压迫处境的女性主义者而言，身体是承载统治与压迫的载体；对于致力于制定符合地球生态承载力的生活方式和政策的人来说，身体是审视政治现状的标尺；对于关注老龄化问题的人而言，身体则成为了关乎护理成本的核心议题。对于意图提升自身在消费社会中地位的人来说，身体是个人身份的标志；对于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来说，身体是监控"危险他者"动向的手段；而对于志在消解肉体与机器边界的人而言，身体是可以通过技术增强和手术改造来提升人类能力的方式。在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下，身体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获得了不同的关注，体现了不同的价值。

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并非新事。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许多人都认为人体内部存在蠕虫和蛇状生物，这引发了人们对物理有机体（physical organism）稳定性的长期忧虑。信徒们对复活以及天堂与地狱中未来命运的担忧，使他们在思考身份与身体的关系时充满焦虑。然而，当代讨论身体问题的“座上宾”数量众多，这让身体的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单一的信仰体系或学科预设。由此，许多人眼中的“原初事实（brute facts）[2]”成为了激烈争论的焦点，即：人类既拥有身体（having bodies），能通过身体进行活动；又是其身体本身（being bodies），不可避免地受到身体的限制。在关于性别差异的生理基础的辩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

[1] 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或称战斗-逃跑-僵住-讨好反应（Fight-flight-freeze-or-fawn），亦称过度唤醒（hyperarousal）或急性应激反应（acute stress response），是一种在感知到有害事件、攻击或生存威胁时所发生的生理反应。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于1914年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并于1915年将其描述为“战斗或逃跑的必然需求”。该理论认为，动物通过交感神经系统的全面放电（a general discharge of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来应对威胁，从而为战斗或逃跑做好准备。具体而言，肾上腺髓质（adrenal medulla）会产生一系列激素级联反应，最终分泌出儿茶酚胺类物质（catecholamines），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和肾上腺素（epinephrine）。雌激素（estrogen）、睾酮（testosterone）和皮质醇（cortisol）等激素，以及多巴胺（dopamine）和血清素（serotonin）等神经递质，也会影响生物体对压力的反应。此外，骨钙素（osteocalcin）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该反应被认为是全身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的第一个阶段，该综合征负责调节脊椎动物及其他生物体的应激反应（stress responses）。

[2] 在当代哲学中，原初事实（brute fact）是指无法用更深层、更“根本”的事实来解释的事实。解释一件事物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或者说明其“成因（brought it about）”，或者是在一个更“根本（fundamental）”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描述。例如，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只猫，通过屏幕金属部件中的特定电压来更“根本”地解释；而这些电压，又可以通过某些亚原子粒子以特定方式的运动来更“根本”地解释。如果人们持续以这种方式解释世界，并最终达到一个无法给出更“深层（deeper）”解释的节点，就能发现一些原初地或无法解释的事实——因为我们无法为这些事实提供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解释。换言之，世上可能存在一些“仅仅是其所是”的事物（some things that just are）。

对原初事实存在的否定意味着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为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