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从拍荒诞变成了真荒诞。他总是知道的，可他不能说，也不愿说。前者有一个路人皆知的原因（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隐晦），后者则是畏惧直面自己。他装傻了四十分钟，终于在最后沦陷了：

看不懂首段没关系，如果没有看过《十三邀》许知远采访宁浩的这期访谈，自然也会云里雾里：知道什么？不能说、不愿说的是什么？装了什么傻？什么沦陷了？很隐晦。隐晦的一大境界在于证明自己是个智者，次一点的可明哲保身，但隐晦的前提始终是利己的。一个人隐晦，百个人隐晦，弊病就此被默认存在，却又在智识上被遗忘。只有当某件实例刺激到人们时，假意的幡然醒悟才集体爆炸，瞬即又鸦雀无声。反反复复，周而复始。而问题始终在那里，不争不抢，挑逗着人们的神经。

当然，宁浩自己也有苦衷。毕竟他是主旋律电影的总导演，直言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丢饭碗或封杀，甚至有可能按上某种莫须有的历史罪名。他尚可理解，只是与他一样的人都太安静了。一片肥美的死水。既然他们选择失声，就只能依靠浅薄的虚伪且自大的不切实际的电影爱好者（我）来将问题继续延展：“电影还会是电影吗？”

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是空中楼阁。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浪潮更像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那个求知欲过甚的年代，一场画展如同在北京高峰挤地铁般，四五层楼乌泱泱满是人。而如今，学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而画展剩下的大多为知识炫耀者，或昂贵的人。

把问题衍生到其他艺术门类上，均适用。最直观的“音乐还是音乐吗？”、最无异议的“舞蹈还是舞蹈吗？”、最失智的“美术还是美术吗？”、最被遗忘的“建筑（戏剧）还是建筑（戏剧）吗？”、最有争议的“文学还是文学吗？”……综合来看，是全民艺术素养缺失，更深层的，是生存压力。换言之，在物质尚未满足时，人们对精神力量会持保留态度。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既定事实，而在于当人们满足基本生存后的选择。

有一次在咖啡馆写作业，听到一个中年妇女与朋友的对话。谈吐不凡、逻辑清晰，且对物欲没有高的要求。她说：

话已至此，似乎是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但话锋一转，她谈到了自己的烦恼：

一个人去赚钱是为了以后不再赚钱，那他一辈子只会赚钱。即便他曾经胸怀大志（或想自由），可人不是静止的。当他一味赚钱时，他已经被塑造成一个钱奴，即便自由也只会拿利弊来分析一切美好之物。到最后，只有娱乐不会让他挫败，会哄着他快乐。究竟是短视频选择了人们，而是人们选择了短视频，过于复杂。但结果是，当娱乐成为主流，“繁琐”会被抛弃。价值被遗忘、思想被湮没，世间仅剩无骨的笑声。

即便冯小刚用偏激的口吻讽刺了观众，但他所言的并非没有道理②。不可否认，电影逐渐为迎合而迎合。当电影不再充当引导者，转而阿谀奉承，那它的衰败是必然的。而更无力的是，电影没有选择。“没有人输得起，所以好莱坞必然走向僵化”③。

我曾经被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上的电影要收费？更有甚者，直接大问道：为什么看电影要收费？我曾经误以为电影公司的工作制度很有弹性，以至于当老大说“午餐点来的机会很多。”时，我以为躲开996而自喜，可随后却当头一棒。一部集时五分钟，集数二十部的短剧的前期策划，我们常常干到凌晨两点。一整个下午的头脑风暴，与制片的撮合、剧本的修改、选角与选场，像机器般缜密的进行。那电影呢？彼时在大连正拍摄一部电影，在墓地，为了遵守墓园关门后不能拍摄的规定，剧组连着两个月早上五点起床，赶着拍摄。不是只有演员，摄影、场务、服化道、制片、厨师、各级助理等各司其职。而拍摄阶段后，还有剪辑、宣发、遇紧急情况的公关……

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是一群人、庞大资金与资源分划整合设计后的产物。且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天天加班，也没有抱怨的余地。很少有项目像电影一样将个人与集体紧密相连，除去生存、兴趣外，强烈的道德负罪感也会迫使人们必须按计划完成所有工作。所以，它需要收费，且它输不起。一旦它输，意味着投资方、拍摄方、线下影院赔钱，如果长久的输，数以万计的人们将失去工作。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疫情时的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灵感的枯竭。一个强烈地感受是，在电影工厂工作是件压榨灵感的事。这或许就是张艺谋所说的“（好莱坞）创作不自由”。即便是广负盛名的迪士尼，也会拍出像《魔法满屋》一样的套路电影。

对于创作者来说，“激发”灵感与“压榨”灵感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前者注重自发，单读有一个水手计划，挑选青年作家去世界各地旅行，只负责提供部分资金与手续，其余放任。这是一个激发灵感的案例，目的是尊重创作者本身的感受，在不同视角下相同时空中也会产生不同灵感，但注定是漫长的过程。“十年磨一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④用心炮制的菜品正在被麦当劳代替，对文学来说如此，对电影就更急迫了。一场剧本研讨会，全中国最顶级的编剧汇聚一堂，为了创意与吸引眼球的设置绞尽脑汁。老派的编剧秉持着能言善辩的优良传统，唯一有误的是与受众脱轨。

新生代编剧面露空洞，谨言慎行，不知是想不出、不愿说、不敢说还是疲惫。一下午效果甚微，可又很用功，笔记密密麻麻。时间限制摆在那里，意识形态限制摆在那里，数方的期待也摆在那里，十年，既不赚钱，也不一定大放异彩。没有保证，谁也不敢赌。唯一能寄予的，只有人的灵感迸发。

“压榨”本质是消耗。

我们回过头来看问题本身。“电影还会是电影吗？”的三个电影分别指代的内容。前者是电影自身，后者是艺术电影，其语境是商业电影主导的电影世界。商业与艺术像是阴阳，阴盛阳衰时助阳，反之亦然。无论是塔可夫斯基还是杜拉斯，他们所坚持的是创作者本身的独立性。在《电影观众》中，杜拉斯愤然道：

她给伍迪·艾伦⑤的评价是“像是缝合而成的”，即非连贯的。这句评价的前提是，在同时代或上时代还有像伯格曼、戈达尔、雷诺阿、布莱松、塔蒂、卓别林⑥一样的人物。可如今我们能谈论谁呢？我们谈论谁的电影都像是缝合而成的，反而伍迪·艾伦成为了最连贯的那位。而我们又能依靠谁呢？毕赣？总不能希望他靠模仿塔可夫斯基来超越他吧。文牧野？总不能希望他每次都能在封闭中寻求现实主义吧。胡波⑦？会讲故事的已经埋入黄土了。

那我们放低要求，将目光转向艺术最高学府的在校生们。看过一些北电导演系毕业作品：《歧路父子》、《影的告别》、《山雨欲来风满楼》、《交班》、《爷爷的小戏文》。拍得不错，老师教得也很好，我指在技术层面。那编剧呢？张艺谋曾说，中戏戏文的学生，什么都没写过，就被影视公司签约了。名利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我们继续放低要求，那些有艺术灵气的籽料。他们一部分迷惘，大部分狂妄，过早成为了生活圈中的权威。享受艺术性与知识带来的崇拜与欲望。混迹、放浪、自大又悲悯、自艾、空虚，却无人引导（没有可以引导的人，或他们不愿引导）。满足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至此，我们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只有无间断的批评、失望，再逐渐放弃电影。观众们一边质疑美学（哲学精神）的价值，一边又渴求真正艺术的诞生，结果显而易见。

并非是好莱坞不自由，而是电影不自由，创作不自由。并非是艺术电影没有价值，而是能欣赏的观众少了，求知欲与艺术感在快餐时代冲击下，消失后便很难有重构的可能。并非是电影不艺术，而是没有艺术的土壤。教育没有美学建构，艺术通识没有普及。所有年轻的艺术家们都在自我摸索，还常常被嘲讽、不断被否定，只因金钱是唯一价值。艺术与商业从未像今天如此对立，或许，过度对立的又不仅于此。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笨拙，在时代无法逆流又希望和平的前提下，唯有从头开始。从教育开始，从美学开始，从包容开始，从自由开始，从承认差距开始，从艺术家的执着开始，从尊重一个愿意独行的人开始。这就是一件数十年磨一剑的事，没有巧活，艺术一直苛刻。它始终高贵，放弃的是我们。

by 佐也.

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