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中国刺客出场的时代，刺客以士自居，行为准则居于忍道与侠道之间。

——中晚唐尽管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期，但对刺客来说，却恰逢一个黄金时代。女性为主角的刺客，更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一抹独特夜色。《唐传奇》小说中神乎其技的聂隐娘，便是这个刺客频出，刺杀技术频繁迭代的时代，所给予文学家的灵感。

刺客是何时诞生的？这是一个没有直接记录的问题。上古是人兽相搏的时代，夏商的历史惜字如金，中国历史记录中，第一批大规模死于“刺杀”的祭品，出现在两周时代——周昭王南征楚地，被当地船工借助流水之力杀死。在一些不那么古的古书里，给这场刺杀增补了很多细节

尽管可能有小说成分，但确实是一场颇具创意的刺杀，在当时条件下，熟悉水性的楚人通过对渡船做手脚，搞死一个尊贵的大人物，确实有可能性的。

另有周宣王，据说是被一位名为杜伯的“厉鬼”（杜甫家族的先祖）所刺杀。《墨子·明鬼》篇以这个故事作为鬼魂真实存在的证据。这个问题我们不深入探讨，不过这个故事的细节本身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先看看原文——

这是一场万众瞩目下的复仇处决，让我们看一下这场面有多壮观吧——在周宣王所举办的最盛大的田猎上，各方诸侯的数百辆马车搅动起尘土，在日光最盛的正午十分，一名不速之客出现在地平线上——曾被宣王杀死的杜伯一身红色：衣，冠，弓，箭全是红色，他驾驭一辆白马素车，直扑周宣王。在众目睽睽之下，宣王心胆俱裂，驾车反身而逃，杜伯是从身后的位置射出了那一箭，所以宣王是向前扑倒于自己原本射猎的箭囊上，本来是猎人却像猎物一样在猎具上死去，十分地讽刺。

《墨子·明鬼》同篇章，还有个故事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例子“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庄子仪是被燕简公冤杀的臣子，他的鬼魂在燕国君主游猎的地方，采用了同样光天化日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实现了复仇——同样的正午时分，同样具有仪式感的红色木杖，同样的死亡方式——身体向前扑倒，在马车上死去。

正午已至，这两个故事颇有西部片的暴力美学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案例都出现于《墨子》的记录中，当时的墨家是个具备组织能力的暴力组织，有巨子为领袖，有铁一般的纪律，旗下之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基于某种的“正义”，在众目睽睽下营造一出戏剧性的暴力场面，不得不说，这颇符合墨家暴力团的行事格调。所以我怀疑这两个故事，没准是借用两位周王凶死的典故，展现墨家自己的刺客信条。

墨者是有能力实现复仇刺杀的组织，毕竟对于复仇来说，执行人是人还是鬼，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方式，都实现了巨子“明鬼”的意志。毕竟即便是春秋时代的记载里，也不乏阴谋暗杀的场景。所有的暗杀都有具体的执行人，也总有一批类似墨家的人，传承了这样的记忆与知识。

刺杀这个术语的诞生有历史过程，以上故事里的刺杀，在早期典籍中还不叫刺杀，一般直接写杀或者弑，这一时期记载中出现的XX刺了XX，或者指的是刺击这个具体动作，更多时候是“讽刺”的代称。即便有某某刺杀某某的的记录，也不要误会为暗杀，而是和弑一样，那是国君处死大夫的一个专用术语。

刺杀作为暗杀术语的出现，应该到了秦汉时期。成书于西汉的《战国策》中，作为暗杀的刺频繁出现。值得注意的篇章在《翟章从梁来》，

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因为这段描述明确指出了刺所具有的暗杀含义、暗杀目标、，以及暗杀结果和责任承担对象。这几个要素联结起来，这就相当符合现代对刺杀这个行为的认知了！

由此，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刺客不是寻常意义的杀人者，而是目标为“重要人物”的杀人者。从最早死于刺杀的人皆为君主士大夫，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当“统治者”这一跻身人群之上的群体出现于人类历史，“刺杀者”便应运而生，成为了治人者们身后高悬的暗月。

太史公著录《史记》为刺客列传，是史书以传记的方式，将视野首次聚焦于刺客这一群体：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成为名声昭著的先秦五大刺客，尤其是荆轲，更是因为谋刺“祖龙”，是后世影视作品极为喜爱的角色，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杨艺谋的《英雄》，都在讲他的故事。我尤其喜欢前者的荒诞写实气质，那位荆轲明显不是寻常武侠片里那种技艺高超的杀手，但他极为具有人感（大概就跟北野武的《首》一样，荒诞风格某种时候反倒有写实的气质，毕竟安倍桑的刺杀就是这样荒诞）。

客观来说，先秦之刺客，重意而不重技，古典贵族时代特有的“盟会”，给了刺客一个适合发挥的舞台，刺客列传中登录的第一个角色曹沫便是利用了盟会的场景，对齐桓公采用突然要挟，这样的做法，非止刺客能做，有一定胆色的外交人士，其实都很擅长，蔺相如和毛遂这样以外交活动为长的游士，都采用过类似的手段，先后胁迫过秦国和楚国的国君。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游士们卡了贵族时代的bug。周人创立中国古典贵族时代的时候，一方面人人持剑（他才不乱），另一方面贵族身份仪礼，冠带与剑为人格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是重要的场合，越是不能轻易去除。这就导致了在先秦时代的诸国外交使者，有了很容易把自己搞进史记列传的机会——因为礼仪的原因，卫士都在较远的地方，一旦持剑面对对方君主，十步之内，手枪都没你快！

毛遂在威逼楚王时曾说过一句话：“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 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多有意思，国家是君王的胳膊，十步之外，君王能用国家之物力砸人。但十步之内，大家都只能用自个儿的胳膊，那就要各凭天命了！哪个君主会傻到和贱命一条的使者换命？所以这十步之内的政治要挟，多数都成功了（先秦君王多半也都要脸，答应了就不反悔）。

当然这样的事儿多了以后，傻子也知道要变革，尤其是作为高危职业的秦王。秦法中出现了禁止持剑上殿的规定——“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这是一件可以看做是中国从古典贵族时代向帝制时代转变的标志，从此之后，“剑履上殿”将成为位极人臣者的一项殊荣。

另外，这一时期使用的主要是青铜剑，这是一种以刺击为主的兵器，本身较短，均长只有60cm左右。电影《英雄》里李连杰扮演的无名那种剑身颤抖，左劈右砍的武术是实现不了的。刺客之所以叫刺客，还是因为先秦时代的青铜兵器以刺击为主。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策》中记载了四大公子之楚春申君被刺杀的事情，写道：

这里说刺杀者埋伏在宫门两侧，两边死士夹击春申君，首先是刺死，然后再枭取了首级。这个过程中——剑刺和戈斫是被分开的。为什么是戈呢？因为与后世用刀不同，先秦的戈是更顺手的拖割和斩劈武器——“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就说戈被专门用来做噶首级的行刑工具，在刀还不成熟的时代，用更顺手的戈来砍头，再正常不过了。左传里还记录过一场战斗，一个叫王何的人以戈劈砍对手，一下就把对方的肩膀劈掉了，由此可见戈的劈砍威力并不小。

当然越往战国，刺杀的武器就愈发多样，擅长使用刺客的魏公子无忌，令麾下大力士朱亥用大铁椎突然袭击，打死了魏国老将晋鄙。后世张良受此启发，派力士用铁椎刺杀秦始皇，击碎了假扮王车的副车。虽然未杀死始皇帝本人，但刺杀本身是有效的。

关于先秦时代刺杀的位置，一个有趣现象是大多数发生于公共场合，无论是刺杀者还是被刺杀者，他们对于刺杀空间都是共同熟知的，春申君的刺杀事件，成功的核心在于抢先到达了刺杀的位置。当然也有例外——鲁隐公被刺杀的黑暗阴谋中，就发生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颇具本能寺之变的阴谋味道。

鲁隐公这件事简而言之就是两个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搞死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叔的故事。

史书中说鲁隐公是庶子即位，即位前，他与其他贵族约定，等年幼的嫡君公子允成熟后，就还政于嫡君公子允。到了还政的前夕，担心失势的权臣羽父建言鲁隐公杀掉即将替代鲁隐公为君主的公子允，竟被坚守诺言一心退休的隐公拒绝，羽父进谏不成，担心反倒因此得罪了公子允，于是干脆反过来，与渴求上位的公子允联手，预谋刺杀鲁隐公。

这场刺杀，羽父进行了精密的计划，他将刺杀地点选择在了鲁隐公私密祭拜的一座神祠——钟巫神祠附近。

钟巫之神，原本并非鲁国之神，而是郑国尹氏的家族神。隐公幼年时战败被俘流亡郑国，尹氏是郑君委任监视隐公的大臣。渴望归国的鲁隐公，计划说服尹氏放弃在郑国的产业，追随自己逃归鲁国，在这场说服进行前，他向尹氏家神钟巫祈祷祈求成功，没想到竟然如愿以偿。

自此以后，隐公自认为得到了钟巫的庇佑，于是被带入鲁国的钟巫，便为隐公所供奉。

为了方便拜祭钟巫神，隐公将自己的亲信寪（wěi）氏，作为守护神灵的家族，安排在钟巫之祠附近。每年前去祭拜钟巫，都会预先在寪氏家下榻斋戒，第二天再进行正祭。他的这个规律，为羽父所掌握，于是派遣刺客，在斋戒时期的隐公，刺杀于寪氏的馆驿内。

之后，又借口隐公为寪氏所害，以为君复仇的名义，出兵将寪氏一族讨伐，一石二鸟，永绝后患。至此，一场完美的刺杀就实现了！将目标杀死于他亲信所在的地盘，然后完美甩锅，这场整个先秦的刺客史中，这场刺杀也绝对名列前甲！人物动机黑暗曲折，刺杀过程的隐秘精确，刺杀效果又近乎完美！

由于史书没有提供具体的刺杀细节。我们猜测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执掌兵权的羽父，大力出奇迹，所谓的刺杀鲁隐公和诛灭寪氏可能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宣称寪氏反叛，聚集了极多的士兵做灭门之战，另一方面由少量亲信刺杀鲁隐公。这就十分类似本能寺之变了。但如果是这样，势必人多口杂，容易落人口实！

所以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隐公真的是被“无名者”的刺客杀死。由于没有留下线索，所以出兵讨平寪氏显得顺理成章，即便大家猜测其中有鬼，却苦于没有证据，便只能以隐射的方式来作春秋笔法，后人也只能通过写诗的方式，为无辜被刺的鲁隐公叫屈——清人屈复写《鲁隐公菟裘》诗：“为我杀人者，即为杀我人，钟巫之祭徒纷纷。”但这些悲鸣，终究动摇不了当时的政治现实。

如果是第二种猜测，羽父所派遣杀死鲁隐公的，一定是很个厉害的刺客，纵观中国的刺客史，有个特点——擅长使用刺客作战的，往往是具有指挥经验的将帅，这个在后文说唐代刺客时会继续聊。总之，羽父本身是鲁国掌握军事的贵族，他擅长刺客作战，恐与此有关。唯一可惜的是，羽父所派遣的刺客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刺杀水平放在刺客列传中，绝对是首屈一指。他们作为“真正的刺客”，留下木已成舟的刺杀结果，本身却是无名之人，而登录司马迁严选的列传刺客，有一个基本标准是光明磊落，似刺实侠，并不特别强调刺客技巧。

现在我们来说说司马迁严选的这几位刺客，前文已经讲了曹沫代表了开会发疯派，其它几位也基本靠演技。专诸、荆轲藏利器于鱼腹、地图，为突然袭击提供条件；聂政纯以剑术当面“无双””，与其说是刺客，不如说是剑圣。惟有豫让，漆身吞炭，多次化妆，才有几分“忍术”的色彩。

豫让刺杀赵襄子，第一次袭击是报名涂墙工，准备乘赵襄子如厕时发动攻击。如果成功，豫让将开辟一个先河——刺菊者第一人。后世的欧洲刺客，刺杀城堡贵族，就是从城堡的排泄口向上突刺，英文刺客名为assassin，直译的话就是捅（in）你屁眼(ass)（开玩笑的，别认真，其实是因为阿拉伯语阿萨辛派的音译）。可见豫让老师深刻认识到，刺客从来都是一个蚊虫般卑劣污浊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意念到了，运气没到，赵襄子在他没有来得及行刺之际，就发现了他。

第二次袭击地点，豫让设计在桥下，准备乘赵襄子乘车经过的时候从桥下窜出袭击。他失败的原因依然是赵襄子忽然心有所感，命人搜监桥下，于是刺杀暴露。

这并不代表豫让本身的刺杀设计有问题，后世的汉画像石艺术中，记录过一个汉代的经典刺杀——七女复仇。通过图像我们发现，七名女刺客就是在桥边发动刺杀的，而且大概率成功了。所以要是战国刺客创造一个学院，豫让应该是第一总教习。

回顾五大刺客，他们的一切刺杀技术，都以实现的“接近”之后的共同毁灭为目的，从未考虑过全身而退，也较少专门磨砺刺杀的技艺，刺杀行为的成功率也不高，尤其是刺客列传第一的荆轲，近在咫尺且一对一的刺杀竟未能伤秦王毫毛，其刺杀技艺着实难称高明。所以，司马迁书写他们的原因，与其是因为他们刺杀的结果，毋宁说是因为他们刺杀的目的。“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镐素”的政治效果才是他们的核心目的。

纯粹从技艺角度来评判的话，这些技巧朴素的先秦刺客，比起刺客，倒更像舍生取义的壮士。当然，我相信者只是司马迁严选的原因，毕竟前面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还有诸多成功得手的前辈，这些无名之辈，更能代表先秦刺客的职业素养。

自先秦到汉，进入游侠时代，社会风俗尚武，人人持兵。汉末之后进入三国乱世，孙策、张飞等知名人物都死于刺杀。不过这些刺杀，更像是随机事件，也无法被赋予先秦刺客的那种笔墨重彩。刺客作为一个身份再次被世人所重视，要到了唐代。

唐代继承了汉代民风尚武的特点，民间逞性杀人之徒众多。贵族之间又颇喜欢养士杀人。李世民亲自策划参与的玄武门之变堪称历史上收益最高的一次政治刺杀。从皇家到权贵，对刺杀的认知和防范也愈来愈专业，寻常的刺杀手段，已经很难达到效果。

客观来说，从初唐开始，刺杀就已经成为贵族之间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世人皆知李世民是个刺客高手，不但自己亲身行刺，旗下也高手如云：史书说他养了很多士，“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这其中就不乏刺客。他的弟弟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就死于他麾下的猛将尉迟敬德之手。

但其实李元吉自身也是一个用刺杀高手，只是屡屡被尉迟敬德这个专破刺客的狂战士所克制。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元吉曾试图用重金招纳尉迟敬德，不成，又派死士前来刺杀敬德。然而敬德只是敞开卧室大门安睡，就凭借强大的杀气吓走了刺客（诸葛亮直呼内行）。

李世民把刺客基因深深的迈入了自己的家族，他的太子李承乾，曾豢养封师进、张师政、纥干承基等知名刺客谋刺政敌。他的孙子，也就是高宗的太子李贤曾用刺客刺杀了明崇俨。《朝野佥载》中说明崇俨是夜晚被刺杀于堂上，死的时候刀子还插在心口里，俨然就是高手干的！再到他的曾孙李隆基，完全继承了他的血脉，唐隆政变时的表现颇有李世民的刺客遗风。再到他的曾孙孙，李隆基的太子李亨，虽然在政治上被父亲压制多年，唯唯诺诺。但骨子里也是刺客的种儿，曾试图借着打马球的机会亲自击毙安禄山……

常在河边走，自然被贼惦记。唐前期记载比较详细的一次刺杀（九成宫刺杀，位置也在玄武门，巧合吧！？），就是针对李世民发动的。而且这次刺杀至少从过程来看，十分的凶险。这件事的起因是唐太宗击灭东突厥后，将大量突厥贵族吸附为天子的禁卫，这些人曾经身为草原贵族，现在却成为阶下小卒，被人监视，正如《唐代蕃将研究》中的评论：“名为宿卫，实作人质，以使其脱离自己部落。”因此，他们内心十分不满。

贞观十三年，东突厥突利可汗之弟，被封为中郎将的阿史那结社率，暗中串联了武艺高超的突厥武士四十余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刺杀计划。乘夜突袭驻跸九成宫的李世民寝殿。在下一章节中我会详细论述这次刺杀的经过，这里我们只先明确一个结论：初唐开始，由于种种政治刺杀（也被称作宫廷革命）的频繁，唐代的禁卫制度十分完善，因此这些政治刺杀，刺客人数往往很多，比起那种隐秘的刺杀，更像是特种部队的突袭。

初唐这种结众行刺的风气延续到了盛唐，户部郎中王銲和一个叫邢縡的纨绔，曾集结了数百名亡命徒刺杀李林甫、陈希烈和杨国忠等重臣，这次行刺规模更为宏大，前往追捕的长安万年尉竟不能敌，最后是高力士亲率飞龙甲骑，动用了内廷的防卫力量，才将叛乱讨平。

看起来，这种结众行刺的手段，声势虽大，但效果并不理想。盛唐前后真正死于刺杀的大人物——

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死于亲信大臣和儿子的背叛，血亲背叛的突然性，看起来还是更有效一些。不过，安禄山之死，却无意中开创了一个专业化刺客的时代——中晚唐。

安史之乱后，中央威权不再，各地节度使拥兵自立。尤其是安史政权的遗产，为其军人所瓜分。曾经在安史军队中担任下层军官的武将，崛起为藩镇世家，这些藩镇时而联结对抗朝廷，时而彼此为敌，刺杀成为他们常用的政治手段。占据魏博的田氏家族，占据淄青的李师道家族，在养士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户籍制度破产的情况下，从流民中寻募孤儿，训练武力，成立了更为专业化的刺客组织。

田承嗣曾刺杀卫州刺史薛雄，是最早一批行使刺客战术的藩镇。而晚出的淄青镇李师道家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甚至在战争中，派遣刺客们执行过特种战术！

史书中记载成德藩镇王武俊曾乘着李师谷、李师道兄弟之父李纳去世之后，派兵进攻淄青镇，然而他的军队抵达之后，尚未交战，军营中却出现大量不明燃烧的大火，导致军惊，不能继续战斗，最终被迫退兵。这恐怕并非偶然的火灾，成德军士气的低落也恐怕不只是因为起火本身。结合李师古之弟李师道接任节度使之位后，与朝廷对抗，在朝廷大军讨伐之际，曾派人烧毁负责整个两京转运的重仓——河阴仓，成德军队起火的真实原因不言自明。

李师道是接替兄长继任节度使的，在兄长死亡之前，他真实的身份很可能是淄青镇刺客组织的掌握者。长期以来的职业习惯，让他在一众政治智商较高的节度使中，显现出一种脑回路清奇的行事方式，比如习惯用刺杀来实现政治目的。再比如史书中记载李师道的主要谋主，并非藩镇常见的幕僚之臣，也不是裨将之辈，而是几位女性——“政事皆决于群婢。婢有号蒲大姊、袁七娘者，为谋主。”

这在政治家中或许可能奇怪，但如果是按照李师道那刺客组织执行人的身份，恐怕就一点儿都不奇怪了，在唐人裴鉶写下的传奇小说《聂隐娘》中，描写了对聂隐娘的专业刺杀技能训练，有攀爬、用毒、匕首、心理、弹弓等手法看。女性刺客的大量出现和运用，是中晚唐的特点，唐传奇也是一个大量出现女侠的文学形式，这便是其现实的原因。

前文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使用刺客的大师往往是军人，这与中国军事的用间传统有关。武经七书皆重视用间之法。但一个比较少被讨论的地方在于，这种用间之术，其实不完全针对于敌人，更多是内部对军队的管理和意外的防范。

军营是庞大但脆弱的实体，战事的不利、环境的陌生，都将导致谣言的滋生。而这些谣言形成的猜疑链一旦形成，就会导致“营啸”这种全军莫名其妙突然崩溃的现象。所以历来的将领，掌握军营首先要遮蔽士兵们的耳目，以亲信组织巡查军营，防微杜渐，控制舆论，掌握谣言，使之为己所用。曹操之“借汝人头一用”就是典型的内部用间案例。

而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将领之间，这些勾心斗角的手段将更为残酷，战场是“意外”容易诞生的地方，就如同汉代霍去病突然射死李敢一样，军营内部的丛林生态，客观让行刺的经验技术越来越精进了。诸如田、李等藩镇之所以会成为用刺客的佼佼者，其背景原因在于，自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唐代边军内部生态就在恶化，一方面将领们开始大量用“养子”的方式豢养死士，另一方面彼此也开始施加阴谋诡计。安禄山使用用间的手段消灭了夫蒙灵察、阿布思这些政敌，但他所有仰仗的“技术”，也为他的追随者所效仿，最终民族成分复杂的安史叛军没有逃过安禄山开启的魔盒，安禄山、史思明皆死于内部刺杀，他们的儿子之间，又围绕着权位，用父辈开创的阴谋技术彼此血腥仇杀。整个安史叛军的上层人物，几乎都在这些连环杀戮中覆灭。最终继承安史叛乱政治遗产的，恰恰是他们麾下的那些中下层裨将——用间之术的具体执行者。

最终，刺杀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政治手段，在这些武夫手中发扬光大，走上了光鲜亮丽的政治舞台。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与刺杀空间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刺客运用技巧智谋，对这个空间的突破有关。以前文所讲述过的九成宫刺杀为例，针对于皇家行宫的森严防卫，刺客们就进行了缜密大胆的规划：

宫禁最难突破的是城门，所以刺客们首先的攻击目标就是城门，我简易画了一个突袭的路线图，我们发现，刺客们选择靠西的玄武门，有几个好处——1、靠近太宗寝宫，攻击路线短；2、渡河就能绕过外城，方便跑路；3、靠近禁苑，离马厩近，同样方便跑路。

为了实现突袭的目的，这些刺客“夜伏于宫外”。唐代建筑颇喜用廊，这些带有遮蔽的墙，很容易成为刺客们利用地方。接下来，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城门的最佳时机，那就是晋王李治四鼓出门（一点到三点），前往拜谒父王李世民，宫禁必然开门。由于这种拜谒是日常活动，禁卫很容易松懈，一旦发动突袭，卫兵们又很容易投鼠忌器，可以说，时间点选在这个时候，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而天佑李世民，当夜忽起大风，晋王的拜谒没有如期进行，虽然阿史那结社率本身是禁军将领，具有值夜的职责，但是唐宫宿卫制度来自于军中，十分严密，将一夜时间分作甲、乙、 丙、 丁、 戊五个时段，每一个时段都涉及到人员的轮岗调换，因此结社率在精密计划有效期不超过两小时，一旦开始换防，加上天色一亮，这支几十人的行刺队伍暴露风险就剧增，因此他们更改袭击计划，开始直接冲击。

我们可以推论，结社率一行人，率先攻击了宿卫玄武门的其他卫士，这些同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刺客们突然杀死，掌握城门之后，他们留下少数人守住城门，其他人向李世民的寝宫冲去。由于寝宫距离太近，缺乏防御纵深，因此叛乱者一下子就冲到了很深的位置。他们选择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一方面在夜幕掩护，普通禁军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刺客们很可能利用了一个漏洞——在靠近天子寝宫的地方，唐代仪卫们很可能处于弛弓的状态，需要将弓弦上于弓上后，才能进入战斗，这也是刺客们引弓乱发的目的，让处于紧张中的卫兵无暇装弓。

史书记载这些人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直杀到了即将到达李世民寝宫的第四重幕，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唐行宫设帐幕，预设有古、大、次、小次、小等五种帐，到第四重幕可能是已经进入到宫门附近，距离李世民下榻的地方已近在咫尺，幸亏有一名叫孙武开的勇士，将混乱的士兵组织起来，刺客与禁军持续战斗了很长时间，眼看不敌，一行人才逃出玄武门，偷窃御马渡河，沿着河道山谷北逃，最后被反应过来的唐军捕斩而尽。

虽然皇宫难以突破。但唐代民居以土木为结构，屋内用木质的屏风木墙作为隔断，园林中有丰茂的林木，这些都为刺客提供了极佳的隐蔽空间，让刺杀愈加防不胜防。

《北里志》中曾记载一个执金吾军官王式，夜入平康坊三曲的倡楼玩乐，忽有一醉汉突入厢房，他因担心暴露便躲于床下，不多时又有一人持剑而来，一剑枭了醉汉首级，说道：“明日看你怎么再呵殿入朝呀？”，王式这才知道对方是冲自己而来，那醉汉是代他做了替死之鬼。

这样容易突入的建筑空间，导致位高权重的人，有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采用了狡兔三窟的方式来对抗刺杀。

天宝时代，奸相李林甫因为树敌过多，十分担心刺客，出入派步骑百人肃清街道，将陌生人隔绝在百步之外。对家宅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一方面在宅院内设置多重隔断和误导性空间，以石甃地是防止刺客挖地道行刺，就这样还不够，还经常变换下榻位置。这样森严的防卫，可见即便只是盛唐时代，刺杀的技艺已经精进到了何等地步！

类似的防刺客技术，在中晚唐更是得到了继承。晚唐名将高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淮南节度使，因与宰相有仇，担心刺杀，采用了乔庄女性，乔迁卧榻的方式来避免寻仇。而《聂隐娘》的作者裴铏，恰好就在高骈手下做官，很难说不是从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忆中，汲取了灵感。

当我们用——回廊、厢房、灯具、屏风这些极易被突入的元素拼凑出一个唐朝的夜晚，这个夜晚就很可能就属于刺客，并让人不安的。灯火与黑暗的交错之处，取人首级的刺客变将如约而至，你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来者何人……

写下这首不详之诗的元和朝宰相武元衡，正处在元和十年六月的前夕，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不得不提到关于他的，整个唐代历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场刺杀——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场刺杀的场面也排的上号。这场刺杀发生之后，寻找真凶的过程也扑朔迷离。当然，大多数指证都指向了元和时代的刺客大师李师道本人。这位精通特种作战的大师，结局并不太好，他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吓退力图削藩的元和君臣，反而因为自己一次次出格的刺杀行动，让自己变成了那只朝廷忍无可忍的出头之鸟。最终，他的军队被击溃于战场，他的盟友反戈一击于阵前，而他本人，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像一个assassin一样躲进了厕所……被发现后斩杀。

如同后来的刺客组织阿萨辛派因为过于张扬最终覆灭于堂堂正正的战场一样，李师道也同样覆灭于战场上的失败，战场上的小道也许有一些小用，但终究不能替代强兵富国的正道。

我们又回到了毛遂所提出的那个议题：以国家为胳膊的君主，和以匕首为胳膊的刺客，到底何者更为强大呢？

事实上，唐代历史上既有因为轻鄙身边人而身死魂消的君主，如安禄山（伪燕皇帝）。也有因为不遵牧守之道而覆灭的刺客，如李师道。

他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力量只在他胳膊的范围以内，总想试图把胳膊伸到长度以外的地方，就一定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