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新闻中，与身体有关的议题屡见不鲜。它们频频挂在政治家、科学家、健康专家、教育家、道德家及宗教权威们的嘴边：国内体育的水平、肥胖症的流行、全球疾病和死亡率的不平等、“异类”的宗教服饰，抑或是利用假肢、数字媒体和神经植入物来增强我们能力的最新科技……种种与人类具身性（human embodiment）相关的问题总会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

人们对具身性的兴趣和主张各不相同。要想理解具身性及其对社会的意义，我们必须超越生理学或其他生物科学分支的固有视野。过去三十年间，具身性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影响日益加深。本书将回顾这一时期人们对“身体”的分析方式，并探讨当今社会中最为突出的那些身体问题。

“身体”并非仅在近期才成为社会与文化界关注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便已成为哲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古希腊人对完美形体（physical perfection）的艺术表现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身体之美（body beautiful）”的理解。文身、瘢痕纹刻（Scarification）[1] 以及整形手术等不同形式的身体改造（body modification）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引发过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相关的社会议题。这些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且颇具争议。

以特定整容手术的发展和普及为例——它们深受群体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影响。19世纪晚期，约翰·罗伊（John Roe）发明了一种矫正“朝天鼻（pug nose）”的鼻内手术（intranasal operations）——这一鼻部特征因与底层爱尔兰移民的关联而遭受到了污名化。20世纪初，另一位现代鼻整形术的先驱雅克·约瑟夫（Jacques Joseph）为德国犹太人发明并实施了一系列整形手术，帮助他们隐去面部的种族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双眼皮手术开始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亚裔美国人群体中流行——他们希望自己的外貌更有西方人的特点。在里约热内卢，乳房下垂常常使人联想到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劳工阶级。因此，那里的人们倾向于通过缩胸手术来摆脱这种形象上的关联。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体在物理层面的改变往往会牵涉到一系列的社会与历史议题。 

身体虽然“对思考有好处（good to think with）[2]”，但并不总被视为人类或社会存在的核心。相较于儒家、道家等诸多东方的传统思想与实践，西方的主流哲学往往将身体置于次要地位。17世纪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堪称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而闻名，他将心灵（mind）与身体感官（body’s senses）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心灵高于身体，是人类的本质所在。笛卡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传统将个体视为“二元存在（dualistic beings）”，认为心灵（或称灵魂）与身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裂。笛卡尔将孤立的心灵（isolated mind）视为思想的源泉——在他看来，心灵被封闭于个体之内，与“外部的”世界相分离。不过，这种二元论并非哲学界对身心关系的唯一看法。

在身体问题普遍遭到哲学界忽视的年代，仍有哲学家对其进行了探索，并做出了卓越贡献。弗里德里希·尼采着重分析了西方文化对醉酒（intoxication）、性欲（sexuality）和暴力（violence）的升华（sublimation）——这些经验都直接关乎身体的感觉（feelings）和表达（expressions）。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根基，是我们观察世界的基点。我们的知觉（sences）向外“绽开（unfolding）”，与周围的世界相互交织。约翰·杜威提出了“习惯（habit）-危机（crisis）-创造力（creativity）”的循环机制，用以阐释具身主体与周遭环境的关系。颇具争议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对历史上独特的知识和权力形式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它们对人类身体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这些哲学论述固然引人深思，但身体的重要性远非抽象理论所能穷尽。我们的具身存在（embodied existence）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石：在此之上，我们可以依据经验，构建一种用以分析社会、身份、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方法。这种分析范式要求我们遵循这样一种认知：若想改变自身以及他人生命的轨迹，人们必须通过身体的保有（being）、占用（having）与操使（using）来介入社会生活之“流（flow）”。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亦是如此，它们收集与身体运动（physical movements）相关的知识，并对这一运动施加控制，以此来进行群众行为的规制和人口数量的管理。因此，身体问题不仅仅涉及到理论，也关乎实践。

通过限定议题的范围，本书得以发展并深化上述理论，进而阐明具身性视角（an embodied perspective）之于我们所在世界的重要性。本书将对“身体研究”这一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跨领域学科进行探讨，介绍它的兴起与边界。在后续章节中，本书将进一步研究“性别化的身体（sexed bodies）”、“被规制的身体（governed bodies）”、“受教育的身体（educated bodies）”以及“商品化的身体（bodies as commodities）” 。这些论题所包含的议题往往彼此对立，但它们共同分享着三个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这些主题将在本书的终章中得到详细论述。

第一个主题探讨的是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它们对我们“具身存在（embodied being）”的生物构成（biological constitution）及其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包括收入不平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疾病水平和预期寿命；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研究也证实，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探索、管理与改变自己的身体和大脑——毕竟它本身就是我们具身存在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们愈发清晰地意识到：社会正在以最为广泛且深刻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存在（physical being），而那些塑造了我们本质与身份的生物过程（biologieal prooesses）已然和各种社会因素变得难解难分。

第二个主题则来自于这样一种认知：社会对我们的身体存在（bodily being）具有根本性的建构作用。假如我们能够通过社会、科技和医学手段不断对身体施加控制，从而动摇“身体是无法改变的生物有机体”这一观念，那么，对身体存在的管理与控制就将面临更多的难题与困境。移植手术、体外受精、减肥手术、基因工程以及DNA检测试剂盒……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个性化医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里，富裕阶级将拥有选择身体的权力。然而，改变身体的技术能力往往超出既有的道德框架——正是这些框架规定了何为“自然的”身体。当今的技术发展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身体是什么”以及“身体能够做什么”的反思，动摇了人们对具身主体（embodied subjects）的局限性与潜能的既有认知。

面对重重的疑虑与抉择，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物理自我（physical selves）。当今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改变具身存在的可能。人们可以不再被动地延续过往的生活，而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体能状态与外貌特征进行反思。这种自觉的反思过程，不仅让我们得以审视身体存在（bodily being）的过往状态与能力，还引导我们去构想自己经受改造后的未来。承认这种反思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精神思想与身体存在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割裂；恰恰相反，这一思想表明：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关于身体的旧有习惯与认识方式正在不断受到全新的评估和考量。

本书最后几章将围绕第三个主题展开。这一主题将探讨特定的身体观念或身体实践为个体的物理自我赋予价值时所起到的不同作用。自奴隶制诞生以来，人体就被视为一种宝贵的商品、一种能为主人创造财富的资源。如今，人口贩卖、强迫劳动和性交易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这表明，将人体视为商品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思想之中。与此相反，人类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塑造人们的身体，也即通过提升个体从事特定活动和追求特定目标的能力来为具身主体（embodied subjects）赋予价值。在当代社会，身体被赋予价值（valuable）、推为崇高（prized）甚至奉为神圣（sacred）：出于盈利能力而尊崇身体，又或是基于宗教的神圣律令而对祈祷、着装、饮食等身体行为进行规范……种种方式层出不穷。

在导言的结尾，我想就“身体”这一术语再做一些说明。在本书中，我主要将“身体”视为“作为整体的具身人类（the embodied human as a whole）”这一概念的简称，侧重强调其物理维度与有机维度（physical and organic dimensions）。这些维度与人类的身份认同、行为模式以及人际关系息息相关，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常被忽视。在论及具身个体（embodied individuals）对自身外貌等问题的思考或讨论时，我也会在更狭义的层面使用“身体”一词，以此来代指物理意义上的肉体（physical flesh）——在这一语境下，我会另行说明。抛开本书关于“身体”的纷繁论述，我希望能够传达给读者这样一种观念：唯有将人类视为具身存在 （embodied beings），我们才能对自身生存所依赖的社会与物质世界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1] 瘢痕纹刻（Scarification）：也称瘢痕术（cicatrization），是一种通过切割（甚至烙印）皮肤并控制其愈合过程来形成永久性身体标记的侵入性技术。瘢痕纹刻在身体上留下的疤痕（scars/cicatrices）可以形成被称为瘢痕疙瘩（keloids）的凸起性肿块。瘢痕纹刻通常会在皮肤上留下连续的大面积瘢痕，以此形成复杂而精致的图案。瘢痕纹刻在非洲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群体中最为流行。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另一种形成永久性身体标记的方式——文身——在深色皮肤上效果不佳。

[2] “对思考有好处（good to think with）”：这一引文出自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图腾制度》一书第四章“通往心智”的第四节：

这句话是对当时流行的功能主义解释的回应，特别是针对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等学者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部族选择特定的动植物作为其图腾是出于其功能：比如“好吃”——能作为食物来源，满足部族的生物性需求，从而引发人们的功利性的态度或心理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崇拜等仪式。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类观点视为一种图腾解释上的“实在论”，因为它试图直接在图腾对象本身及其与人类的物质或生物关联中寻找图腾制度的起源和意义。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图腾动物之所以被选择，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生理或经济上具有实际用途，而是因为它们在思维上具有象征性价值——也即“对思考有好处”。这就是说，这些自然物种被文化所采纳，是因为它们能为人类的分类、对立和结构思维提供素材，帮助人们区分和组织社会关系与世界秩序。

列维-斯特劳斯借鉴了索绪尔的符号思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并非是对事物内在意义的简单标记，而是一个能指（语音或视觉形象）和所指（概念或含义）的连接体，而这两者的结合完全是任意的。某个符号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其所指，而在于其在整个语言系统内部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以中美股票涨跌的颜色为例：在中国股市，红色代表上涨，绿色代表下跌；而在美国股市，绿色代表上涨，红色代表下跌——这表明，某个符号（红色/绿色）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红色并没有表示“涨”的内在含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被人为建立的。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一思维应用在了对图腾体系的分析上面。他认为，过往的人类学家研究图腾体系的方式遵循一种目的论的思维，他们总是从某种现有的功能倒推图腾体系诞生的原因，这就像从所指倒推能指的存在一样。而上述关于股票颜色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所指和能指之间并无绝对性的关联——它们是彼此平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体系是通过人类的思维“结构”而得到建构的，而并非源于动物本身的内在属性或实用意义。人类并不是从某种动物身上发现某种“意义”然后赋予它图腾地位，而是通过对自然物种之间差异的感知，构建起社会关系的象征体系。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图腾“意味着”什么，而是图腾如何在一个分类系统中运作，如何通过对立和差异的结构，映射社会内部的组织逻辑与身份区分。这与股票颜色的例子异曲同工——重要的并非红色或绿色本身与涨跌有何绝对联系，而是颜色之间的“对立/差异关系”（红与绿）被借用过来，象征性地对应和表达了股票价格在时间维度上的“对立/差异关系”（上涨与下跌）。

作者在此处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名言进行引用，也许意在与后文笛卡尔的身心构成反比：身体这一自然之物并非思维的障碍物或从属物，而是也可以被文化“编码”、被置入结构系统中，成为“文化的材料”。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