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迪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时候是1990年的某一天，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里。那时候，这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向我发来了再见他一次的邀请，这让我实际上有点惭愧——先前我写作有关二战时期苏联装甲部队的书籍的时候这位老人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而现在我觉得我有了机会来报答一下他，于是我答应了。

说来惭愧，迪米特里和我的关系仅限于军事著作的帮助人，我并没有怎么打听过他的私事，以及为什么一位苏联老红军会在以色列呆上这么久。也许这个机会就在我的眼前，迪米特里将在他一生的最后时刻揭开他的秘密。抱着这种心情，我走进了他的病房，老人看起来神色很不好，很显然他的一生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差，在这个小国家呆了几十年后，我终于要告别我的这一切了。”他缓缓地说道，看起来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你看到了，我无妻无嗣，认识的人里也没有几个值得托付的。算了，本来我也没指望你帮上什么，今天就当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我好像还没讲过我自己的故事对吗？”我点了点头。

“那算你默认了。”老人吃力地说道，于是这位迪米特里老人的故事就开始了，而这也是我希望呈现给其他人的。

1943年7月15日，库尔斯克北方前线。

在这片绿色的旷野上，五辆瓦伦丁VII坦克正排成一字形前进，卷起一阵阵黄色的尘土。这是按照租借法案从加拿大提供给苏联的坦克，它的火力不强，只有一门40mm口径的2磅炮，还只能发射穿甲弹，它的速度相比于T-34来说也确实很慢；但是，甚至让英国和加拿大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却从海外获取了大量的瓦伦丁坦克。鉴于T-70轻型坦克的表现糟糕，他们决定彻底停产所有轻型坦克，完全依赖于租借坦克来承担轻型坦克的任务，作为一种防御能力还算不错的坦克，瓦伦丁在这种任务方面还是有一手的。

打头的坦克里，炮手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似乎对这辆瓦伦丁坦克还是有些不满，他在一路上抱怨个不停：“见鬼，这家伙的炮还没我自己那门粗，这速度跟蜗牛没什么区别了。哦还有，迪米特里同志，你真觉得我们可以靠一挺机枪而不是高爆弹去打败一群步兵？”

“想想我们过去开T-26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指挥官兼装填手迪米特里说，“别抱怨了，同志。而且他们说好马上给我们换装57mm炮的，据说某些单位都用上了。”

“瓦伦丁，这坦克的名字还挺浪漫的。”坦克的驾驶员塔蒂亚娜·哈尔科娃说，“难道这种坦克是在情人节定型的吗？”

“不知道，不想关心。”瓦西里说。

说实话，这辆瓦伦丁坦克确实不舒适，它的两人炮塔相当狭窄，座位就像是监狱里的铁板凳，毫无舒适可言，坦克移动起来的颠簸更让人感到堪比晕船的眩晕感。就像一条老旧的帆船——而且帆船上至少还能用指南针，但是在这堆颠簸的钢铁里，连指南针都没用。

迪米特里站在炮塔外，举起望远镜观察远方，一道道烟柱从地平线上升起，他看到苏联的T-34们正在向一群“虎”重型坦克冲锋，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靠近到可以从侧面攻击的距离，而很多坦克自然没有抵达那个位置。也许开着瓦伦丁的好处之一就是不用参与那样的冲锋，也许。

但是他终究是个坦克排长，他不仅要为剩下的战友们负责，也要为和自己同处于一辆坦克内的战友负责。瓦西里是个年轻气盛的炮手，虽然有时候会牢骚几句，不过关键时刻还是很可靠的。他们相识已经有一年了，这个小伙子从来没有让迪米特里失望过。

而驾驶员塔蒂亚娜则有着颇为传奇的故事，她来自一个多子的家庭，在1938年认识了一位坦克军官，三年后二人结婚了——在这几年间，她和丈夫住在一起，也顺便学了装甲车驾驶技能。当丈夫在列宁格勒战死后，她把本身就不富裕的家产倒卖一空，为军队购买了一辆T-26坦克，并且表示自己希望驾驶着它为夫报仇。在这之前她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军队，所以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她成为了那辆坦克的驾驶员，而指挥官就是迪米特里。这是他们两人的首次相遇，而这辆T-26则很不幸在遇到瓦西里前被摧毁了。

迪米特里不认识塔蒂亚娜的丈夫，她也没告诉过他的名字是什么。不过她可是模范人物，迪米特里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父亲是最早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他的故事是小迪米特里睡前常听的。但是在1937年，父亲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北极圈的某个地方，还好这对迪米特里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依然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我的父亲有黑历史，而她可是模范宣传人物，战斗英雄！迪米特里每次都会用这句话打消接近塔蒂亚娜的念头。

瓦伦丁坦克们缓缓驶上了一处斜坡，就在它们抵达最高点之前，迪米特里下令所有坦克停下。他看到视野内一列III号坦克正在推进，随后是装甲掷弹兵们和他们的半履带车，然后还有一些IV号坦克和自行高射炮在队伍的后方。光看数量的话，瓦伦丁们完全没有优势，不过迪米特里表现得很冷静，他将敌人的位置报告给了战场指挥。现在只需要等待一群伊尔-2和图-2来把德国人炸上天就可以了。

他们果然来了，伊尔-2强击机，被德国人称为黑色死神的战机。空中突然充斥着发动机的尖啸声，德国人拼命离开敞篷的半履带车，在坦克下方躲避，高射炮不断喷射着火舌，但是依然有许多德军战车被炸毁了。然而也就在这时，一群Bf-109也出现在空中，它们用30mm炮蹂躏了伊尔-2，迫使这些攻击机匆匆撤离，没有及时逃脱的都被击落了。

“我们的战斗机死哪儿去了？”3号的指挥官大骂道，“不管了，我要教训一下这些混蛋，开火！”

砰！瓦伦丁的火炮对准一辆III号坦克开火了，但是没有命中。这下刚才被炸得抱头鼠窜的德国人突然发现了这群瓦伦丁坦克，那些大难不死又憋着要给弟兄报仇的德军坦克兵一个个发动了自己的座驾开始射击这些瓦伦丁坦克了。

“打它们的发动机！”迪米特里大吼，他的坦克也开火了。虽然德国人的IV号坦克火力更强，但是瓦伦丁们处于高处，又是将大半个车体藏在斜坡上。而且它们总是攻击德国坦克的发动机，不一会儿，剩下的坦克也一辆辆起火了，坦克组员只好逃离。

“差点坏了大事。”迪米特里说，“好了，同志们，前进！”

一路上他们并没有遇到其他敌人，但是在这片长满青草的旷野里，坦克缺乏掩护。另外，天气也开始起雾了，所以他们依然需要小心翼翼，距离侦察任务的最终位置也不远了……

这时，平坦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一道树丛。“2号，前方有可能的敌军力量吗？”迪米特里用望远镜盯着树丛的位置，从这个方向那里只是黑糊糊的一坨东西，什么都看不清。

“没有……”不等2号说完，突然从树丛里射出一道火球，2号被击中了。瓦伦丁坦克随即被橙红色的火光吞噬了。

“敌人火力！”迪米特里大喊道。

“冲锋！同志们！”3号的指挥官大喊，他的瓦伦丁坦克开始加速了，然而对这种本来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坦克来说，即使是极速也很缓慢。

“笨蛋，这不是T-34！”迪米特里大喊，“散开，散开！攻击目标的侧面！”

转瞬之间，3号也被击中了。迪米特里的坦克对准炮弹飞来的方向开了一炮，不过似乎没有命中。但是就在这时，雾气散开了一小片，他看到了是谁在伏击他们——一辆III号突击炮，和他们的瓦伦丁一样都是用来支援步兵的战车。只不过，眼前这辆III号突击炮G型凭借着低矮的造型，已经变成了可怕的坦克杀手。

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III号突击炮开始撤退。它对准迪米特里的坦克开了一炮，击中了炮盾，炮弹被弹飞了。然后它又射击了4号，只是打坏了履带，迪米特里也向它射击了几次，都没有击中。在他们靠得足够近之前，突击炮在浓密的灌木丛里消失了。

只有两辆瓦伦丁返回了前线行动基地，迪米特里得到了下一个命令：协助展开对德军正面的进攻。这意味着他会比之前离坦克大战的中心更近，也许他会在这场恶战中丧命。但是想到他的父亲，他觉得战死其实也蛮轻松的，那个经历过俄国内战、苏波战争的人在敌人面前从来没有退却过，却在自己人手里垮了。只不过，如果非要死的话，迪米特里想，最好让自己死在前头，让瓦西里和塔蒂亚娜活下去吧。

第二天，坦克大战又一次开始了。迪米特里的瓦伦丁跟随着一群T-34发动了从侧面的冲锋，瓦西里的射击技术没有让他失望——在一轮冲锋中，他击毁了两辆IV号坦克和一辆III号坦克。战场上尘土飞扬，就像许多骑士在进行比武。在混战之中，迪米特里透过尘雾，突然看到一辆突击炮正在他的正面，朝着一侧行驶，正是昨天那辆！

“对准前面那个家伙，开火！”他大吼起来。瓦西里开了一炮，但是从突击炮低矮的车体上飞了过去。这下突击炮发现了他们，于是它开始撤退了。

“快点！哈尔科娃同志！加速！”迪米特里紧张地说。瓦伦丁坦克开始追击着III号突击炮爬上了一道斜坡。但是到了坡顶的时候，突击炮突然消失了。

“该死的德国鬼子跑到哪里去……”没等迪米特里把话说完，一发炮弹从他们的侧面射来，命中了瓦伦丁的炮塔。塔蒂亚娜感到她身后传来一阵巨响，她即使不用回头也知道，瓦伦丁被击中了。

在潜望镜里，塔蒂亚娜能看到那辆III号突击炮，炮管还在冒烟，已经没有时间了。她带着愤怒大喊道：“纳粹，去死吧！”驾驶着坦克全速冲了过去，瓦伦丁撞上了III号突击炮，对方的炮管被坦克撞断了。她从身边拿起几颗手榴弹，打开座舱爬了出去，她不顾一切冲向突击炮的指挥官舱盖，将它打开一条缝，把手榴弹扔了进去。

车体里传出德语的呐喊声，然后在沉闷的一声爆炸中停止了。

塔蒂亚娜又冲向瓦伦丁的炮塔，打开了指挥官的舱盖。坦克的炮塔已经变得烫手了，在刺鼻的烟雾中，瓦西里倒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胸前是一个巨大的血洞，迪米特里还活着，但是他的腹部也受了伤。她伸出手用力想把迪米特里拽出来，不过他纹丝不动。

“我的腿被卡住了。”他痛苦地喘息道，“太危险了，你走吧，不要管我了。”

“你说什么，同志！”她大吼道，钻进炮塔试图帮助迪米特里脱困，“你忘了从前救我离开我们的第一辆坦克的时候了吗？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坦克组员永远不抛弃彼此的吗？”

“我……我这么说过……吗？”

“快点！起来，起……来……！”她用力抬起了迪米特里腿上的负担，他也强忍着疼痛努力向上爬行，直到他们终于离开了燃烧的坦克炮塔。片刻后，坦克爆炸了，一股火焰从炮管里窜了出来。迪米特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在那之后，塔蒂亚娜一人拖着他走了一程，才遇到友军的救援队。他们将重伤的迪米特里带进了医院，他失血非常严重，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很久。最后，在一位出色的医生——爱德华·卡明斯基的帮助下，他终于从地狱边缘返回了人间。然而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医院里度过了六个月。

塔蒂亚娜在这期间短暂来了几次医院，不过由于战事吃紧，她没有多少机会亲自来到医院探望。只不过，她即使是在战场上也会给迪米特里写信，慰问他的健康状况。同时她也保证说如果迪米特里出院，她依然想让他来指挥自己的坦克。只不过，这并没有实现过。

在漫长的康复完成后，迪米特里也重新开始战斗。他有了一辆更好的T-34/85坦克，然而直到柏林被攻克，他也没有遇到比塔蒂亚娜更好的驾驶员。最后战争还是结束了，那个时候，迪米特里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军官，获得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的勋章；而塔蒂亚娜则声名鹊起，她成为了被人们景仰的苏联英雄。按理来说这个故事要结束了，但是，这只是开头而已。

战争结束后，迪米特里一直住在他的老家中，独自一人低调地过着日子。特别是当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注：简称JAC，1941年成立，1948年解散，许多成员遭到莫须有的审判和监禁）的成员被宣判的那段时间里，他变得更加谨慎，深居简出。直到1952年的一天，一个人敲响了他家的门。

来者是米哈伊尔·谢罗夫，一名国安部高官，伊万·谢罗夫的亲戚。迪米特里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在JAC案发后上门调查他的人，然而经过调查他并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最后反而让他们成为了老熟人。实际上迪米特里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协助，以他的身份大概很难逃过JAC案这道难关，所以在心里他还是蛮感谢这人的。

又过了几年了，这一次，轮到他来求助了——他的独子有一天突然抱怨自己的腿疼，谢罗夫起先并未在意，直到他拗不过自己的妻子去带孩子做了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他的儿子得了危险的恶性骨癌，扩散风险巨大。他找的医生都表示治疗难度太大，不敢揽这个活，走投无路之下他才找上了门。

迪米特里知道那个曾经让他脱离危险的医生，卡明斯基一定能帮上忙。于是他决定带谢罗夫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然而，卡明斯基和他一样都是犹太人，而在医生做了检查后，他表示如果想保命，截肢是唯一的选择。这让谢罗夫被激怒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永远坐在轮椅上，他认为是这个犹太人想谋财害命。

“听我说，米哈伊尔同志，这个医生曾经救了我的命，我的这两条腿都是他给保住的。求求您相信我，相信医生同志吧。”迪米特里苦苦相劝，“我会拿上我的荣誉担保，能救您的儿子恐怕只有他了。”谢罗夫依然不是很放心，但是在妻子的劝说下，他还是勉强同意截肢手术。在漫长的手术等待后，满头大汗的卡明斯基终于走出了手术室，手术成功了。

在经历了一套理疗后，谢罗夫的儿子终于出院了。迪米特里听到消息的时候非常高兴，他决定找一天和医生吃顿饭，答谢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距离出院才过去了两个月后，迪米特里突然得到消息，谢罗夫的儿子又进了医院，癌症已经在身体各处扩散，病情正在急剧恶化！

迪米特里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这怎么可能呢？不，一定是哪里有问题。他的心情焦虑到了极点，他听说莫斯科那边有犹太医生被抓进了监狱，罪名是试图谋杀苏联政要。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他才发现情况甚至更糟糕。

“这是谋杀！你是想让我断子绝孙！”谢罗夫在急诊室门口对卡明斯基大喊大叫，“这就是你的阴谋吗？杀了我的儿子……他才九岁啊，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

“我理解您的遭遇，但是我也给您说过，米哈伊尔同志，手术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卡明斯基低着头，“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像再出色的将军也不可能百战百胜……”

“无耻！谎言！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谢罗夫歇斯底里地吼道。

“米哈伊尔同志，他没说错！”迪米特里冲了过来，努力将两人分开，“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但是您不可以把您的儿子的病情责怪到医生的身上……”

“你们是串通好的，叛徒！”谢罗夫大吼道，“狡猾的犹太人，骗子，联合起来要谋财害命……抓住他们，给我抓住这两个人……”迪米特里这才意识到，谢罗夫是有备而来的，这时候再做什么也晚了。

国安部的干员们一拥而上，开始暴力殴打卡明斯基医生，将他打倒在地，连眼镜都被打落了。迪米特里见状大吼道：“不要打人！同志们我们不是……”但是话还没说完，他的肚子上也挨了一拳。他彻底愤怒了，那种流在体内的军人血液在这一击下，顿时沸腾了。迪米特里反过来抓住了那个干员，然后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就像一头狮子一样战斗着，但是终究也被按倒在地。

即使倒下，迪米特里依然怒视着谢罗夫，破口大骂道：“谢罗夫，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们这群野蛮人！放开他！我要杀了你们这些野蛮人！我永远不会放过你们！”他努力伸出手试图去抓住卡明斯基医生，直到一个人的靴子踩在他的手指上，骨节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就这样，曾经的英雄迪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浑身是伤地被关进了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监狱里。

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开始了，迪米特里从来不知道审讯有多么可怕，现在他都明白了。长期剥夺睡眠只是最轻松的刑罚，其他包括拔牙，饥饿，罚站，罚坐以及各种难以描述的折磨方式，只有你想不到的。迪米特里这下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将军都招了，因为他自己也屈服了。那天，谢罗夫出现在了审讯室里。

“别来无恙啊，迪米特里同志。”他冷笑着说道。

“我不是你的同志。”迪米特里从未想过说话也会变得如此费劲。

“我是来告诉你一些情况的，爱德华·卡明斯基昨天心脏病发作死了……”

“是你们杀了他对吗？”迪米特里愤怒地吼道，随后感到一阵电流通过他的躯体。

“不要动怒嘛，同志，你不想重蹈他的覆辙对吧。”谢罗夫说，“我倒是有个方法，你自己写一封检讨信，交代自己的过错就好了，比如为什么信任了一个敌人。然后，我们会结束你的苦刑的，你是个英雄，我们怎么可能让你死呢？”

他记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了，也记不清自己到底写了什么，只是模糊记得自己检讨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他被流放到了父亲曾经呆过的那个北极圈里的煤矿，他即将在那里度过至少十年的时光。那段日子里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而且完全对外隔绝了。他不得不和一群黑社会混在一起，每一天对于迪米特里来说都是噩梦。

1953年，医生阴谋案被裁定为一场捏造出来的冤假错案，所有被判刑的医生们都将被释放。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塔蒂亚娜终于按捺不住了，她开始四处联系知情的人，想知道迪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究竟在哪里。最后，他和她终于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医院里重逢了。

当她看到病床上这个突然变得老态龙钟的人的时候，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迪米特里。他遭遇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视力衰退，骨骼变形，这一次他不知道还要在医院里待多久了。即使他成功出院，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身体状态了。

“哦，迪米特里同志，我尝试过救你了，我什么方法都试了！我联系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可是他们都因为害怕被牵连而拒绝帮助我！”她流着泪说道，“我还给你寄了钱！很多次啊，你收到了吗？”

“寄钱？没有，我没收到任何钱。”迪米特里说，他和她应该都知道这种方式的成功率几乎是0。

“这帮可恶的混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你！”她擦着眼角的眼泪说道。

“我不想了解了，反正你看，我现在虽然被释放，也已经是个废人了。”他强笑着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却是人们的英雄……”

“不，我只是一个瓷花瓶，外表华丽，内心却已经空了。你不能呆在这里。”她认真地说。

“我知道，反正现在我完全配不上你了，我连住院费都要没了……”

“不！你还想在这里呆多久，等他们把你的头衔变成‘寄生虫’吗？等你自己先变成一个精神病人吗？”塔蒂亚娜激动起来，“首先你放心，我会帮你负担治疗的一切费用，你一定要健康起来，知道了吗？事情会变好的，相信我。”

漫长的住院时光再一次开始了。迪米特里的视力最后也没有完全恢复，不过他依然等到了出院的一天。他听说自己的老家没了，但是塔蒂亚娜送了他一张飞机票，她说他可以在旅途的终点找到一份好工作。

在这个寒冷的早上，迪米特里带着自己的一箱行李登上了那架飞机。凛冽的寒风让他不由得瑟缩着，北极的寒冷让他的身体变得更脆弱了。到了飞机上，他才舒展开来，喘了一口气。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和过去告别了，也许和塔蒂亚娜也是。在并不漫长的等待后，乘客们纷纷就座，飞机也起飞了。

看起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程，但是一种怪异的感受却蒙蔽在他的心头。这些乘客感觉……有点奇怪？他总觉得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有种说不上的感受。当飞机飞行到巡航高度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乘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从包里掏出了手枪、手榴弹和刀具，还有白色的面具。

“所有人不要惊慌！这架飞机现在被我们控制了！”一个男子大喊起来。是劫机犯！但是情况似乎不是很正常……除了后面少数几个乘客恐惧地尖叫起来外，其他的乘客却表现出不自然的平静，他们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有几个甚至露出了笑容。正当迪米特里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几个劫机犯已经冲进了座舱，不一会儿，机上广播开始响了，首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请你们保持安静！这段录音正在对地面广播！”然后，一个男声开始说话了。

“各位，我们是犹太人地下反抗组织，Malchut Yisrael（注：意思是“以色列王国”，也叫齐里芬，1952年成立）。我们的信念是，犹太人绝不能再次被如羔羊般宰割。然而，我们看到，人类永远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架飞机上受到JAC和医生阴谋案株连，至今平反无望的诸位乘客便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将针对制造了这两起冤案的苏维埃发动净化行动，代号‘Bazak’（闪电），立刻执行。这架飞机将会飞往斯德哥尔摩，所有因为这两次冤案而成为限制出境者的乘客都将重获自由，而莫斯科的孩子将被我们摔死在石板上！”男声平静地说道，“我们明白了，只有野蛮才能战胜野蛮，只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在我们说话的同时，行动已经在地面上开始了。这是来自你们口中那群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发言，今天，正是我们的敌人付出代价的日子！”

还没等迪米特里问什么问题，一个蒙面人突然向他走了过来，将一个很小的信封塞到了他的面前。蒙面人摆出一个嘘声的手势，就转身离开了。迪米特里连忙撕开那个信封，一张纸片掉了出来。纸片的正面印着一辆瓦伦丁坦克的照片。他连忙将纸片翻到了背面，那里只写着一行字。

“我很抱歉。”是塔蒂亚娜的字迹。

他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定住了，好似大理石雕像般一动不动，纸片从他僵硬的手中掉落在地。

飞机降落斯德哥尔摩后，参与劫机行动的齐里芬成员都被逮捕了，瑞典谢绝了来自苏联和以色列的引渡请求。但是，机上的乘客——也就是那些JAC和医生阴谋案的受害者们获得了前往以色列的机会，迪米特里也在其中。此后，他再也没见到塔蒂亚娜，或者听说过任何有关她的消息。

“于是这一切都翻了过来， 我，一个只会说意第绪语和俄语的废人， 突然又变成了英雄。特别是我在二战中作为坦克兵战斗的故事，没准鼓舞了和你同辈的人。”迪米特里在病床上继续他的故事，“但是，我感觉我也变成了一个瓷花瓶，空有外表而内心空虚无物。唉，可怜的塔蒂亚娜，她大概意识到了，规则内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复仇计划吧。利用齐里芬来完成任务，真的挺超乎想象。那天的事情可太令人震惊了，直接让苏以关系中断了九个月。”

“假如你们互换位置，伊万诺维奇先生，你会做同样的事情吗？”他没有回答，我继续问道，“那么，你知道的其他人又怎么样了呢？”

“我只知道谢罗夫在1955年死于一次爆炸袭击，据说也是齐里芬残党干的，当年上了新闻。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其他人的消息了，即使是塔蒂亚娜也是。”老人咳嗽起来，我示意他缓一缓再说。

“阿洛尼先生，你看，我感觉我的一生就快结束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愿望没有实现，我想知道，在那个事件后，塔蒂亚娜去了哪里？”迪米特里说道，“就算我再也见不到她，我也希望……我希望能知道她的结局。”

在这次会面后的两个月后，我回到了自己在赫尔辛基的家中，并给迪米特里打了一个越洋电话。我告诉他，我知道了塔蒂亚娜的下落，她在那次事件中最后被宣判无罪，但是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荣誉。于是她回了家，结了婚，过完了平凡而幸福的一生。电话那端迪米特里没有说话，因为他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三日后，我收到了迪米特里去世的讣告，据说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据说去的都是认识他的苏联老兵，其中也有当初那架飞机上的人。

当然，他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是我撒了谎。我确实知道了她的结局，她失去了所有的荣誉，被流放了西伯利亚，一年后自尽了。虽然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再度相见了，能让老人在稍微美好一点的记忆中离开世界，倒也让人没有负罪感。

（注：这个故事到了这里算结束了，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身份，请继续向下看）

好了，现在说说我自己的一点故事吧。我和塔蒂亚娜不一样，我是个糟糕的坦克驾驶员，相当糟糕的那种。而且在我们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坦克五人组里我是第一个离开军队的，那是1979年的样子。然后，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遇到了吉迪恩·埃尔巴兹，一个在远东经营生意的商人，和我同为阿尔及利亚裔。吉迪恩对我说：“伊扎克，你需要思考自己的未来了，这个世界非常大，你想过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我没有回答什么，于是他带着我去了远东，从特拉维夫到新加坡，感觉跟去月球一样漫长。不过吉迪恩说，和他那些骑着骆驼，跨越撒哈拉去到开罗做生意的祖辈相比，这样的日子还算轻松又安全了。我们在商海中开始了远征，他是个左右逢源的人，和几乎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从来没有这家伙搞不定的交易。不管交易什么东西，每次都是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在欧美出售，我们的钱像滚雪球一样越赚越多。

“我感觉在商业领域我就是个白痴。”有一天我对他说。他回答道：“那你也得学着点，迟早这个世界会比一个基布兹还小的。到那个时候，不会和其他人交流的人将寸步难行。伊扎克，我现在只能带你入门，精通还是要靠你。”于是我们继续满地跑，我们去了吉隆坡、马尼拉、孟买、科伦坡、曼谷、万隆、香港、东京、大邱甚至上海（去那里费了不少波折），还有许多我曾经只在书报上看到过的城市。逐渐地我开始自己接生意，就像有一次当吉迪恩在酒桌上打消耗战的时候，我则在趁机开条件。

在这场“修行”中我也渐渐知道了，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告别了埃尔巴兹先生，在芬兰定居了下来。遵从我的想法，我开始写苏联装甲部队全史，这又是属于我一人的漫长战争了。也是这个契机让我认识了那位迪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先生，才有了这个故事。

现在，这个系列最后一本书也要出版了，而且据说也会被翻译成俄文。这倒是颇为意外的消息，如果是那样，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把迪米特里的故事从作者后记里删掉，目前看来应该没这必要。既然如此，就让它留给读者们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