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自己去探望祖父母。他们的小区楼房不高，外墙颜色介于浅粉和浅橙之间。青灰色带纹理的瓷砖路面被雨水打湿，是南方春末那种小孩脾气的雨，可以在下一分钟放晴，也可以哭闹一整周。有某个电商平台的雇员在小区里做线下活动，展开暗红条幅和花花绿绿的招牌，引来撑伞的人和不撑伞的狗。我叩开门，见到祖父的面孔。他高而瘦，仿佛衬衫的架子，胡茬短而乱，旧银器的色泽。我一定是在俯视他，但他仍然显得与记忆中同样高，同样修长。他没有戴眼镜，两眼泛出墨绿与钢蓝的欣喜光芒。祖母在客厅，面朝祖父，两臂搭在身体两侧，似乎对他有所不满。见我进来，她便卸下防备，迎上来。屋内是熟悉的陈旧气息，是那种正在步入衰朽但绝不可能腐败的事物的气息。

我在玄关换鞋，但几双拖鞋都太小。祖父将他自己的拖鞋踢给我，换上另一双。我走进客厅，坐在垫了木凉席的软质沙发上，两手本能地在光滑的木片上寻找凉意。阳台的簸箕里晾晒着笋干——我怀疑它们能不能在雨天晾干。窗台上的泡沫塑料盒里栽着许多葱，我曾见过祖母做菜时直接割下几根，放在案板上切碎，洒入锅里。

祖父在沙发左侧的木椅上坐下，他似乎极少坐在软质表面上。祖母朝我面前的茶几上递了什么吃的，或许是橘子或花生，随后她说她要出门，回身转开门把手，悄无声息地离开。祖父和我对视，眼神温和，灰发梳得井井有条。他开口，但我不知为何听不懂任何一个字。

我在一间陌生车站抬起头，大概是地铁车站，装饰得颇为华丽，是那种古典的金色加上象牙白，有点像《艾尔登法环》里的王城。列车自右向左驶入，灯光在我面前明灭。某个人影在我右侧，是个女孩？一定是的。牵着我的手？依偎着我？我不知道，转身试图去确认。

于是我在床上醒来，胸口略有隐痛，几秒后，我察觉到祖父在去年秋天已去世。我没有缘由地痛哭，再掩面，除了不规则的呼吸几乎没有声音，眼泪冷却得极快。那时我才记起，人是会哭的。

我在去年深秋某个日出前被父亲的电话吵醒，匆匆下床，走出寝室接听，得知祖父在某时某分去世。我知道这天会来，也知道这对于所有人都是解脱：卧床一年的祖父，轮班照顾他的祖母、父亲兄弟几人。我没法回去参加葬礼，既因为疫情，也因为毕设。我一定是冷漠地挂断了电话，因为自己早已与祖父母疏远多年。在几千公里外，一颗心脏停跳，一个早已昏迷的意识沉入最后的黑暗，一具瘦骨嶙峋的遗骸即将被焚烧。

我在出生后的头两三年里，和父母、祖父母同住在城郊一间二层小屋里——说是城郊，其实整个县城也没多大。东边有一处不小的山丘，风经过时带上了苔藓和竹林的气息。每当暮色垂落，我就怀疑山林中不见天日的鬼祟正在苏醒、扩张。但祖父不畏惧它们，他会带着镰刀、竹篮和手电筒，沿着陡峭的土路上山，在月亮流过几片云影后返回，握着一束坚实洁净的白光。手电筒在我眼中曾有着奇异的力量。有电时，屋内开着灯；停电时，屋内点着蜡烛。手电筒则不同，它发出的光更接近电灯，又像蜡烛一样便携，却不带危险的火焰，仿佛被囚禁在金属外壳内的精灵。

我随父母搬进了城内。几年后，祖父母也进了城，把种菜的习惯也带了进来。有时父母都离家出差，便将我托管在祖父母家。我常带着笔记本电脑在书房玩游戏，祖父见到了，总是等待一会，而后耐心地劝告：“业精于勤，荒于嬉——嬉戏的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有时他戴着黑框眼镜，镜片玻璃和书房桌面上垫着的玻璃同样坚硬明亮。我也是从祖父口中首次听到武松打虎的故事。某个夜晚，他在橙黄的白炽灯光下抑扬顿挫地对我讲述，作出许多形象的手势，我只是着迷地听。他讲完武松如何遇到披着虎皮的猎户、将虎尸带走，停顿一会，坐在椅子内，合上眼，毫无声音地睡去。

祖父原本是富家子弟。父亲告诉我，那时祖父家中“有一斗一斗的银元”。他在建国后参军，侦察兵，在解放闽南某岛屿的战斗中立了功。祖母和母亲告诉我，祖父曾孤身一人闯入深山老林。复员后，他做了乡村教师，后来与同为教师的祖母结婚。母亲的某个同学提起他时，称他为“校长”。我不知他是何时养成了吝啬的毛病——据所有人的描述，他是在能吃饱饭时也宁愿饿着一半肚子的。父亲说，祖父在走山路为学生上课时，常穿着几近磨穿的旧鞋，无论如何都不肯换新的。我也屡次见到他从桌上一粒粒捡起饭粒、在家具缝隙里搜寻掉落的硬币。没有人喜欢他的吝啬，他仍固执地坚持。

祖父去世后，我对他渐渐有了新的想象：不仅是一个清瘦悭吝的老先生，不仅是戴着黑框眼镜、啰嗦着许多道理、铅笔字相当工整的退休教师。我描摹出一座阴郁的岛屿，解放军乘竹筏登陆，敌人据险固守。祖父攀在山岩上，逆向火光，提着缴获的加兰德步枪，全身不过十六发0.30-06步枪弹，查找暗堡，估算着炮火密位。他衣裤残破，满是泥土和苔藓，狼狈而孔武。彼时，手摇式手电筒还是昂贵的器械，军队在夜间用火炬照明、互相示意。退潮的海水忽地泛起金黄，一枚照明弹窜上高空，缓缓陨落，把藤曼和榕树洗涤为亮白色，那或许是祖父前半生见过的最接近烟花的事物。

父亲告诉我，祖父将我初高中每次考试的各科成绩和排名都编撰成册，帐房先生般细致。考得好了，他不说什么，嘴角微微带点笑意；考得不好，他会对自己嘀咕：“不用考那么高，没有关系的。”我在初中时每年见祖父不过六七次，高中则不过三五次，自然想象不出这般情形。我怀疑是否有人为H这样做。

H是我的老冤家。她家和我家有交情——我不知是怎样的交情。我和她是初中同学，因成绩过于接近，常被老师和家长拿来对比。结果是，我的分数往往更高，但将我俩作对比的成年人也常为她找补，比如她更“知书达理”、她待人接物更加成熟、她的字更好看，等等。我不太乐意被她超过，于是努力让分数更高一些。她去了一所很近的高中，我则去了一所很远的。

高考后，她是除了招生组外前几个联系我的人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在微信上收到巨量文字。她祝贺我考上理想的大学，还提起什么“乡情”，大意是想再见一面。我不太喜欢她的腔调，尤其厌恶“乡情”这个词。我拒绝相信自己有故乡。我大概和她隔着屏幕唇枪舌战了一番，而后不欢而散。父亲也不愿意我和这些老朋友有多少交集：我们的高中经历迥然不同，大学也在符号意义上有所差距。

我在大一的两学期恪守高中遗留的习惯：七点前起床、一有作业就立刻完成、时常留意同学在学些什么。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是我本科学得最好的两门课。我还是和几个初中同学吃了一顿火锅。白热蒸汽穿过刻意的暖黄灯光，食材随浓汤翻滚。桌上的众人似乎都与我有所隔阂，或者在我的臆想中，他们下意识地排斥我，就像兽群本能地躲避或驱赶白化个体。其实他们的学校都很好，有农大的、北航的，还有人不久就要去巴黎。H坐在长桌对面，我的右前方，戴着精致的细框眼镜。她在对外经贸大学读经管。回想起来，我似乎在扮演一个高考分数奇高的怪胎，一个从炼狱般的高中爬出来的恐怖分子。

我和另一个男生送H回学校。那男生有个异地的女朋友，H问起他俩的感情问题，语气里带着些微憧憬。我们在深夜抵达，H稍带尴尬地介绍她的校园，好像学校如此无聊而狭小是她的责任。我也的确讶异于贸大的面积：从一端走至另一端不过几分钟。许多灯光早已熄灭，H在宿舍楼前向我们挥手告别，影子晦暗不清。

不久后，我通关了《黑暗之魂3》。看着结尾滚动的制作人员表，我无比确定，自己这辈子必须做游戏。我开始学Unity和UE4。

学校恰好有近水楼台。有个挂在美术学院名下的双学位，名字大概是“数字媒体”或“数字娱乐”，具体内容基本都和游戏相关。我信心满满地申请，面试时带上了跟着教程做的简陋Demo，结果落选了——这是我大学期间最大的幸运。

不甘于落选，我开始旁听，每周六都踩着自行车去美术学院呆一整天。双学位一共只招二十人，我难以混入其中，只好一开始就向老师表面自己的身份。课程设置相当杂乱，有3D建模、有平面美术、有游戏心理学、有游戏编程。只有两位老师的课我听得颇为认真：龙老师和A老师，都在业界有过许多年的工作经验，讲课举重若轻，仿佛说相声。

和双学位的二十个“嫡系”学生呆久了，我渐渐心有不平。他们的游戏经验、对游戏系统的理解水平都参差不齐，也有不少人是单纯地为了好玩才报的双学位。但我能够毫无顾忌地逃掉赶鸭子上架的美术课，而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忍受漫长的折磨，这又令我暗自庆幸。

我和双学位的决裂发生在游戏编程课上。当时的企业讲师只顾交差，无意教学，小组作业的队友也漫不经心。我不乐意把自己搭建的游戏原型交给这些人，从此再没有去过美术学院。我猜测，那时我的心情类似于一个保护自己女儿的父亲。

被我“救下”的游戏原型叫《Torchman》。玩家在其中扮演一个二维平面上的小光球，带着一支手电筒，手电筒的白光照过不同的滤镜，或者说玻璃，就形成了各色光线。红光对红色敌人有效，蓝光对蓝色敌人有效，以此类推。我喜欢她的简单和纯粹，我相信这不只是父亲对孩子的偏爱。

《Torchman》的姐姐是《Wireman》，一个双人合作游戏，两人利用从自身射向伙伴的激光和镜面反射的次级激光消灭敌人。2021年5月，我和共同开发的一位前辈把《Wireman》送上了核聚变嘉年华。那是我出生以来说话最多的两天。会展中心的空气喧闹明亮，我守着一对对玩家在我们的展位上来来去去，随他们一同欢笑。我开始相信，人不是活一生，而是活在某些时刻。

第二天展会即将结束时，我离开展位，去不远的书摊买了一本挂念许久的《动物帝国》。恩基·比拉的画面浩瀚瑰丽。我收好电脑，和前辈走出会展中心，向他告别，坐上出租车。人潮来回拥挤。夕阳是纯金的色泽。我以为自己会哭泣，我的眼眶也的确湿润了，但情绪并未失控。

我期望H能来核聚变，但她忙于课业。如果她在我身边，或许整场核聚变都会有所不同，或许夕阳的色彩都将略有差异。

我和H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着联系，尽管时有中断。H是这样一种人，不对，一个人：她的眼睛会让你怀疑自己之前是否见过眼睛，就像你见过太阳、星空、水银灯和霓虹灯，却第一次见到满月。也是和她在一起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嘴笨，找不出话题。她喜欢王家卫和张国荣，我向她推荐了《老无所依》。她提过不止一次，她喜欢二胡，甚至想过去报音乐专业。我和她去了一次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春天在她身后怒放。返回后，我们终于就之前“乡情”引发的争吵冰释前嫌。

寒假前，我和H去北京环球影城。空气干冷，刮过皮肤如同砂纸。她毫不掩饰自己有多怕冷，裹得十分厚实。她在过山车上清脆地呐喊；我则死死抓着扶手，发不出声音。我们逛了大部分项目，她尤为喜欢变形金刚区域的“火种源争夺战”。我告诉她，我将去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工作，并问起她的考研情况——她想去上海财经大学。H避重就轻，说一切随缘，大不了二战。

在返程地铁上，她已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我和她先是在车厢两侧相对而坐，之后她起身，坐到我身边。列车加速或减速时，她的身体便贴紧或远离我。不知多久后，她抬起眼，极礼貌地问：“我能靠在你肩膀上吗？”我点头，她像个瓷娃娃似的靠上来。我怕惊醒她，丝毫不敢动，望着车窗外的纯黑隧道和车窗倒映的她。我一定是在憎恨什么，或许是自己虚假孱弱的人生，或许是被强加于自己和H之间的隔阂，或许是她令人不适的礼貌。到了换乘站，我犹豫几秒，唤醒她。那几秒过于漫长。

我送她到贸大校门，她则要送我上公交。夜色冷清，带着汽油和水银的凝重气味。站台上光线昏暗，但我知道H戴着口罩——如果她没戴，我或许会亲吻她。公交车进站，我仓促地拥抱她三秒。隔着厚重的衣物，她的体积难以触及。随后我落荒而逃，跳入车门，奔向深处。

祖父不知道我会去游戏公司。他在我刚上大学时就已老迈不堪，只是叮嘱我：“我们去上大学，是为了好好学习的，不要搞那些男女关系……不要谈恋爱……”祖母和父亲在一旁忍俊不禁。如果他得知长孙的工作可能让人“荒于嬉”，只怕又要发表不少意见。不过世事本就难以预料，我们都在管中窥豹。我不曾料到2022年的北京疫情、核聚变延期——《Torchman》本要在今年的核聚变展出；我也不曾料到H的考研需要明年二战。

梦见祖父和地铁的前一夜，我收到了H的回应——我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感受，并承诺会在上海等她；H感谢我的真诚，希望能对我有更多了解。于是，我开始向她讲解游戏，以她熟悉的《摩尔庄园》为例阐述MMORPG的基本逻辑，解释MineCraft为何是游戏界的奇观，等等。此前，我已将自己写的许多篇故事发给她。若非因为她，我怕是也不会写这么快。

我把《动物帝国》寄给了她。如果今年核聚变如期举行，如果她能来，我大概会在现场另买一本送给她。

为什么是H？我自己给不出答案。D认识我和H，我向她提起此事时，她如此回答。

“她是你的乡愁的象征。”

我立刻反击，“我没有家乡，哪来的乡愁？”

D不再争辩。

我终究不是个好父亲，《Wireman》和《Torchman》依旧停留在未完工阶段，像一对长不大的姐妹。有时，我点开《Torchman》的最新版本，操纵着手电筒在简洁的纯色几何空间射向固态黑暗，明白她是何等简陋又残缺。我怀疑自己做游戏的动机也不太纯粹：不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作品，也是为了逃避某种狐假虎威的符号对自己的砍伐、挤压，为了拒绝成为自己被训诫成为的泥像木偶，为了否认我和H之间莫须有的沟壑。

或许人从来都无法为别离作好准备。祖父在凌晨的病房停止呼吸，几个月后，他的长孙泣不成声。H也不会料到，我下一次拥抱她将是至少一年以后。我们常不由自主地幻想一次隆重庄严的分别，唱着骊歌，劝君更进一杯酒。可我们往往连挥手都来不及，只能在暮色下朝着盘山公路的远端挥舞手电筒的光束，期盼着渺茫如星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