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距今6000年前，中国这片土地上点燃了文明的火种，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明竞争与实践，在文献未能记录的岁月里，这里诞生了人类文明中几乎所有的制度类型。最终，由黄河中游的一支，战胜了所有其他制度类型，以中央集权与家国天下的方式，成为了中国绵延至今的主脉，变成了如今的我们。

而这些信息的来源，绝大多数都依靠着这100年以来，中国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才真正被发掘出来，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谱写了一曲璀璨华章。如果没有考古学者们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和波澜壮阔的一场政治实践，将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是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积淀的，是历史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文明制度来到中国的土地上，最终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改变其原本的样貌，巩固和加深中国文明的稳定程度。

人类文明的牌桌上，对手永远在轮换，唯有中国从未离席。

西方社会因为比其他世界地区更早的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而能够对于其他地区进行殖民和迫害，这使得西方社会一直以来用“文明国家”来自居。他们宣扬自己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并且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自己不光现在先进，古代同样先进，甚至从人类文明起源的初期，就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

因此在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学者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进行着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掠夺行为，但是他们绕不开一个漩涡，就像西方哲学家们都无法解释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西方学者们心目中完美的代表，他们穷尽想象，将中国塑造为一种社会制度成就的丰碑。不过当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派传教士和官员来到中国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除了完美形象的崩塌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学者们以西方中心论所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根本解释不了中国。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一位到过中国的学者们，都无法完整的描绘中国，就好像那是一个漩涡。而在历史学者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同样遇见了这深不见底的漩涡——他们无法解释。

在华夏大地上沉睡着大量四、五千年以前的遗迹与遗物，这些东西从未在任何文献上出现过，如果不是被发掘出来，甚至都不被人所知晓。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早已遗忘了这些东西的历史，这让西方人感到惊讶甚至恐惧，他们迫不及待地为这些遗物寻找来源。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安特生，这位瑞典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仰韶、殷墟、马家窑等文化遗址，震惊了世界史学界。他们不敢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堪比古埃及的古老文明。而且这个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从殷墟当中发掘出的甲骨文，竟然到现在还能被中国人释读。

就连发掘者安特生本人，都无法相信这一点，于是在研究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彩陶后撰写的相关文章中，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北，气候宜人必有人类的栖息，当时还没有发现是因为华北原有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迁徙频繁，少有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彩陶扩张的同时，也可能导入了高级农业技术。

“中华文化西来说”在当时广泛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广泛接受，时至今日依旧有这一学说的拥趸，以及类似学说的变种在流传。

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许多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一切，最终思想也倒向了西方的情况下，“中国西来说”也一度成为主流。好在中华大地上有识之士，在这危难之际，涌现出一批学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胡适、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站出来为中国文明史著书立传，发表文章驳斥那些荒谬的纯粹为西方列强发声的说法，守住了中国文明历史的话语权。

其中，傅斯年带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个时局动荡战乱不断的年代，发掘出一大批中国早期文明重要遗址，殷墟、二里头、仰韶等文化，都狠狠回击了西方对于中国文明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言论。

而这些遗址直到今天，也是我们探究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与发展的重要地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一批考古人前仆后继地投入到了对中国文明的发掘与研究当中，一项又一项振奋人心的研究成果揭示着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

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考古学家的艰辛努力，中国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五千多年瓜瓞绵绵的中华文明，走过了多元一体化的道路。

而什么是文明，这个问题其实在史学界一直具有争议，因为文明的形式是多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能够衡量所有的文明。直到1968年，一名名叫格林·丹尼尔的英国考古学家写出了一部畅销历史读物《最初的文明》，其中提出的“文明三标准”被后来的考古学家慢慢接受，成为了衡量人类早期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

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

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

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

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

不过随着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家们发现不同地域的文明发展方式不同，这三条标准并不能囊括所有的文明类型。比如南美的印加文明就曾经非常辉煌，他们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马丘比丘，大量的巨石建筑以及精美的雕刻。这无一不证明着印加作为人类文明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这样辉煌的文明本身却并不具备普及的文字，而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与殖民，印加文明也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再比如日本，日本的文字是公元五世纪中叶从中国引进改良的，在此之前，日本根本就没有文字，但是社会也已经复杂化到了邦国时代了。

因此至今关于古代人类文化到底怎么才算文明，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由于西方世界较早的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他们的历史学者们把持着对于其他文明历史的解读主导权，这也导致许多西方中心论基调的历史研究充斥在学术场上，其中对于早期中国历史的释读方面尤为严重。

因为中国文脉的延续性，中国许多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文物都可以在后世的器物发展上找出脉络，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先生创立的“区系类型”说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所谓“区器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独有的研究分类方法，是建立在中国文脉延续性上的研究方式。通俗来说，就是“照着孙子找爷爷”，由已知推未知。

在中国的商周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陶器，都与更早期“传说时代”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陶器有着明显的承袭关联，从装饰纹样到器物形态，可以清晰地整理出一条发展脉络出来，因此“区系类型”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这也事实上推翻了“中国西来说”这种学说。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者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又提出了新的学说，并且这种学说占领了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只有一种观点，那就是“黄河中心论”，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强调黄河流域在文化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夏鼐先生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系统认识，认为中国文明是在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海岱地区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因素而形成并连续发展的。显然，夏先生的论断依然属于“中原中心论”的范畴。

1968年，夏鼐先生《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的发表后，终于在“中原中心论”主导的学界撕开了一个口子，让考古学者们开始重视起这个一直被他们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过去学界一直没有对于“文明”一词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而夏鼐先生的文章中对“文明”一词的理论阐述，实际上同时也阐明了开展中国文明研究的主要目的，即研究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过程，国家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

这篇文章对苏秉琦先生给予重大启发，他凭借自己多年研究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框架及成果，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框架，快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理论构建。他充分看到西辽河流域、环太湖地区、海岱地区、晋南地区有关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考古新发现所获得的重大突破，认为以往的中国文明“中原中心论”存在着忽视其他地区文明起源成就的问题，于是明确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模式，开始跳出“中原中心论”的苑囿。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理论，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将中国各地文明起源考古探索推向一个高潮，同时成功地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道路模式，深深植根于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的心中。

按照苏秉琦先生自己的表述，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与模式核心框架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社会转变的典型道路是古文化-古城-古国；其二是国家起源发展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其三是国家形成的三模式是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尽管不少学者认为苏先生关于“方国”、“古国”的定义缺乏明确的理论界定，对于国家形成的三模式认同程度不高，但是苏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模式的理论思考，给学界以极大的启发。古国名词的使用，十分广泛，许多中国学者愿意用“古国”取代“酋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话语体系。

严文明先生集成和深化了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说，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推出了“重瓣花朵”说，此学说在重视中国史前文化多元的同时，突出强调中原地区的核心性与先进性，构成“花芯”，其他文化根据其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构成围绕“花芯”的重瓣花朵格局。

这一文化格局对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影响。中原地区易于受周边文化的激荡与影响，同时吸收周边文化先进文化因素，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相互作用圈”的理念，张先生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中国史前文化开始形成“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中国历史文明的基础。这个可称之为“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北自西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三角，东自海岸，西至甘青、四川。一个相互作用圈并不是作为行为单位的文化的相互作用，它实际上是社群与社群之间在一个很大的相互作用层次分级结构体内的相互作用如接触、讯息、货物的交换以及冲突等。

尽管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形成时，尚未迈进国家的门槛，但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相互作用圈里的每一个区域，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文化社会变迁走向一个复杂并且分级到可以使用文明这个称呼的社会。

李伯谦先生则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古国-方国-帝国三段论的基础上，深化和明晰了三个阶段的分野，他认为“古国”已经是国家。但是考虑到词义的对称和“方国”的实质，他主张用“王国”替代“方国”，最重要的标志是强制性权力的膨胀和暴力的使用，所以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到王国阶段。夏商周三代是王国阶段的高级发展阶段。

李伯谦先生同时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神权模式包括红山文化以神权为主的国家，良渚文化是神权、军权、王权结合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灵宝西坡为例）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只有仰韶古国最后“修成正果”，产生了与文献所谓的“尧”有关的陶寺文化（王国）和与“夏禹”有关的河南龙山文化（王国），王权与军权被一以贯之。究其原因，王权国家比较务实，始终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致延绵下去；神权国家神权高于一切，宗教狂热使整个社会走上了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致崩溃。李伯谦先生总结认为，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因环境、传统、受异文化影响的差别，自己所遵循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也可能是不同。

上述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的几种主要观点，都各具自己的侧重视角，也分别有各自的道理。综合各家理论观点的合理内核，结合对中华文明与中国文明概念异同的理解，我们提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确实走的是一条多元一体的道路，重瓣花朵也有一个中原花芯，那么一体化的核心在中原“花芯”当中形成，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

中国，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更是一种文化，英国专家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句话被当今互联网社会广泛接受。

但是这种社会共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饱含中国人近代的迷惘与屈辱。自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庭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一批有志之士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中，抱着为国为民的心态去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在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璀璨与辉煌所折服时，也对于中国文明提出了质疑。

中国文明真的是落后文明吗？这种质疑深深的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明的自信心，但是，并非所有人失去了希望，正是这些从未失去希望的人，孜孜不倦的在华夏大地上耕耘着，研究着我们祖先的历史，补全我们民族的记忆，用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由你我谱写新的中华文明多彩华章。