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森时年62岁，对着这群不足二十五岁的听众与后辈娓娓道来自己所亲历的两次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凡尔赛条约》与控制论的发明，并且给出了「控制论式」的重要性的衡量标准，即历史和人类的偏置（bias）或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刻。而正是在这些改变发生之后，人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大的转变，影响层层叠叠地展开，轮回不止，开启了一个疯狂的世界（即当时进入并且持续很久的冷战时期）。

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用非常简单的例子讲清楚了何为「关系模式」，何为「内稳态回路」与「偏置」，并且展示了，如果我们在人类历史的视角中去应用这一视角的话能看到什么。

这篇文章也是著名的那句「控制论是人类在过去两千年里从知识之树的果实中咬出的最大一口」的出处，而紧接着的「但事实证明，大多数这样的一口苹果都是相当难以消化的」却不常被人提起。他担忧着控制论的认识论可能将人引向诸如中提到的国际关系的僵化和未发现的危机，但他同样看到了其中潜藏的出路：一种看到我们的自身愚行的手段。而重要的并不是在现有游戏的规则中玩到最好，而在于看清其所建立起来的规则。

而规则需要改变（rules need changing）。

叶梓涛

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1904—1980）受过人类学的训练，曾在新几内亚和巴里岛研究模式与沟通，而后又从事精神医学、精神分裂，以及海豚的研究。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语言学家、视觉人类学家、符号学家、控制论学者，他的著作还贯穿了许多其他学科，被誉为「20世纪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1942年他参加了著名首届梅西会议，1940年代他帮助将系统论/控制论扩散至社会/行为科学领域，晚年致力于发展一种认识论的「元科学」，统一系统论的各种早期形式。他的主要言论包含在《迈向心智生态学》《心灵与自然》等中。

原文为在1966年于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CSU) Sacramento State College）所举办的 Two Worlds Symposium 上的演讲。后收录于其短篇作品集《迈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1972）的最后一部分「心智生态学中的危机」 Crisis in the Ecology of Mind。（先前所翻译的《Gregory Bateson 「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的理论 (1971)》也收录于此书中，此书有三万多次引用）

附图为译者所加。

我得谈谈最近的历史，因为它出现在我这一代人身上，也出现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当我今天早上飞来时，一些言语开始在我脑中回响。这些词句比我所能写出的任何词句都要强有力。

其中一组是：「父债子还」（译注：原文为：父亲吃了苦果，孩子紧张不安 The fathers have eaten bitter fruit and the children’s teeth are set on edge 原文似乎改编自圣经 The fathers have eaten sour grapes,and the children's teeth are set on edge）。另一个是乔伊斯的表述：「历史是无法醒来的噩梦」。另一个是，「父亲的罪孽会造访到孩子，甚至到我的仇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最后，并非那么直接相关，但我仍然认为其与社会机制的问题有关，「他要行善，就必须是具体的、特定的；抽象的、笼统的行善是恶棍、伪君子和献媚者的托辞。」（译注：此句来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我们正在谈论严肃之事。我把这个讲座称为「从凡尔赛到控制论」，来命名二十世纪的两个历史性事件。「控制论」这个词很熟，不是吗？但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1919年在凡尔赛发生了什么吗？

问题是，在过去六十年的历史中，什么会被算作重要事件？

我已经62岁了，当我开始思考我在一生中所见证的历史时，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似乎只看到了两个时刻是真正重要的。一个是导致《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事件，另一个是控制论的突破。你可能会惊讶或震惊于我没有提到原子弹，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没有提到汽车的普及，也没有提到广播和电视，更没有提到过去60年里发生的许多其他事情。

让我说明我的历史重要性的标准：

一般来说，包括我们在内的哺乳动物，极其关心的不是事件（episodes），而是事件之间关系的模式（pattern of their relationships）。当你打开冰箱门，猫走过来，并发出了某些声音时，它不是在谈论肝脏或牛奶，尽管你可能非常清楚那是她想要的东西。你也许能猜对并给她，如果冰箱里有的话。她实际上说的是某些关于她自己和你之间的关系的事物。如果你把她的讯息翻译成文字，那将是类似这样：「依赖，依赖，依赖。」事实上，她说的是一种关系中相当抽象的模式。从这个模式的使用中，你被期望从一般到具体——推断出「牛奶」或「肝脏」。

这至关重要。这就是哺乳动物的特点。它们关注的是关系模式，关注它们在相对于其他人的爱、恨、尊重、依赖、信任以及类似的抽象（abstractions）中的位置。这里就是伤害我们并导向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们信任，却发现我们所信任之物并不值得信任；或者如果我们不信任，却发现我们不信任的之物其实值得信任的，那我们就会感觉糟糕。人类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从这种类型的错误中可能遭受的痛苦是极端的。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什么是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节点，我们就必须问，哪些是历史的时刻中态度（attitudes）发生了改变。这些是人们因其先前的「价值观」（values）而受伤的时刻。

想想你家里的房屋恒温器。室外天气变化，房间的温度下降，客厅里的温度计开关履行其职责，打开了炉子；炉子使房间变暖，而当房间变热时，温度计开关又把它关掉。这个系统就是所谓的内稳态回路（homeostatic circuit，或自我平衡回路）或伺服系统（servocircuit）。但在客厅墙上也有个小盒子，你通过它来设置恒温器。如果上周房屋内太冷，那你必须把它从当前的设置调高，使系统现在围绕一个新的水平（level）振荡。热或冷或其他的任何天气都不会改变此设置，这被称为系统的「偏置」（bias，译注：也有倾向，偏好之意）。房子的温度将振荡，它将根据各种情况变得更热和更冷，但该机制的设置不会因这些变化而改变。但是当你去调整那个偏置时，你将会改变我们可称之为的系统的「态度」（attitude）。

同样地，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是：偏置或设置是否被改变了？在一个单一静止设置下的偶发事件则真的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是《凡尔赛条约》和控制论的发现。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很少知道《凡尔赛条约》是如何产生的。

故事非常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拖再拖；德国人明显已正在溃败。这时，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一个公共关系人士，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个人是现代公共关系的鼻祖，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向德国人提供软性的停战条款（soft armistice terms），也许他们会投降。

他因此起草了一套软性条款，如果遵循这些，那就不会有惩罚性的措施。这些条款分为十四点。他把这《十四点和平方案》转交给了威尔逊总统。如果你要欺骗别人，你最好找一个诚实的人去传递讯息。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几乎病态性的诚实人，并且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一些演讲中阐述了这些要点：「没有吞并，没有出资，没有惩罚性赔偿……」等等。然后德国人投降了。

我们，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当然继续封锁德国，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在条约签署前变得不受控制。所以他们又继续挨饿过了一年。

凯恩斯（Aynard Keynes）在《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中对和会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该条约最终由四人起草。克里孟梭（Clemenceau），「老虎」，他想粉碎德国；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他认为从德国获得大量赔偿而报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及威尔逊，他不得不被蒙骗了。每当威尔逊问起他的那些十四点建议时，他们就把他带到战争墓地，让他为他自己不对德国人愤怒（并且施加惩罚）而感到羞愧。另一个人是谁？奥兰多（Orlando），一个意大利人。

这是我们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出卖行为（sellouts）之一。一个最不寻常的事件，相当直接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还导致了（这也许比它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更有趣）德国政治的完全的道德败坏（demoralization）。如果你向你的孩子承诺了什么，却又食言，并把整件事情框在一个高尚的道德层面上，你可能就会发现，不仅他会对你非常生气，而且只要他感受到你对他所做之事的不公平的鞭打，他的道德态度就会恶化。

这不仅是二战是一个受此种特殊待遇的民族的合理反应；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的道德败坏是可从这种对待的方式中所预料的。而从德国的道德败坏中，我们也变得不道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凡尔赛条约》是一个态度上的转折点。

我想，因为这个特殊的出卖行为，我们还有几代人的余波要解决。事实上，我们就像希腊悲剧中阿特柔斯家族的成员。首先是堤厄斯忒斯（阿特柔斯的兄弟）的通奸，然后阿特柔斯杀死了他在一次和平盛宴上送给蒂埃斯提斯的三个孩子。然后是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被堤厄斯忒斯的儿子伊吉斯忒斯谋杀；最后是伊吉斯忒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被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的儿子）所杀。

这一切不断地进行（It goes on and on）。悲剧的摆荡，自我传播（self-propagating）的不信任、仇恨，破坏世代相传。

我想让你想象一下，你来到了这些悲剧序列的中间。阿特柔斯家族的中间一代是怎样的？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从那些开启这场混乱的人的角度来看，这并不那么疯狂；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但那些一开始就不在那里的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并且发现了他们自己的疯狂，这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来一口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物质）是“没有问题的”，你会有或多或少的疯狂体验，而这将相当有意义，因为你知道你服用了这剂 LSD。另一方面，如果你意外地服用了LSD，然后发现自己变得疯狂，而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变成这样的，那这会是一次可怕恐怖的经历。这是一种更严重、更糟糕的体验，与你知道自己服用了LSD后可以“享受”的迷幻之旅截然不同。（译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现在考虑一下我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些25岁以下的人之间的区别。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疯狂的世界中，其仇恨、不信任和虚伪可以追溯到（特别是在国际层面）《十四点和平方案》和《凡尔赛条约》。

我们这些年长者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能记得我父亲在早餐桌上读着《十四点和平方案》并说：「天哪，他们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停战，一个体面的和平」或类似的说法。我还记得，不过当《凡尔赛条约》出台时他说的那种话，我不会试图用语言表达，这并不适宜公开表述。所以我或多或少地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但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是疯了，而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导致了这种疯狂。「父债子还」 对父亲们来说，这一切都很好，他们知道自己吃了什么。而孩子们却不知道。

让我们考虑一下，人们在一个重大的欺骗事件之后会有怎样的预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妥协（compromise）和一点虚伪（hypocrisy）是日常舒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你读过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lter）的《重访埃里汪》（Erewhon Revisited，1901年出版，是其1872年的《埃里汪奇游记》的续集——译注），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小说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有些人将被处死，有些人将被公开丑化，而国家的宗教体系也受到威胁。伊德格伦（Ydgrun）夫人（或者我们会说「格伦迪夫人」）是埃里汪人道德的卫道者，她化解了这些灾难和混乱。她像拼图游戏一样小心翼翼地重建历史（reconstructs history），这样没有人真正受到伤害，也没有人蒙受耻辱——更不用说有人被处死了。这是一种非常舒适的哲学。一点虚伪和一点妥协润滑了社会生活的车轮。

但在这场伟大的欺骗后，这种哲学就无法维持了。你是完全正确的，而某些东西是错的；而这个错的东西本质上是欺骗和虚伪。你生活在腐败之中。

当然，你的自然反应是清教徒式的（puritanical）。不是性的清规戒律，因为它不是隐藏在背景中的性欺骗。而是一种反对妥协，反对虚伪的极端清教徒主义，而这最终是把生活还原成小的碎块。似乎正是生活大的整合结构带来了疯狂，所以你试图把注意力放在最小的事情上：「对他人行善之人必须在就必须是具体的、特定的，普遍的行善是恶棍、伪君子和献媚者的托辞。」 对正在成长的一代来说，普遍之善（general good）有虚伪的味道。

我不怀疑，如果你让乔治·克里尔为《十四点和平方案》辩护，他会主张普遍之善（普遍利益）。有可能他的那个小行动在1918年拯救了几千条美国人的生命。我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多少人为之丧命。我记得广岛和长崎同样是以普遍之善和拯救美国人性命为由的。当时有很多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讨论，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自己配得上一个有条件的停战协议。广岛的命运是在凡尔赛被决定的吗？

你会注意到，我所说的关于历史和凡尔赛的一切都在讨论有组织系统（organized systems）及其属性。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对这些非常神秘的有组织系统发展出一定程度上严格的科学认识。我们今天的知识远远领先于乔治·克里尔所能说的一切。他是一个应用科学家，在科学还没成熟到可用之时。

现在我想谈谈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大约在1946-47年。这就是在二战期间在不同地方共同发展起来的一些思想。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的集合称作控制论，或通信理论，或信息论，或系统论。这些思想产生于许多地方：在维也纳的贝塔朗菲，在哈佛的维纳，在普林斯顿的冯·诺伊曼，在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香农，在剑桥的雷克，等等。所有这些在不同知识中心的独立发展都涉及到交流问题（communicational problems），特别是涉及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有组织系统的问题。

控制论的根基之一可以追溯到怀特海和罗素以及所谓的逻辑类型论（Theory of Logical Types）。原则上，名称并非被命名的事物，而名称之名也不是名称，等等。

就这一强大的理论而言，关于战争的讯息不是战争的一部分（a message about war is not part of the war）。

让我这样说吧，「我们下棋吧 」的讯息不是国际象棋游戏中的一步（a move）。它是一种比棋盘上游戏的语言更抽象的语言的讯息。「让我们在这样和那样的条件下实现和平」的讯息与战斗中的欺骗和诡计也不在同一个道德系统内。他们说，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这在爱情和战争之中可能是真的，但在爱情和战争之外，却关涉到爱情和战争的伦理学则有些不同。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觉得休战或调停中的变节比战斗中的诡计更可怕。今天，这一伦理原则得到了严格的理论和科学支撑。现在可以用形式化的、严格的、逻辑的、数学的和所有的这些东西来看待这种伦理，并站在一种不同于仅仅的祈祷性布道（invocational preachments）的基础上。我们不必凭感觉行事；我们有时可以辨别是非。

我把控制论列为我一生中第二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因为我至少有一个渺茫的希望，即我们让我们自己诚实地（with some honesty）使用这种新的理解。如果我们能理解一点点我们正做的事，也许它将帮助我们找到走出我们在自身周围所创造的幻觉迷宫（maze of hallucinations）的道路。

无论如何，控制论是对改变的一份重要贡献——不仅仅是态度的改变，而且甚至是对「态度是什么」的理解的改变。

我在选择历史上重要之物时所采取的立场——即重要之事，是态度被决定，是恒温器的偏置被改变的时刻。这一立场直接来自于控制论。这些都是由1946年及以后的事件所塑造的思想。

但是，就像猪肉不会到处都是现成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控制论，很多的博弈论，以及对复杂系统理解的开端。但任何理解都可能被以破坏性的方式使用。

我认为，控制论是人类在过去两千年里从知识之树的果实中咬出的最大一口。但事实证明，大多数这样的一口苹果都是相当难以消化的，通常是出于控制论式的原因。

控制论自身内在的完整性（integrity，也有正直之意），可以帮助我们不被它引诱而陷入更多的疯狂，但我们不能相信它能让我们远离罪恶。

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今天正使用由计算机支持的博弈论，作为决定国际政策的一种方式。他们首先确定某些似乎是国际互动的游戏规则；然后考虑力量、武器、战略要点、不满等因素在地理上和确定的国家内的分布。然后，他们要求计算机计算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应是什么，以尽量减少我们输掉游戏的机会。然后计算机转动轰鸣，给出个答案，而服从于计算机的诱惑是存在的。毕竟，如果你跟着计算机走，比起自己下定决心，你就会少些责任。

但是，如果你按照计算机的建议去做，你就表明了你支持你所输入（fed into）电脑的游戏规则。你已确证（affirmed）了那个游戏的规则。

毫无疑问，另一方的国家也有计算机，也在玩类似的游戏，并在确证着他们提供给电脑的游戏规则。其结果是，国际互动的规则变成了越来越僵硬的系统。

我向你们建议，国际领域的毛病在于，规则需要改变（rules need changing）。问题不在于在当前的规则内做什么是最好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我们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里，或自《凡尔赛条约》以来一直在其中运作的规则。问题在于改变规则，只要我们让我们的控制论发明——计算机，把我们带入越来越僵化的境地，我们实际上是在会错误对待和滥用，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有希望的进展。

当然，控制论中还潜藏着其他危险，而其中有许多仍未被发现。例如，我们不知道所有政府档案的计算机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控制论中也潜藏着实现一种新的、也许是更人性化的前景的手段（means），能得以转变我们的控制哲学（philosophy of control），并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愚行。

日 | 落译介计划  是媒体实验室落日间对一些有助于思考游戏/电子游戏的外文文本翻译和推荐/索引计划。（查看网站）

控制论与电子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